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德课题举世瞩目
“中国的汽车工业”、“日本的高科技”、“俄罗斯的核心力量”“南朝鲜与北朝鲜”等重大课题都被囊括其中
回顾过去，兰德公司不仅帮助美国政府制定宇航计划，而且为建立当今的因特网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们设计、组装了美国国内最早的一台计算机，发明了使用于因特网发展需要的电信技术。
兰德公司属全能型智囊团，它不但研究科学技术、社会学、经济学，还研究军事学和政治学。如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会谈等这样一类重要的国际会议，兰德公司的成员也被派担任现场顾问。在中美建交问题上，也是由兰德公司成员惠廷与理查德·索罗门经过仔细分析后向总统提出了方案，并研究了技术细节和日程安排，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起过重要作用。后来他俩都被聘到美国务院任职。目前兰德公司有100多人参加美国各级政府的120多个常设委员会的工作。
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从1960年到1968年一直是兰德公司的顾问。他于1965年赴越南考察，评估“越战是升级还是撤军”。回到美国后，基辛格在向总统汇报工作之前，首先到兰德公司作了越南之行报告，经过兰德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研究，正确预测了越战的走向，美国政府因此做出了从越南撤军的决策。
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举世瞩目，每年约可提供400份左右研究报告中，70%是机密的，30%是公开的。这些报告中，有“中国的汽车工业”“日本的高科技”、“俄罗斯的核心力量”、“南朝鲜与北朝鲜”等重大课题。
兰德公司在1970年创办了兰德研究学院，它是当今世界决策分析的最高学府，以培养高级决策者为宗旨，并颁发了全球第一个决策分析博士学位。目前，其学员已遍布美国政界、商界。正如美国《商业周刊》评论文章所说：“美国商业成就的背后闪耀着兰德智慧的荣光。”
研究中国也为中国研究出力
曾为海南省、天津市和江苏省进行过专题研究
兰德公司研究中国的选题随着中国政局的演变而变化。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是兰德公司研究的重点，在1960年到1964年关于中国的29篇论文中，有14篇涉及中苏关系；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台湾问题和中国领导接班人等问题又成为研究重点;中美建交后，兰德公司又开始研究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地位、中国的人口政策和技术转让等问题。这些研究结果无疑是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从兰德公司研究中国的内容看，开始主要侧重于政治和军事，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才转向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和社会等领域。
近些年来，兰德公司在继续研究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外，还加强了对中国经济、科技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国能源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增长模型、技术引进和技术交流、中国保险业等研究，都是兰德公司新的战略调整的反映。
过去，考虑到安全等因素，兰德公司一般不为其他国家服务，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兰德公司打破了这一禁区，已开始为其他国家进行研究。另外，随着中美两国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兰德公司也开始为中国的一些单位进行研究。他们曾为天津市和海南省、江苏省的一些部门进行过专题研究。例如，为了迅速地发展海南省的经济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他们曾为海南省提出了改组财政系统、改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方案。兰德公司还将海南经济特区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经济特区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提出了发展海南经济特区的一些有益建议。
我们应采取“拿来主义”
我国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若干像兰德公司那样大规模的综合性的信息服务研究机构
兰德公司对于我国金融研究的启示作用正在日益显现。我们是否应该像美国人那样研究金融？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先采取“拿来主义”，之后再采取“扬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业发展道路。我们得到的初步启示是：
首先，我国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若干像兰德公司那样大规模的综合性的信息服务研究机构和一批产业化的经济和金融研究机构，以应对今后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
其二，我国需要培养一大批高级的金融和经济方面的研究人才，这些人才不仅需要掌握国内的金融工作，而且需要掌握国外的金融工作。国家应该采用特殊方法重点培养一批高层次人才。例如，对于从海外招聘的金融人才进行甄选，有重点地培养一批，使他们尽快熟悉国内的金融工作。对于国内高层次金融人才，需要派送到国外进行培养。
第三，我国应该抓住金融信息化的契机，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以利于今后扶植建立一批金融研究机构。例如，设立一些基金会来资助建立金融研究机构。
（作者：刘静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信息管理系信息资源管理教研室；王艳，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