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几位学生找来一篇由三位在新西兰林肯大学任教的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与我讨论其中的研究方法。论文主题是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绩效，所用的方法还是当前在学术界盛行的回归分析一类。我对计量分析这一类方法并无好感，尤其以缺少逻辑性的规范分析所支撑的计量分析。不过，由于该文的研究主题与中国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也饶有兴趣地与学生们探讨起来。这一探讨不要紧，我竟意外地发现，这些海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从某些方面验证了长期以来我所坚持的某些观点。
　　文章首先从中国的货币政策与GDP增长的相关性开始，以1996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的实际数据为对象，经过了一系列诸如脉冲响应、格兰杰因果检验之类令人眼花缭乱的检验之后，得出“中国已经实施的货币政策与GDP增长是不相关”的结论，这丝毫不出乎我的意料。但接下来的另一项研究结论，大大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就是CPI与短期银行间拆借利率的关系。
　　对于这个主题，三位作者从中国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货币供给量（M2）与CPI的相关性来检验，得出的结论是两者的相关性极差，即基本不相关。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所有认为中国将暴发通胀（甚至有些人认为通胀已经发生了）的人，几乎清一色地把因信贷过度投放而引发的M2的上涨作为通胀预期的主要根据。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努力试图发出不同的声音，以期让更多的人接受“通胀不是货币现象”的认知，但我的努力是徒劳的。尽管眼下我们的CPI确实有所上涨，但这种上涨与普遍认可的通胀能是一回事吗？尽管分歧有待事实进一步检验，但至少研究问题的方法应该是确定的。
　　无独有偶，近些年在中国各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中盛传的一本由美国学者多恩布什等人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委婉地回避了以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可的“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转而将其修正为“通胀——从长期来看——与货币供给量有关”，而这里的“长期”指的是10年以上。新西兰的三位学者的研究甚至证明：10年这样的期限对中国都无效，因为他们检验的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2年。
　　在得出M2与CPI无关的结论后，作者找来了另外一个变量——短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7天期），与CPI一起检验，结果甚至让作者也吃了一惊：中国的CPI与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不仅有着非常紧密的相关性，而且是正相关！这显然有悖于传统经济学的一般认知。传统经济学认为，同业拆借利率的上升，一般意味着货币量的减少，或者稍具体些，储蓄量的增加和实际短期信贷量的减少，应该是经济降温的标志，怎么会是CPI的上涨呢？
　　起初我也很惊讶，但惊讶的不是经济学理论的失效，而是支撑我以前一直坚持的“通胀是生产力现象”的基点竟然在同业拆借利率这里。由于文章的作者没有对这一结论进行规范分析，因此我下面的推测也就算是续貂吧。
　　同业拆借的内涵，由于历史的变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短期同业拆借的原始含义还很浓，短期同业拆借利率上升，往往反映储蓄量的增加和信贷量（及频率）的减少，尤其是短期信贷量（主要用于企业流动资金）的减少。这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开工率不高，结果常常是产出不足，反映到商品市场上就是商品的供不应求，而供不应求的结果，必然反映为商品价格的上涨，即CPI上涨。反过来也是一样，反映到CPI上就是下降。因此，短期同业拆借利率与CPI正相关，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而中国的数据检验结果，只不过是对这一逻辑的证明而已。这样看来，不管学者们愿不愿意接受，实证检验的结果是支持“通胀是个生产力现象”的观点的。
　　那么，把这套逻辑应用到当前中国的CPI展望上，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短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呈现波动状态，直到11月仍呈下降趋势，只是到了年底的12月，才出现了0.04个百分点的上升，这与去年全年CPI低位运行是相符合的。到了今年1月，也只是涨了0.02个百分点。2月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幅度是0.28个百分点，但到了3月，又回落0.13百分点，为1.67%，这一数据与去年7月相当，并没有出现大幅度上升。因此，根据上面提到的实证检验结果，当前数据至少不支持“恐慌性通胀预期”。所以， “CPI预期会上涨4%（甚至是5%）以上”等观点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
　　如今，市场普遍担心央行加息，如果央行加息是为了抑制通胀的话，那么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就得慎而又慎，新西兰学者的研究也许值得认真考虑。当然，我也不相信只有远来的和尚才会念经，CPI与短期同业拆借利率的相关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证明。不过，换个角度，借用别人的眼睛观察自己，至少可以使我们对自身的认知更丰富些、立体些。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