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回国期间，我住在上海某三甲医院附近。由于时差的关系，早上很早便起床跑步。看到医院门口每天早上排队看病的长龙，一下子勾起了脑海里久违的景象。在改革开放前，排队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常便饭。那时除了钞票对人们购买力的限制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票证，来缩小人们的需求与市场供应能力之间的差距。然而，票证仍无法消除短缺问题，最后只能靠花时间排队来进一步限制需求，但结果并不成功。而从解放农村生产力出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很快解决了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正是依靠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供给，才解决了各个领域内的短缺现象。
    看病排长队或看病难的问题，是否也是“好医生”(合格医生、专家、名医)供不应求造成的？在此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认为，采取看病预约的办法可以解决排队问题。这里暗含的假定是病人的需求与“好医生”的供给之间不存在短缺，问题只是病人挤在某个时间段看病，从而造成拥挤，而在另一些时间里，“好医生”却闲着没事。因此有可能通过预约使得病人的流量均匀分布，使医生的供求达到平衡。但医院门口每天不断的排队人流，“好医生”每天大量的就诊人数，以及医生花在每个病人身上闪电般的时间，都说明病人的需求大大超过了这些“好医生”的供应量，因此预约只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
    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看法，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病人的自由选择。由于病人不管大病小病，不管是否需要“好医生”，都一窝蜂地往大医院跑，从而造成了“好医生”的供不应求。如果这种判断正确的话，那么通过“看门人”的制度安排，即病人首先通过基层医生就诊，根据需要再向大医院和“好医生”转诊，这样便可以解决排队看病难的问题。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是否支持这种观点。我国目前大约有200万名医生，分摊到13亿人口上，每千人口大约有1.5个医生。在世界上的十个人口大国中，我国的医生人口比位于中间位置。与印度的每千人口0.6个医生相比，我国比印度高出一倍以上。与美国的每千人口2.7个医生相比，我国只有美国水平的一半多。从简单的数量比较来看，我国医生人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算不上很缺乏。全国每个医生日均诊疗6个人次的低流量，似乎也印证了这种判断。
    然而，假如分析一下我国医生的质量结构便不难发现问题。我国的200万医生中，具有大学本科教育水平的医生，只占约三分之一，而具有医学博士教育水平的医生还不到1%。印度、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医生，一般都需要接受医学博士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按照医学博士标准来定义我国的医生，那么我们的医生人口比例只有印度水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按照本科教育标准，我国的医生人口比(0.5)也仅仅接近印度的水平(0.6)。显然，“好医生”的供不应求，才是造成我国看病排长队或看病难问题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好医生”的供给，仅仅依靠推行看病预约和“看门人”的制度，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在现代医疗技术日益发达、特别需要受过高等教育培养训练的医生岗位上，我们至今还缺乏“好医生”呢？一方面我国现有医生的教育程度需提高，而国家对医学教育也增加了大量投资，但另一方面大量高等医药毕业生却没有进入医生队伍，从而“好医生”很难较快增加。当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对医疗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人们对学医、从事医疗工作的热情却没有增长。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千军万马争夺公务员岗位，争取垄断行业的就业岗位。
    造成上面这种反差的原因，除了医疗岗位本身缺乏吸引力外，对医生岗位的种种限制也是重要原因。在公立医院中，医生的编制受到限制，医院本身难以根据病人的需要来扩大医生人数。还有一个重要但被忽视的原因，在于将医生与医院捆绑在一起的体制安排，即每个医生只能是某个医院的雇员，只能从属于某一个医院。这种限制的最大问题在于将医生的职业发展机会凝固化了。对于能够在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来说，存在着医疗技术和业务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存在着较多成为“好医生”的机会。而对于在基层工作的医生来说，由于只能接触到常见病多发病的病人，较难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从而失去了业务发展的空间。因此，当医学院毕业生无法进入三甲医院时，许多人便放弃了从事医疗工作。有限的三甲医院岗位影响了培养大量社会需要“好医生”的机会。
    正如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建立在解放生产力和扩大供给那样，医改的成功也必须建立在解放医生生产力和增加供给的基础上。只有当做医生成为众多优秀人才追求的目标，只有打开培养大量社会需要的“好医生”的大门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走出看病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