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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陆前高田市一个避难所前，一名儿童和大人一起跟着志愿者做广播操。地震海啸给人们带来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但只要看到孩子们充满朝气的笑脸，就再一次充满希望。记者 季春鹏/摄

人们在目黑川附近赏樱期间举行义卖活动援助地震灾区。记者 蓝建中/摄

    长达20年的经济低迷，让日本年轻一代变得敏感而脆弱。当“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灾难”突然降临这个国家之时，这些娇生惯养的年轻人能否肩负起重建家园的重任？

　　考验

　　在东京北部崎玉县的难民中心，18岁的长束恒宇(音译)正排队领取救济衣服。他神情严肃，忧心忡忡。他家位于福岛附近的双叶，在3月11日的地震中化为一片废墟。由于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情况日趋严重，连日来他辗转于数个避难所，疲惫不堪。
　　但对他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他担心的是自己刚刚高中毕业，学校却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在这个非常讲究仪式的国度，“毕业典礼标志着我们长大成人，从此步入社会，”长束恒宇说，“可我没法开始我的未来，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腾飞之后，日本陷入长达20多年的经济泡沫。当这个高技术的后工业化国家在漫长的经济衰退中挣扎时，它的年轻人也慢慢变得衰老、憔悴。
　　针对年轻人过度消费和大批失业现象，日本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名词，足以编撰一本厚厚的辞典。比如，“飞特族”，指15岁到34岁之间没有明确职业目标、随性打工、经常失业的低收入人群；“宅人”，指脱离社会、把自己长期关在家里、焦虑不安的年轻人；“草食男”，指生活态度被动、注重自己形象更胜于事业的小伙子；“寄生客”，指一些年轻人即使拥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也要赖在家里，与父母同吃同住，以便节省一切开销，将所有收入用于满足个人的各种欲望……
　　如今，一场导致上万人死亡、失踪、36万人无家可归的灾难，让这些娇生惯养、脆弱敏感的年轻人面临新的考验。

　　团结

　　长束恒宇暂时避居的难民中心位于崎玉县超级竞技场，那里原来经常举行摇滚音乐会。自地震后，当地年轻人又一次聚集在这里，却是为了另一个原因。
　　早晨9点半之前，难民中心已经接受了500多名志愿者，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另有1500名准备第二天再来“碰运气”，看是否有机会提供帮助。
　　18岁的石井正行幸运地得到一个做志愿者的机会。他笑容满面地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60岁”。他的一个朋友也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妇女”。这个二人组合的任务是协助组织60-69岁的妇女难民去进行每日一次的洗浴。
　　“有人抱怨日本年轻人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石井正行一边跺脚取暖，一边说，“但真正危险来临时，我们愿意提供帮助，不只是出钱，而且付出实际行动。”
　　诚如石井正行所言，地震发生之后，无数年轻人加入志愿者队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些有社会工作经验的人还帮助难民寻找失散亲人，协助救援工作。
　　在东京的涩谷区，一名自称是“飞特族”的年轻人田中光和他浓妆艳抹的女朋友对记者说，为了节约用电，他们将家里的暖气关了，还向灾区捐了款。田中说：“我知道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想尽我所能做些什么。虽然现在的日本到了晚上有点黑，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会变得光明。”
　　历史往往如此：因为不测之事而让社会态度发生根本改变。东京同志社大学经济学教授林利彦说：“就日本而言，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并不足以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但这次危机不同，它是催化剂，终将改变日本。”

　　现实

　　上个世纪，日本曾两次从废墟中重新站起。一次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14万人丧生；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300万人死亡，许多城市毁于美国的轰炸。而面临今年的大地震，目前还很难预言，日本的年轻人能否肩负起振兴国家的重任，因为他们面临诸多问题：近1/10的年轻人失业，近1/3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更多人只能打零工。
　　即使在灾难发生之后涌现出许多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年轻志愿者，他们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组织指挥救灾物资的供应和分配。然而，今天的日本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政治家和官员。“现在的情况是，有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该做什么。但凡有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就会听从指挥，努力工作，”东京志愿者山本鲇上说，“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政治舞台上有一个人站出来。”
　　美国《时代周刊》说，日本首相菅直人只是为3月11日大地震贴上一个标签——日本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灾难，从此便从公众面前消失。之后，他将重建任务交给行动缓慢、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面对这样一个政府，不难理解为何1/3的日本年轻人从未参加过投票：因为他们根本不屑于去投票。
　　不仅日本政客官僚反应迟钝，连日本工商界也染上这种通病。政府官员退休后，常常任职于企业高层，这些企业通常是他们当官期间负责管辖的企业。东京电力公司正是政府与大型企业间这种微妙关系的受益者。在此次核泄漏危机中，它因没有及时通报事故进展而饱受批评。

　　希望

　　但不可否认，日本社会的确因此次地震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东京，38岁的谷山酉次郎通过“脸谱”网站组织为地震捐款。这个有时主持电视娱乐节目的年轻人正积极备战东京都知事选举，他讽刺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一只食古不化的“恐龙”。
　　谷山酉次郎在国外长大，主张日本应当更多地拥抱世界，体现国际主义色彩。他注定不会赢得选举，因为选举规定，禁止采用互联网手段开展竞选活动，而他的支持者基本上是“网络一代”，但他至少喊出了年轻一代的不满和愤怒。“日本缺乏生机勃勃的领导力量，任由我们在大洋上飘零，”谷山酉次郎说，“年轻人不得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受够了。我要打破这陈旧的体制。”
　　年轻一代真的能改变日本吗？如果他们真的有意担此重任，首先应当清楚地认识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从未参与投票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安达健太郎说：“地震之后，我们中有很多人第一次感到充满力量。我的朋友中，很多人以前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现在却在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这股力量究竟能维持几个月，还是几年，没人知道。但即便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也显示出这种令人鼓舞的积极迹象。刚刚初中毕业的金泽井多来自被海啸吞没的小镇气仙沼。他和家人现在一个避难所临时居住。为了打发时间，他当了一名志愿者，帮助打扫避难所卫生。“只要我们有事做，就会忘掉悲伤，”这个两颊红润、肩膀宽阔的男孩说。
　　对于金泽和他的同龄人来说，生活中还有很多事值得期盼。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他和两个朋友一起去另一所学校查看地震前举行的中考的成绩。看到三人的分数都超过了各自选报的高中录取线，他们击掌欢呼。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灾难或许还会延续，但生活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