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需求这个旧点子又在国内引起争议，一些经济学者反对这项措施。一个理由是这种措施缺乏针对性，是撒胡椒面。孰不知这正是它的优点，发放无消费限制的消费券不会扭曲产业结构，因为消费者会以最优的方式来安排这些钱的支出。消费限制越多，消费券越有针对性，消费券对产业结构的扭曲就会越严重。如只能用来购买家用电器或只能够用来进行旅游消费，就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扭曲了产业结构，使之偏离人民在自由选择条件下的消费结构。这种有限制的消费券还会引起不同行业对政府管理部门的寻租竞争，大家争着要成为政府消费券能够关照到的对象。
　　经济学家们反对发放消费券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替代效应，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老百姓缺钱，而是老百姓有钱不敢花，因为我们没有社会保障系统，政府这边发了消费券，老百姓就会在那边把差不多同样多的钱存进银行，最终起不到刺激需求的作用，不解决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内需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可以肯定地说，替代效应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大，就平均情况而言，中国的老百姓的确是高储蓄，有钱不敢花，但抛开平均数，没钱可花的老百姓也大有人在。解决内需问题，既需要考虑治本，也要考虑治标。如果凡事只去考虑治本，就未免太书生气、太理想化、太脱离实际了。反之，解决问题若只考虑治标，不考虑治本，就是缺乏发现问题根源的智慧和直面问题本质的勇气了。
　　全民发放消费券本来就是一种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应急性措施，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没有人期待它去解决本质上的问题。如果眼前的这个坎都过不去，经济失速了，失业加剧了，社会不稳定了，哪里还有环境去实行治本之策呢？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基本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可不是三年五载就能够建成的。就应急性的措施而言，我认为发放消费券应该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
　　替代效应是存在的，这是经济学常识，但绝对不是专家假想的百分之百完全替代，刺激需求的作用一定是有的，这也是经济学的常识。国际经验和国内经验都不支持完全替代说。不要把国外的消费券措施简单化地解读为单纯的政治操弄，完全服务于选举政治，试问，需求上不去，就业上不去，选民会短视到因为一张消费券喜欢你吗？
　　对于未来可能发放的消费券，除了要坚持消费上的无限制，保护消费者的消费自由、保护所有经济成分的利益以外，还要坚持消费券发放上的无选择性。不论贫富，不分老幼，人人一份。这是因为这样做既可以节约耗费在甄别不同人群上的资源，还能够减少因此而发生的贪污腐败和弄虚作假，就让富人搭穷人的便车吧，否则得不偿失。就消费券的消费而言，与收入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不同，发生在富人身上的替代效应最低。我们还可以鼓励自我鉴定为富人的人把自己得到的消费券捐献出来。强制消费券与现金搭配使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此外，未来可能发放的消费券还应坚持“少食多餐”的原则，以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并持续地刺激内需。比如说如果我们执行“国民千元消费券计划”，我们可以采取每张消费券面额100元，每张消费券有效期的起始日期间隔一个月，每张消费券有效期限为两个月，过期作废的办法，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千元的消费分散在十个月的时间里。
　　就刺激消费而言，把钱直接发给政府的委托人老百姓，总是比把钱交给老百姓的代理人政府让人更放心。这应该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太穷。我们的产能已经大大过剩了，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了，我们银行的坏账已经够多了。无论修多少路总得有车跑才不浪费，无论建多少工厂终归是为了最终去消费它生产出来的产品。超前搞基础设施建设、用从国有银行贷出来的钱大搞投资，有多少钱能够最终变为家庭消费？对于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经济发展的不是生产而是需求。对于中国，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加大政府投资这样的需求管理政策，我们更需要的打破行政垄断、解除限制性的经济管制、解放民营经济、鼓励创业、鼓励私人投资的供给政策。中国的改革原本就是逼出来的，但愿金融危机能够逼着我们把改革再向前推进一大步，但愿消费券的发放能够成为我们抛弃凯恩斯主义“传统智慧”的转折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