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跨行取款的成本大幅提高。有媒体近日报道,在广东、天津等多个地方,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已将同城跨行手续费从每笔2元上调到4元。而广发行等部分股份制银行也计划从本月开始正式上调这一手续费。 区别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收费服务类项目被看成为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而随着国内银行对中间业务重视程度的提高,包括跨行取款手续费在内的各种收费近年来也是水涨船高。但与此同时,消费者却鲜见与收费对应的银行中间服务质量同步跟进,并且由于银行体制内的垄断因素,而难逃被动接受涨价的弱势地位。公众的怨言让每次银行收费涨价都备受争议,也让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陷入两难之中。在市场经济中,只有交易双方充分博弈才可能产生合理价格,银行需要壮大业务而公众需要信服的理由。就此而言,我国银行业亟待打破垄断及背后的“价格联盟”,让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绩效,才能够让收费更加合情合理。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银行在单方面提高中间业务收费时,往往都会将缘由推到“成本”身上,本次银行提高同城跨行手续费标准也不例外。按照银行的说法,归结起来围绕跨行手续费的成本有二:其一,银行认为,随着网点扩张增加取款机数量需要成本,维修、更换ATM机也需要资金投入。简言之,就是提高取款服务水平的成本应由消费者来埋单。其二,银行业内的行规是,发卡行对每一笔跨行取款业务须对外支付3.6元,其中0.6元支付给银联,3元支付给受理银行,银行认为这笔“重负”应由消费者承担。 表面看来,“成本收费论”的逻辑似乎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却经不起认真推敲。就前者而言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一般而言企业设备规模越多越大,按道理应该是边际成本越低,平均成本也将被摊薄。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网点最多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却成为跨行手续费涨价的“急先锋”。更何况,网点扩张意味着有更多其他银行客户会来跨行取款,反倒是其他银行因此增加了对外跨行手续费成本,网点多的银行则是获益者。就后者的所谓“行规”而言,消费者难免会质疑向银联和受理银行支付的跨行费用标准的合理性。其实,在跨行收费过程中分别牵涉到中国银联、发卡行、收单行和消费者四方利益。而中国银联的股东就是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四大国有银行自然名列其中。由此,商业银行既是银联的客户也是银联的股东,而银联通过收费而获取的盈利可以通过分红方式返还给各商业银行。以此看来,前三者的利益实际上是趋同的,他们之间设定的资金划转标准只不过是向消费者追加收费的“共谋”而已。 从国内商业银行调整收费的方式看,均为国有银行集体高调宣布调价、随后股份制银行渐次跟进。这样的过程表明,银行业内的竞争其实是缺位的,该局面最终导致了国内银行同步集体收费的现象。其间,消费者的话语权则明显旁落,被动接受银行服务和收费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此前,消费者在使用ATM取款服务时,遭遇假钞、实际金额与提交要求不符等事件经常被媒体曝光,但却因取证困难等理由而大都不了了之。而且,银行并不会因这些服务瑕疵而惨遭客户“用脚投票”,因为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有限,在国有银行内在利益联盟背景之下,消费者可选择的空间并不大。 可见,当下只有尽早放开银行业准入门槛,市场竞争所激活的服务意识才会让银行的服务到位。美国的金融业发展状况就是一个明证,美国银行业激烈的竞争催生了大量社区银行,它们在市场定位上与大型商业银行有所错位,主要满足当地家庭、中小企业和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充分发挥了市场竞争作用。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打破当前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固有的体制与市场优势,并非朝夕间便可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立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可以拖延下去,恰恰相反,包括存款保险制度等改革当尽早推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国家信用承担了存款保险责任,由此导致了市场主体过度依赖国家信用、道德风险大量出现的弊端。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能减少因银行倒闭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同时让中小银行自身的信用获得保障,大幅降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门槛。在竞争充分之后,商业银行的任何收费行为都会因市场压力而变得谨慎。 透过同城跨行手续费上调事件,国内银行业整体谋利之心彰然。当然,一般的逐利行为并不会引起消费者反感,而依仗垄断地位揽财却必然会招致非议。解决国内银行业乱象的利器,就是尽早全面引入竞争因素,才能让收费师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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