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晓蕾是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如此的身份，也会有什么困惑吗？按晓蕾君自己的说法是有的。一趟泰国之行，“开会旅游度假之余”仍不免于三困惑的骚扰，经济学家对学问的执着态度也真可略见一斑。
　　虽然晓蕾君在文章中阐明“不打算回答问题，只是提出问题”，颇有点出考题的意思，但既然能把自己的困惑明明白白地摆到桌面上来，那就一定是希望得到回应，甚而大家真的能热烈地“共同探讨起来”，倒也不枉了晓蕾君佳节期间的一场困扰。本人不揣冒昧，就试着过一把砖头瘾，看能不能引出些个美玉来。
　　晓蕾君的困惑有三：为什么泰国一般物价比中国低？泰国皮尔·卡丹衬衫价格是中国的五分之三，为什么皮尔·卡丹仍然在中国生产？人民币该升值吗？都是很高深的困惑。如果用经典的经济学的公式、模型来论证一番，恐怕真要搞出一本著作来。现在是“微博”流行的时代，一切还是“快餐”点吧。
　　以泰国的一般物价与中国相比，其实并非很好的标本，因为期间有一系列的变量没有被考虑，比如国家大小、人口多寡、消费习惯、消费心理、GDP的真实水平、政经体制，甚至包括宗教习俗等。抽离了这些因素，所做的比较就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泰国的人均GDP水平超出中国30%强，按经济学意义上的一般理解，其家庭汽车保有量也应该高于中国，市场对出租汽车的需求不如中国大，价格因此便宜点，真是没有什么难理解的。这点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习惯性抱怨上也能得到些许印证——“都买车了，你说我们的活儿能好拉吗？”
　　至于餐饮价格方面，问题就更好解释了：泰国没有公款消费（由于没有调查，还真是不好绝对化，但可以肯定没有我们这里如此生猛），大多是自己吃自己，而且泰国国民普遍信佛，珍禽异兽往往能免于刀俎，得以善终，餐馆被挑三拣四的客人和萝卜白菜们逼得物美价廉起来，也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
　　问题到了如皮尔·卡丹，抑或丹尔·卡皮之类的服装那里，就更具喜剧色彩。泰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一年中大多数时间不是高温就是高湿，丹尔·卡皮们都难伺候得很，在泰国不招人待见，原也情有可原。另外，本人也恰好认识几个泰国老外，按中国金融街(000402,股吧)顶级精英的标准，也都是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所谓“成功人士”，但为人都率意随性，平常穿着也与电视上的“红衫军”、“蓝衫军”几无区别。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丹尔·卡皮们卖得比中国这里贱些，原本似乎也大可不必损耗脑汁。
　　这是一般物价的对比，及至皮尔·卡丹们赖在中国生产而不远遁更便宜的泰国的原因，说得血淋淋一点，无非能在中国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罢了。生产成本如此低廉，而又能沽售得如此高贵，即使脑子注了水的阿甘，也会做出超理性的经济学选择的。这倒恰恰能为资本的理性选择作出很好的注脚。
　　与泰国的标本相比，似乎美制风衣和法国服装的价值更大些。自1840年以来，洋货的品质地位即在中国至高无上地确立起来。期间虽经看似彻底的血与火的革命的洗礼，但环境一变，痼疴竟然依旧。及至盛世，国人竟仍以捱漏薇、丹尔·卡皮为品质的象征、成功的标志，仿佛阿桂脑后想象出的野鸡翎，一副几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的遗老风范。在这样的气功态中，小丹、小薇们不乘机卖得贵点，还真是有负国人的抬爱。
　　至于人民币是应该升值还是应该贬值，在经济学家看来，真的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暗暗揣摩晓蕾君的潜台词，似乎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真是瞎猜的）。但贬值了，丹尔·卡皮们不是卖得更贵了吗？而山寨丹尔·卡皮们不是要卖得更贱了吗？或许我们的竞争力倒真的能因此大大提高？但换来更多的美元又有什么用呢？友邦都得罪光了，会不会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并非意味对晓蕾君有丝毫不敬，也并非意味同意人民币应该尽快升值，而真的只是没有经过高深经济学训练的普通人的一点困惑罢了。
　　本想“答疑解惑”，但整到最后倒生发出更多的困惑，看来抛出的不过一块未经经济学煅烧的砖坯罢了。砖坯虽是小老百姓的趁手之物，但在经济学家眼里，就难免粗鄙不堪，因此晓蕾君的困惑很可能要持续下去。但这倒也没啥可遗憾的，因为这三个困惑，显然并非其个人之事，而恰好揭示了整个经济学的困境。
　　正宗的经济学，叠床架屋，公式、模型一代代地摞上去，搞出一个老大的泥像。泥像总是很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人是也，而不像人心那样鲜活灵动、不可捉摸；当然，也唯有这样，泥像才可计量、才可打扮，也才能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价值。但恰恰因为其抽筋剔髓后的理性和空中楼阁般的高高在上，就注定泥像也只能是泥像，一遇阴天下雨，便难免窘迫起来。
　　在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以后，在未来发展前景极不明朗的现实下，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显然是需要一些新的突破了。这倒正如晓雷君最后所言，需要“追根究里”，需要“重新认识和诠释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