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扩大内需，也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就开始面对这个问题，1998年我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搞过一个“过剩经济”的课题，那个时候我们认为短缺已经让位于过剩，供和求的对比关系中，供大于求成为失衡的常态，供不应求是失衡的特殊现象。1999年中央提出，扩大内需要成为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今天，我们扩大内需又有新特点了，扩大消费又有新特点了。
    什么新特点呢？一说扩大内需，人们就很容易提到穷人、农民等扩大内需的力量。扩大这两部分群体的消费很重要。9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呼吁。但是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发展变化过程才能见效的。穷人永远是一个消费不足的群体，永远是一个购买力不足的群体。从短期看，怎么才能解渴呢？我们的学术层面、政策层面不应过度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地方。不是不应该，但是过度地放在穷人和农民上解决不了2009年和此后一段时间的扩大消费需求的问题。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从最开始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补穷人、救穷人，已经悄悄地转变了，从布什开始的退税、发购物券，后来发现穷人把钱都存银行了，储蓄率创15年新高，没有回到市场中来。中国也是，现在还是向中等收入者家庭转换的倾向很明显，五一发旅游券，是给中等收入者阶层，这个效果比较明显，购物券是发给穷人的。
    主要想说四个方面，2009年和此后一段，我们和十年前、五年前扩大内需不一样的地方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当前消费已经开始明显地和私人财富的累积密切结合在一块了，已经不仅仅是消费，消费和投资、消费和私人财富累积结合在一块了。简单把买房子说成是房奴是不对的，那是又消费又攒钱的结合。大家把这个观念转变过来，恐怕是适应今后一段扩大内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消费同时和风险结合程度更高了。因为在这个阶段，中等收入阶层及此后的扩大内需往往和动用信用资源、和负债密切联系，和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利率、人民币币值变化密切联系，和私人财富累积过程中个人的职业风险以及自然属性的生病、家庭变故等密切联系。此前买一件衣裳就买了、吃顿红烧肉就吃了，没有别的风险，但是现在刷信用卡，就有了风险。现在需要把这样特点下的扩大内需研究出个一二三四来。
    第三是传统的消费扩张，和结构升级密切结合在一起了。格外注重结构升级的消费需求。我们大长假换成几个小长假，换过来又不成了，人家说五一节节奏正合适。广东来一个山寨版长假还给否定了。这说明，从地方最解渴、市场最需要、老百姓供给和需求双方共识度最高的是结构升级的需求。所以今年大家措手不及的就是汽车，到了零库存，不够卖了，让全世界汽车厂家目瞪口呆。国外汽车产量缩减40%，中国汽车销量创新高。怎么中国人越危机越买汽车呢？因为消费结构升级。我觉得应该在消费政策和消费关注点、舆论关注点中更多地给予关注。
    第四，改善性消费与保障性消费结合程度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不是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而是注重长远、注重安全、注重保障。这个保障已经从政府和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向个人长远筹划延伸，眼前的消费和我老了以后怎么办、病了以后怎么办、将来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重了怎么办的统筹理财结合起来了。这“四个结合”结合好了，在舆论上大家引导，我们才能创造出消费需求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