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铃还须系铃人，目前房价高涨局面的一个重要成因既然在于地方的“土地财政”，那么，应对之策也可以从土地财政方面入手，想办法理顺政府与国有土地、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否定和告别土地财政不仅困难，也不能系统性地解决问题，稳妥之策是对地方政府的执政目标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降低土地财政的重要性。
　　将土地财政的兴起完全归咎于地方政府的逐利冲动，将地方政府的行为比附为公司行为，过于简化了2003年以来发展模式转型进程的高度复杂性。土地财政的兴起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几乎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近年来中国在三农、医疗、社保、义务教育等领域频频出手，企图缩小城乡及不同阶层的差距，以缓解社会矛盾和确保可持续发展，其中的要点在于政府调动资源，逆水行舟，对冲优胜劣汰的市场逻辑。但是，会跑的马儿得吃草，在税收没有大幅提高的前提下，政府得有相应的收入渠道来填补日益增多的公共开支。土地财政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政府要越来越多地投入民生领域和公共建设。
　　在这种土地财政和民生投入互动的进程中，的确可以发现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为社会民生福利“供血”的香港模式的基本轮廓。香港特区政府维系免费医疗等公共福利以及低税收的一个主要依托，正是政府对高地价的支配。同样道理，如果一方面认为改善民生得政府出手，一方面又简单地谴责政府的土地财政，不免有些自相矛盾。
　　这一模式在支撑了民生改善同时，也会带来房价攀升这一重大的民生难题。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显然还不大利于执政者全面改善民生，巩固执政基础。正如住建部部长姜伟新近日所言，地方政府不仅考虑土地财政的收益，也会考虑民意和稳定。政府很难只管自己的钱袋，很难让房价涨到破坏执政根基的地步，想不出办法也得想办法。
　　房价问题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它无论跌还是涨都关系到民生的改善，这也是土地财政难以告别的关键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有一种可能是，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的关键并不在于房价的涨跌。毕竟，个人拥有住房产权和满足住房需求是两个有区别的事情，致力于让每个人都有房产，和致力于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类似于医疗和受教育这样的基本人生需求），是并不完全一样的目标。与这两种需求相应，有两种不同的“双轨制”设计。
　　建经济适用房的举措是一种老套的“双轨制”，无论是按市场规则，还是由政府提供土地资源和财政保障，都着眼于让人们获得房产，满足人们获得个人财产的需求，但这种双轨制创造了寻租空间，因为“走后门”太普遍而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其中的基本教训是，通过公共资源来安排私有产权，必然会诱导出寻租行为。
　　如果以让每个人都获得私有房产为目标，那么政府很难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做太多事情。从目前来看，既不可能只为了保障民生而对投机逐利的资本完全关上大门；也不可能让政府将调控土地之手让予市场，这关系到国家基本制度的变革，何况也未必能真正降低土地价格（毕竟还要保持耕地红线）。但是，如果政府着眼于满足人们居住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不是获得个人产权的需求），则可以避开房价涨跌的问题，获得更大的空间。
　　政府提供保障的重点应该在于居住的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而非私有产权的获取。而且，只有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目标，才有可能将公共资源真正公共化，从而缩小寻租空间。那种一边是市场化（尊重个人获取私人房产的努力，并为这种努力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规则），一边是比较彻底的公共化的双轨制，才有希望从市场需求中成功“过滤”出真正的民生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目前大建公租房的双轨制是个不错的思路，一是政府出钱出地，公租房只租不售，并避免搞成贫民窟，保持吸引力，租价为市场价的40%，既可满足部分普通民众的需求，起到缓冲房价上涨的作用，同时产权仍然是公共的；二是公租房避免权力寻租比经济适用房要相对容易，毕竟租房明码标价，如有人多占转租，监督起来容易很多；三是不仅相对容易过滤出真正需要的人群，还可以一定程度改变消费习惯，如果租价足够便宜，不受“房奴”的罪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公租房的量要尽可能地大，否则房地产市场仍然会折腾得一般群众人仰马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