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9)》新闻发布会暨中国西部经济发展论坛”7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举行。会上，多位研究区域经济领域的专家为中国西部经济的崛起献计献策。

姚洋：改革金融体系消除中国经济不平衡

    姚洋，1964年生于西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兼职：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和西安外国语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认为，中国把全部精力放到制造业上，造成的结果就是服务业、银行业、金融业的不发达。和中西部发展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结果，就是中西部的投资不足。要消除这一不平衡，就要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
    姚洋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的经济不平衡，所谓的全球经济不平衡，是有一部分国家长期处于经常项目赤字，有些国家处于经常项目盈余。赤字国主要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盈余国主要是日本、德国、中国，还有石油输出国，包括俄国。看赤字国和盈余国，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赤字国的特点是金融业非常发达，盈余国一部分是制造业大国，像日本、德国、中国，还有一部分国家完全是靠石油输出。
    我们应该注意到，国际经济失衡是一个长期现象。既然是一个长期现象，就应该用长期因素来解释，不应该用短期因素来解释。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长期的国际分工造成的。以前我们讲国际分工，往往就讲货物贸易的国际分工，中国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有些国家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但过去往往忽视了一项，就是金融服务。
    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是这些制造业大国，向金融业大国出口制成品，换回金钱后再去购买金融大国的金融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也就是全球分工造成的全球失衡。
    形成这一认识对于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占整个GDP总额的比重是10%，这就意味着我们有10%的GDP是没有被利用的。我们把货物出口，赚了钱，没有把它转换为生产和消费，而是存了起来。实际上我们应该再进口货物或者机器设备，进行投资。虽然我们的投资率非常高，达到43%，但是我们的储蓄率更高，是52%。和我们的储蓄相比，我们的投资还是偏低。
    和中西部发展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结果，就是中西部的投资是不足的。对全国而言，中国有10%的净储蓄。但是对于中西部而言，却有9%的负储蓄。如果要算经常项目，中国是有盈余的，但是中西部是有赤字的，这意味着中西部的资金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中西部的资金向东部转移，你可以问一下中西部的银行，他们的存款远远超过贷款，资金都向中东部流动。如果考虑如何消除中国经济不平衡，包括整个国家外贸的不平衡，还有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不平衡，很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
    为此，姚洋给出两条建议：第一，要建立更多的区域性银行，特别应该鼓励中西部建立自己的区域性中小银行。这些中小银行可能把钱贷给中西部的中小企业。他说，西安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每百人的大学毕业人数中排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比上海都高，现在大概是第四位，还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没有把人才优势利用起来。看一下统计资料，陕西的国有企业占的比重非常高，为什么这样？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陕西，包括西安市的中小银行太少，大银行完全追着大企业跑，没有中小银行给私人企业贷款，私人企业贷款非常困难。第二，要建立区域性的资本市场。中国这么大，不可能仅靠两个股市，深圳股市和上海股市，即使你把两个股市都算上，我估计最后上市企业也不超过2000个。中国有几百万个企业，这些企业要融资非常困难，基本上要靠在民间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我们想想民间资本市场融资的成本是多少，大概利率从来没有低于10%，可是官方利率从来没有高于6%。我们的每个省单拿出来都是一个国家，不管是按人口论，还是经济总量论，可是我们没有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如果要改革我们的金融体系，从中西部开始改革应该是一条可以探讨的路。既可以缩小中西部和东部的差别，也能为中国整个宏观经济减负。怎么把我们辛辛苦苦创造的外汇盈余用起来，从中西部着手，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蔡继明：提高油气补偿标准防止掠夺性开发西部资源

