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森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在经济管理分析方面所作的贡献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华社发）

    提要:从表面上看，当前经济危机似乎是斯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失败，是马克思、凯恩斯和波兰尼的胜利，但危机根源远非在于自由市场不受监管，而可能是考虑欠周的政府举措扭曲了市场。因此，政府合法的应急措施不能变成固定做法，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说法是今年最常提起的一个词。而所有关于进化和生存适应性的观点都使人想起达尔文。

　　日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尼尔·弗格森的一篇文章，分析了经济危机一周年来经济理论的交锋情况，文章认为，在所有经济学者中，最大的输家是有效市场理论的倡导者，而最大的赢家属于奥地利经济学派。
　　弗格森的文章说，没有什么能够像一场实实在在的重大经济危机那样，将预言大祸临头的卡珊德拉们与认为一切都将尽善尽美的邦葛罗斯们、将带来厄运的天启骑士与大口喝着酷爱饮料的乐天派区分开来。不，去年的情形表明，在可能存在的最完美世界中，并不总是能做到圆满收场。相反，我们可能会走向毁灭。
　　文章评价道，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今天的大多数智者不过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这样说来，如果他们在死后能够发送电子邮件，哪些伟大的思想家会给我们发来主题为“我告诉过你们”的电子邮件？又有哪些思想家会选择离线？
　　文章说，比如，这对亚当·斯密和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在他看来“看不见的手”会通过个人在不受束缚的市场上采取的行动，引领全球经济向前、向上发展，走向新的繁荣富裕的顶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年对卡尔·马克思则是个好年头，他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它往往加剧财富分配不均的特点，会导致危机和最终的崩溃。还要特别提到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他的《金融资本论》预见到了“大到不能失败”的巨型金融机构的崛起。
　　可能与亚当·斯密一样陷入尴尬沉默的还有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他曾在1944年警告说，福利国家会让西方走上“通往奴役之路”。目前，美国政府可能下令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在这种情形下，哈耶克的这种担忧似乎已经消退，至少在美国民主党内部是这样。另一方面，这对哈耶克的老对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来说则是极好的一年，他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已经成为试图通过财政刺激手段降低失业率的财政部长们所信奉的新圭臬。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为“大师归来”欢呼雀跃。自封为凯恩斯在地球上的代表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则坚称，对凯恩斯理论的应用——体现为巨额政府赤字——让全世界免于陷入又一场大萧条。
　　文章认为，今年的经济理论交锋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学领域的泰斗米尔顿·弗里德曼来说实在不妙。弗里德曼有过一个著名的定义“通货膨胀是无时无处不存在的一种货币现象，它只有在资金数量增加的速度超过产出时才会出现。”话虽如此，自2008年9月以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就一直在疯狂地印制美元，让美国的货币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而通货膨胀呢？目前的消费价格增长率为负2%。最好还是把弗里德曼撰写的老一套的《美国货币史》抛到一边吧。
　　相反，找本最新版的卡尔·波兰尼所著的《大转型》吧。我们确实需要波兰尼更多地从人类学来解释繁荣时的过量及衰退时的疯狂这种角度。否则又如何用古典经济学来阐释投资者对伯纳德·麦道夫长期经营的“庞氏骗局”的轻信？还有雷曼兄弟公司总裁理查德·富尔德拿个人财富和名誉来豪赌的愚蠢？富尔德认定，和贝尔斯登公司及美林公司不同，雷曼兄弟公司能够在这场危机中生存下来，而不至于被竞争对手吞并。
　　弗格森说，不过在所有这些学者中，最大的输家肯定是有效市场理论的倡导者，一些仍然和我们在一起的经济学家，比如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他提出投资多样化的理论，认为这是对抗经济波动的最佳方式；此外还有威廉·夏普，这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创造者。已故的彼得·伯恩斯坦曾高度赞扬他们的“资本观点”。如今，大量的对冲基金成了废纸一堆，他们的观点似乎也没那么棒了。
