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个别国家拟制定包含“碳关税”条款的法案，有的国际组织也提出“碳关税”可适用于国际贸易规则，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7月3日就此发表谈话指出：中方一贯主张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但部分发达国家提出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做法，违反了WTO的基本规则，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碳关税”成贸易保护最佳借口

    记者了解到，“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早在今年3月中旬，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美国众议院科学小组会议上就曾表示，为了避免美国制造业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美国计划征收进口商品的“碳关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明说，当前形势下，这一关税政策带来的隐性壁垒———绿色壁垒不容忽视。他解释说，绿色壁垒是指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凭借自身先进的环保技术，利用国际社会对环保问题的广泛关注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日益增强，通过刻意提高贸易关税如“碳关税”和非关税如环境标准等手段，阻碍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从而保护本国市场的贸易形式。
    雷明告诉记者，“碳关税”的提出，是想依据发达国家在新能源技术及产品方面的优势，选择将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部分转移至新兴的经济体。一方面从中补偿自身在此次危机中的损失，另一方面借机完成对碳排放产业的革命，从而成为全球这一产业的绝对上游，成为产业主导者、规则缔造者、定价权控制者。
    他强调，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只能通过技术引进、准入规则、低水平复制，接受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奴役。这对中国来说，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各个产业特别是造纸、钢铁、水泥、化肥以及玻璃制品业的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此，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缪荣博士也深表忧虑。他说，从现实利益看，“碳关税”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可能会得到一些发达国家支持。
    缪荣说，现在全世界都遭遇了百年难见的危机，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世界银行最新的报告显示，20国中有17个国家在最近新增了贸易保护条款。对一个有任期的理性的政治家来说，追求“负责任”的国际声誉的紧迫性远远比不上解决国内失业、经济萧条等现实问题。
    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在WTO框架内难以找到合法的依据，而“碳关税”作为一种创新的手段经过包装似乎有这种可能性。另外，从经济利益看，“碳关税”照顾到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利益，能够取得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默认和支持。

    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公平

    “碳关税是非常不公平的做法。”上海交通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曦说，我们是“世界工厂”，为发达国家生产最终产品。现在发达国家既使用了最终产品，避免了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还要对发展中国家征收“碳关税”，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向来主张贸易问题和碳排放问题是两个不同体系的问题，应该分别公开来谈判，而不应把二者放到一起。
    王曦指出，“碳关税”不仅违反了WTO的基本规则，也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一责任就是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大的责任，按照更大的责任来衡量，“碳关税”是与之相违背的，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利益。此举只会扰乱国际贸易秩序，引发贸易战。
    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当前我国碳排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贸易、投资、国际产业转移引起的，由于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把这些高污染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品最终出口到发达国家，污染却留在了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是污染者买单，消费者也应该买单。
    “发展中国家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增加碳排放，发展中国家排放量是很小的，而且在节能减排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王曦说。
    缪荣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碳关税”是发达国家体现经济霸权的一种新形式，放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看，将是“头脑国家”对“躯干国家”的一种新的掠夺模式。

    专家建议积极开展“环境外交”

    对于如何应对类似的“碳关税”问题，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也给出了建议。缪荣博士说，中国最根本的应对手段是可持续地扩大内需，减少出口依赖度，特别是高耗能产品的出口依赖度。
    短期看，应该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加强对国际贸易规则的研究，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适时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新主张，通过国际协调机制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另一方面积极履行国际减排义务，加快发展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
    雷明建议，中国应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加强同国际社会就“碳关税”等问题的沟通，积极参与包括“碳关税”在内各项国际环境公约和国际多边协定中环境条款的讨论和谈判，将我国国情及具体问题纳入讨论和谈判范围，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动成为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制定利于多赢的新规则，使我国从一开始就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突破壁垒，为企业生存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