    蔡继明，经济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等10所科研院校教授，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民进北京市副主委。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教授提出，西部矿产资源应谨防掠夺性开发，以致对西部地区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蔡继明说，西部在矿产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包括重庆、四川等十个省区已经探明的矿产大概有139种，煤炭储量占全国的36%，石油占12%，天然气占53%。在西部大开发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工程，像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煤东运、西油东流等，这些工程都涉及西部矿产资源向东部的转移问题。
    但是，在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管理当中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首先是矿产资源的补偿费过低。我国《矿产资源征收补偿规定》中规定，矿产资源补偿是按照矿产品的销售比例计征，根据不同的矿产资源补偿大概是其销售收入的0.5%-4%，而国际上多数国家、多数矿产资源的权利金费率保持在2%-8%之间。 
    其次，我们矿产资源税的征收是从量征收。结果导致石油天然气资源税长时间停留在每吨12-14元，一直到2005年7月以后才调整到每吨14-30元之间。
    另外，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开采企业在总部所在地纳税，而不是在矿产资源开采地就地缴纳所得税。也就是说，大量的矿产资源税都没有留在开采地。
    蔡继明表示，上述规定大大低估了矿产资源的价值。一方面人为地压低了由矿产资源加工出来的最终产品，特别是各种能源的价格，从而刺激这类产品的需求不合理地膨胀。另一方面，也人为地提高了矿产资源开发和加工行业的利润，从而导致了对矿产资源过度过早的开采。这两方面的扭曲都会造成我国矿产资源的极大浪费，加剧我国矿产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许多矿产资源都分布在我国的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上述极低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必然使诸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工程实质上成为对西部矿产资源的掠夺，不仅不能使西部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反而会延缓西部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扩大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对此，蔡继明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针对我国能源高度短缺的状况，要参照国际标准，大幅度提高我国油气、煤炭等矿产资源的补偿标准，由原来的1%提高到10%左右，并且将其更名为矿产资源基础补偿费，相当于绝对地租。
    第二，要将原来的矿产资源税由从量计收改为矿产资源级差补偿费，就相当于把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根据价格变动来进行征收。这种从价税费合一，既能够更准确地体现矿产资源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又能够保证矿产资源使用者之间以及采掘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平等竞争的经济关系。
    第三，由于按现行税法，资源税是地方税种，取消资源税后，为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建议在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比例当中，适当提高地方分成比例。可以考虑绝对补偿费归中央，级差补偿费归地方。
    第四，在矿产资源开发中要照顾到当地居民利益，要尽快建立矿产资源开采企业对开采环境恶化的补偿机制。国家应该规定中央企业上交开采地的税收比例，所有的矿产资源开采企业不论企业所属地在哪里，都应该在矿产资源开采地登记注册，就地缴纳所得税。对新增的矿产资源初级产品，要多留一部分在当地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走资源工业发展的新型道路，特别是把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第五，要调整西气东输天然气出厂价、井口价。目前西气东输天然气井口价为每立方米0.56元，价格很低，建议将西气东输天然气出厂价提高到每立方米0.75元，适当调整天然气井口价，就资源地而言，直接受益的是增值税以及两个附加税的增长和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后资源税的上涨，提高资源对地方的贡献率，促使地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的开采力度。
    第六，要建立对资源地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机制，以满足资源地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支出需求，造福资源地人民群众，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对资源地西气东输的稀有资源开发专项转移支付机制，建议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公司在资源所在地建厂加工油气资源，促进当地化工企业的发展。同时留出一定量的原气资源供应资源地招商引资和化工企业的生产加工，以培育资源地后续财源，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就业。