　　那么，至少在经济学家中，最大的赢家是谁？文章认为，要属“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就像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一直认为信贷导致的资产泡沫是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最大威胁。没有多少美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晚些时候依然在将这样的观点发扬光大，不过有一个观点不同的人在去世之后成为这场危机的受益者，他就是海曼·明斯基。当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其他经济学家都在忙着创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亚当·斯密加应用数学——的时候，明斯基则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与数学无关的“金融不稳定假设”。
　　不过，如果把一名经济学说创立人作为2009年最出色的已故思想家，那无疑是错误的。作为一个学科，经济学实在太失败了，这样做显然不合适。相反，我们应该想想历史学家，因为对于当前这场危机来说，历史所具有的指导意义要远远大于经济模式的指导意义。弗格森认为，能够当此殊荣的要数金融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他根据明斯基的理论，将金融危机的概念通俗化地解释为五阶段进程，从移位到过度交易，到全面的疯狂，接下来是日益增加的担忧，最终以恐慌收尾。(通往金融地狱的这五个步骤听起来也许很熟悉，本来就该如此。我们刚刚经历过这样的过程，而且在10年时间里两次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当然，历史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金融事故必将发生这一经验教训。最重要的历史真相之一是，历史的初稿——由记者和其他同时代人在当时写就的版本——几乎总是错误的。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场危机似乎是斯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失败，是马克思、凯恩斯和波兰尼的胜利，但到头来也许并非如此。这场危机的根源远非在于自由市场不受监管，而恐怕在于考虑欠周的政府举措扭曲了市场：或明或暗地为超大规模银行提供担保、有失妥当地赋予评级机构大权、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大型保险公司监管不力、从体制上鼓励草率的抵押贷款，更甭说中央银行的干预扭曲了货币市场。
　　文章举例：关于避免大批银行纷纷倒闭的观点出自弗里德曼而非凯恩斯。是弗里德曼提出，大萧条水深火热的主要原因在于美联储未能避免银行倒闭现象大流行。两年来，给予伯南克启迪更多的是弗里德曼，不是凯恩斯，这位美联储主席实践了他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不久做出的承诺：不在他的任期内出现“大收缩”。弗里德曼在这种时候也丝毫不会担心通货膨胀。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或许是迅速扩充了，但更广阔范围内的金钱数量增长缓慢，信贷在收缩。货币主义者担忧的依然是通货紧缩而非通货膨胀。
　　从自由市场的角度来看，很重要的一点是合法的应急措施不能变成固定做法。因为西方金融体系的核心机构即便不是由政府实际拥有也是由政府提供担保不可能是一种健康的事态。最清楚地认识到了与那种国家干预有关的问题的思想家是约瑟夫·熊彼特，他的“创造性毁灭”说法是今年最常提起的一个词。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写道：“这一启动了资本主义引擎并使之保持运转的进化冲动来自……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新型工业组织结构……这个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客观事实。”这场危机无疑在世界上引起了足够惨烈的经济毁灭(尽管其创造力目前尚难以察觉)，但在大银行世界里，毁灭还太少太少，而华尔街现如今惟一具有创造力的就是会计。
　　熊彼特在早些时候撰写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写道：“这个经济体系不能没有最后手段，那就是彻底摧毁那些不可弥补地与无可救药的不适应事物相关的现有一切。”事实上，他发现经济中充斥着太多“不适合存在的公司”。这恰好可以准确地描述当今的西方金融体系。
　　文章最后说，所有这些关于进化和生存适应性的观点都令人想起我们至少应当用2009年的一部分时间来敬仰的已故思想家：查尔斯·达尔文。今年不仅是他的200岁诞辰，也是他发表《物种起源》一书150周年。不妨回顾一下达尔文作品中的经典句子吧：“一切有机生物都面临着激烈竞争。”“随着个体数量超过了能够存活的数量，无论何时都必须为生存而奋斗。”“每个有机生物……都不得不为了活命而奋斗，不得不遭受沉重的毁灭……强劲的、健康的和快乐的会活下来并繁衍不息。”
　　多亏了他的现代后继者、尤其是理查德·道金斯的努力，我们现在都是达尔文主义者——原教旨主义的世界和由国家担保的财政领域除外。不是卡珊德拉，也不是邦葛罗斯，达尔文理应高居无论是已故还是活着的现代思想家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