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过去中美是全球失衡的两级，那么未来也将是使全球经济走向再平衡的两级，进而会改变危机后的全球利益格局。

　　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从开启到落幕都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从“中美国”概念的提出，到“G2”模式的构想，再到“中美S＆ED”机制的启动，中国与美国共同利益的交集越来越大，合作的基础也越来越坚实。
　　作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值得期待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通过这一综合对话机制为全球复苏确立了一种合作多于对抗的“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以对话沟通的思维方式取代对抗猜忌的思维方式，中美是解决当前危机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事实上，此次S＆ED的最大亮点就是中美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获得共识，共同谋划未来发展。一直以来中美两国都是全球分工体系中最重要的两级。从全球分工体系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分工是在价值链上比较优势的分工。全球化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也有人将这三类国家形象地比喻成“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因此，在这个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并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均衡”上。
　　就危机本质而言，每次危机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所有危机都是这样的。因此，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就需要中美两国政府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同时需要全球多边的联合行动和政策的协调一致。这样，中美两国的携手不仅是联手应对70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为全球经济在危机中尽快复苏创造条件，更是为未来全球经济实现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我们可以乐观预见，危险正在向机遇转换，金融危机倒逼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引擎的转向，以及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美国消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
　　眼下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金融、消费和房地产”三大动力已经衰竭，实体经济和金融要经受较为漫长的休整期。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必须向实体经济复归，实现“再实体化、再实心化”。不过美国经济想要恢复，必须找到实体经济的新引擎，但是短期看来难度很大，即使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转换的周期也很长，未必能立竿见影。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能放下姿态，甚至放弃很多利益关键点(如人民币汇率问题避而不谈)，就是寄希望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带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沼，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拉近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的特殊关系。
　　一直以来，中美之间的“互动”一般都是美国提出要求，中国做出回应，可以说，中国处于被动反应中。现在全球危机使得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可以在中美S＆ED中转守为攻，争取更多的利益和主动权。中国在对待中美关系问题上不仅要有战略，更要有策略。在未来中美金融、贸易、能源的博弈中，中国要争取更积极的主动权。中国不能仅止步于美国单方的口头承诺，未来涉及中美贸易平衡、金融平衡以及如何削减美国不断攀升的债务赤字、如何保障中国资产安全、如何推进全球货币、金融、贸易及其分工体系的重建进程等重要的战略性议题还需通过更深入的机制加以解决。(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