黄泰岩：西部经济发展要适应时代找到自己的空间

    黄泰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辽宁大学国民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大讲堂首席经济学家，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泰岩表示，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经济的框架当中去理解，应该回到达尔文的概念当中，就是“适者生存”。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西部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仅仅是抱怨，要善于发现问题，找到如何适应时代的方法，找到这个时代的脉搏，和这个脉搏保持一致，找到西部发展的空间。
    那么如何找到适合西部经济发展的空间呢？黄泰岩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念归纳为三个时代，以便于从不同的角度寻找答案。
    首先，黄泰岩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者说世界经济发展目前处在资源主义时代。这样一个资源主义时代应该给西部经济发展创造很好的空间。特别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这种大规模的需求，特别是资源价格上涨等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如何利用资源，如何在现有的价格体制下，通过价格的改革、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获取西部的发展，值得研究。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资源地区存在着资源诅咒问题。即由于制度本身的创新缺乏，导致大家依赖于资源，而靠资源生存，不愿意费大力气向高附加值产业扩展。也就是说，制造业的发展成为资源地区不发展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区如何规避资源诅咒，可能也是我们在未来发展中去规避的问题。这要通过制度的创新加以解决。在这方面，内蒙在七年中增长速度连续全国第一，为什么能够摆脱资源诅咒的格局，应该成为西部在未来发展中解剖的很好的案例。此外，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当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大发动机，如何利用这两个发动机，启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嫁接中国发展的快车，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国资源主义时代给西部地区创造了空间，这是一个方面。
    其次，中国发展进入了区域发展阶段，放弃了过去条条块块的概念。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的发展应该进入用一体化对抗一体化的时代。过去有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东北工业区、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六大板块。现在构建一体化的进程，是全球化的基本要求。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讲，是产业一体化和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要求。我想未来六大板块进一步的演化，会出现大区域当中的小区域一体化，比如最近出现的海西经济区被确定，东北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列为国家战略，东西部地区的城域经济区列入国家战略。可以说，在西北地区如何构建国家战略新的小区域，可能成为下一步发展的重点。
    第三，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最重要的魅力在于，我们的发展不仅仅可以利用自有资源，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社会资源。可以这样讲，我们进入了一个整合资源的时代。可以更多地利用别人的资源，而不仅仅是利用自己的资源实现快速发展。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按现在统计的世界500强，没有一家是靠自有资源从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全部都是通过重组、兼并、收购发展起来的。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企业，应该成为西部企业发展很重要的概念。从西部地区的角度来讲，作为地方政府，如何规避西部的相对劣势，去发挥我们的相对优势，利用我们的相对优势吸引外部资源进入西部地区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2009年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东部各省份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还是有两个省、市进入了两位数的增长，一个是天津，一个是江苏。江苏在危机过程中成为了第三个进入中国三万亿俱乐部的成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提出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概念，要超山东、广东的车。这光靠自有资源是不可能的。江苏在这个过程中从理念上发生了根本改变，就是过去强调企业家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在危机过程中他们改变了理念，提出了市长带领企业家共同找市场。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江苏利用自己的发展优势和35家中央企业签订了45个重大项目，中央企业到江苏投资规模达到2220亿，这些中央企业投资到江苏，对江苏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从西部角度来讲，我们也进入了超车时代。西部有自然资源，但是我们的投资资源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别人的资源迅速发展自己，成为我们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要树立起这样一种理念，就是我们的发展不仅仅要依靠自有资源，更重要的是利用社会资源，利用别人的资源。而在利用和调动别人资源的情况下，需要我们拿出自己的大智慧。

魏后凯：“十二五”西部大开发要注重四个方面

    魏后凯，湖南省衡南县人。先后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布的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在中国西部经济发展论坛上重点介绍了“十二五”的西部开发总体思路，并提出了自己的四点建议。
    魏后凯说，当前中国经济区域已经进入了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拐点、转接点，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对“十二五”全面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应该是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十二五”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思路是16字方针：“全面推进、科学发展、东西互动、加速转型”。
    魏后凯说，在“十二五”期间，我认为未来的西部开发要抓住六个重点。第一是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第二是空间布局的优化。第三是完善开放性的经济，包括对内开放，我认为国内的民间资本比外向资本更为重要。第四是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五是生态环境的建设。第六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这是六条里面的一个重点。
    我们想要推进这六个重点，还要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要进一步推动优势产业的发展。因为现在西部开发产业的支撑力、产业的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所以我们觉得应该通过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为未来西部的开发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第二，要大力统筹城乡发展。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全国最大，要优化我们的空间布局，培育新的增长点。目前的三个重点地区，关中和天水、北部湾，现在规划已经批了，我想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在这三个重点区域之外推动、启动一批新的增长点，新的重点开发区。
    第三，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根据我们的研究来看，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现在的均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缩小了地区差距。但是从广义的角度看，由于税收返还的因素，我们广义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扩大了地区差距。所以未来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均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要大力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目前来看，这个难度很大，现在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比较小，总量不大，我国20多个省市都享受这种均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
    最后一点，要改变过去对西部地区的办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政策体系，广泛吸引国内外的民间资本，大规模地参与西部大开发。我们始终认为，国内外的民间资本不能大规模参与到西部大开发中来的话，要实现西部大开发的长远目标可能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的政策要有所转变。前段时间我们和有关部门协商，要进行分类指导，针对西部地区不同类型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这个问题现在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