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再是迁徙的“候鸟”，他们携妻拖子，使尽浑身解数，渴望能在城市寻一片遮风避雨屋檐。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个典型群体。记者近日调查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与父辈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举家”外出务工，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对土地依赖性降低，“移民化”倾向日渐明显。

    分城市新生代和农村新生代两大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认为，根据流动程度大小，可将农民工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类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第二类是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时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比如春节返乡，他们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住地；第三类农民工是间歇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然兼顾农业生产。目前，第二类是农民工的主体，而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类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
    据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分析，由于成长经历和环境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可分为两类：第一是在农村出生长大、走出去城市务工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第二是自小跟随父母一起外出、在城市成长、学习，成人后留在城市务工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农村新生代和城市新生代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农村新生代来说，城市新生代更熟悉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已经产生了疏离感，由于成长环境在城市，他们的参照系是城市同龄人，其不平等感、被剥夺感会强烈一些，心理预期和现实状况落差较大。农村新生代参照系是农村同龄人，被剥夺感相对较弱。
    不管是城市新生代，还是农村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职业选择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改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缺少像父辈们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恋土意识”，由于长期受到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观念影响，对家乡农村和农业的依恋在减退，不愿甚至无法回归农村。尤其是城市新生代，他们生活方式和习惯已经基本融入城市，虽然明知自己户口还在农村，但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成城市人，不再习惯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
    22岁的刘坤是安徽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青龙村人。他现在上海市闵行区经营一家渔具店铺。他10岁时跟着父母来到上海，先是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随后进入一家职业技术学校。离家10多年来，他回安徽的次数累计只有三四次。“我户籍还在村里，但村子位置我已经记不清了，村里人我认识的人少。我连说话口音都变了，阜阳方言我讲不好了。”他说，父母每次催他回老家看看，他都不乐意，不习惯农村乌黑的夜晚和不便的交通。在他周围还有一些年轻人和他一样，从小就跟随父母外出，有的五六岁就到了上海。

    “移民化”倾向明显

    刘坤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安徽太和县的女孩。他说，两人恋爱关系确定后，会一起在上海发展，从来没想以后会回农村老家长期生活。在上海，不仅有很多象刘坤这样的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还有越来越多的在农村长大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安家。
    江苏省农民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曹炳泰说，在近期一项青少年农民工调查中，15%的青少年农民工表示，不管未来如何变化，一定要争取留在城市发展，不愿意再回到农村。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该调查还显示，25%的男性、35%的女性全年都没有往家中寄过钱，这说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争取从经济上解放自己，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过上城市生活，而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往农村。
    李中是一名在城市定居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典型。他来自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结婚前，他一直在上海的一家模具厂打工。2000年，他在家人的张罗下和同村女孩魏萍结婚。在村里办了婚宴后，夫妻两人就一同来到了上海继续打拼，李中在工厂上班，魏萍开了一家门面经营服装生意，一般每年回家一次。2003年，两人有了孩子，便把老家的父母接了过来，两人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记者调查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外务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季节性、流动性较强的务工形式相比有所改变，表明农民工流动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以在原籍务农为主、农闲时节外出务工的季节性流动，转变为以外出务工为主、以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全年性、多年性流动，乃至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形式，原来的以个体劳动力为单位的劳动力流动形式转变为夫妻两人同时外出甚至携带子女前往劳动力输入地的形式。他们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在现居住地稳定居住的持续时间逐年增加，返回户籍地老家的次数减少，融入现居住地的趋势比较明显。这一系列现象表明越来越多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举家外出务工，“移民”化倾向渐趋明显。

    对城市公共服务渴求迫切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以个体为单位的劳动力转移，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以户为单位的转移形式。这种“举家迁移”的方式，决定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对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落户等方面的愿望极为迫切。他们希望能得到更多尊重、公平对待、平等权益以及实现自我价值。
    尤其是子女教育问题，更是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渴求。魏萍告诉记者：“孩子一出生就在上海，现在已经6岁了，最头疼上学问题。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差，但本地学校报名必须持房产证才行。最烦神的是高考，我们户籍都在老家，难道还得回去上高中么？我们两口子都在上海，孩子一个人回去咋办呢？必须得一个人放弃工作回老家陪读。”说起孩子的教育问题，两口子连连叹气，他们的收入虽然可以满足在上海生活，但是要买一套房子，远远超出了他们承受的能力。
    子女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制度阻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会倒逼新生代农民工返流。这种返流是城市化水平的倒退，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一些农民工输入地政府正在试图破解这样的难题。在教育方面，江苏昆山市教育局规定只要能证明其父母在昆山有稳定工作、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均可进入政府制定的公办学校就读；在落户方面，公安部门规定，在昆山购买80平方米以上的房产满3年、连续缴纳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3年以上或与企业签订有劳动合同的外来务工人员，均可在昆山市落户。据了解，每年约有1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在昆山市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