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版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7日首次在华盛顿拉开帷幕，作为此前已进行过多轮的中美“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的续篇，此次对话由于机制合并、层级升高、议题拓展，而备受关注。
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后，中美高层对话机制也随之升格，这当然表明了新一届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格外重视。这种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关系已经高度“全球化”，双方的一举一动不仅波及彼此，还将在全球层面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仍旧前景未明、世界经济还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两国通过高层对话商定如何共御危机，从而推动全球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经济和政治稳定，无论对中美两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意义重大。
中美对话机制的升级，不言而喻还流露出双方都希望通过新的对话平台，在短期内便达成更多成效的意愿。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开放市场、美国希望中国继续多买美国国债，都是这些意愿的组成部分。在双方对对方都有很多期待的情况下，对话磋商应当避免的乃是零和游戏，不要以一方所失换得另一方所得，而要拓宽视野，在更高的层面为两国和全球的共同未来而从长计议，尽量形成双方都可接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排。在这方面，并非没有前车之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起飞，美国与日本也曾进行过多次“战略对话”，由此形成的“广场协议”，却使日本其后迎来了“失去的十年”，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日本经济仍未见明显起色。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应是当年美日战略对话的翻版。
为迎接这次对话，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日前专门发表声明，期望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着重处理在当前和长期战略利益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涉及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广泛领域”，以便“为实现未来的双边合作机制打下基础”。这未尝不是中国的期待。要实现这种结果，中美两国确实需要登高望远，着重开拓共同利益，而不是局限在某些狭窄的议题。过去几年间，中美经济对话对金融、投资、知识产权等议题多有偏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偏好，是美国经济虚拟资本主义化的必然要求。对于金融体系仍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加强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必要的，但在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失度，却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便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在金融领域“创新”过度有关。
中美之间当前的一个很大共同利益，乃是防止金融危机继续向实体经济蔓延，以及金融和经济危机演化为政治、军事危机。虽然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世界经济也有复苏势头，但还很难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触底，危机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仍不能排除。因此，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完整性，防止大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拿起保护主义大棒，对保持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正常稳定运行，极为重要。
中美两国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另外一个重要共同利益，乃是两国放眼未来，共同致力于开发利用新的技术集群和经济增长模式，以便为走出危机、重振经济体系或者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在过去上百年来发生过的世界经济危机中，都曾有过一些国家或者沉沦，或者命运提升。从危机中及时准确把握未来社会技术和经济发展方向，充分利用新兴技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是国家走出危机和兴起的重要凭借。此次中美对话将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也列为重要内容，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加剧、节能减排要求凸显的新形势下，中美在清洁能源、环保和节能技术领域扩大合作，共同加强对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开发，不仅可能为两国带来生态环境效益，而且可能为两国实体经济复苏带来难得机遇。中美在这一领域开拓共同利益，将殊少争议，可行且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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