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毫无悬念地连续第七次落在了“三农问题”上，尽管从总体上看，这份“一号文件”与之前的相比并没有太多的新颖之处，但在中国经济面临“调结构”的大背景下，三农问题逐步真正走入主流议程设置，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以重工业和城市发展作为先导，三农问题尽管一再被强调，却很难真正成为主流议题。三农问题被忽略，并非政策制定者主观上不重视，而是由于经济发展只能由点及面，由局部到全局而渐次展开。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成功扭转金融危机的颓势后，在调结构的关口上，三农问题的真正破题，很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成长的亮点。
　　目前看来，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与收入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高度相关。从收入问题来看，由于亿万农民工的进城，中国农民的收入虽然与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飞速的提高，但中国农民仍然面临着储蓄率过低的问题。很多人知道，中国的储蓄率占GDP的比重相当高，但从目前的储蓄结构来看，企业和政府占去了储蓄的大头，城市家庭又占去了家庭储蓄的大头，相较而下，中国农民的储蓄率却相当低。从农村的基本情况看，除去江浙粤等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较高外，在中国广大农村，长年欠债的农户仍然非常多，而赊欠农药、种子、化肥的情况也极为普遍，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农民主观不愿意清债，而是农户本身的现金收入过低。提高农民收入并让农民逐步获得一定的储蓄，是中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议题。
　　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根本上来讲仍然是推动城市化进程。从客观情况看，粮价仍有提高的空间，但户均耕地却无法再提高，这意味着靠农业无法完成农民的升级过程。现在沿海各地，大户种粮已经普遍出现，相信这一趋势在未来数年将会被广泛铺开。农民把自己的土地转包给种粮大户，自己另谋生计，这在经济学上是更优的选择。与之而来的，是如何为农民创造更稳定和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这必然需要城镇化和服务业的发展。从中国的城镇化率的数据来看，中国45%左右的城镇化率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间，与日本和美国几近100%的城镇化率相比，中国经济仍能从这一过程中获得发展的巨大潜力。但目前的发展重点已经转为小城镇建设，而非大都市建设。我们走访过中国的很多小城镇，从发展的情况看，城镇化不仅发展很快，而且发展的程度也在加深。现在非常容易在一座县城找到两三家大型的超级市场，从县城找到高速公路入口，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但城市化不仅仅是修路造房，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仍是最好的出路。
　　同时，中国的集体所有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政治难题，这其中，如何让农民更好地从宅基地取得资产收益，仍然考验政策制定者的创造力。农村社保体系的建设，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开始为农民提供基本养老保险，但目前的保障水平和养老金水平仍显得过低。此外，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拆迁户的利益，抑制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仍然需要更加严格和准确的政策执行力。
　　在收入提高和保障有力的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才会真正获得动力。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商业利益的存在是其存在的根本要素，在推动政策性扶持的同时，用经济手段驱动农村金融体系和金融意识的提高，才是治标之策。

(作者为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中国经济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