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各国都在调整对美国依赖的程度，探索各自与美国“错位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政府反而更应该注意美国的发展战略和中美关系的协调。因为，当危机过后美国再次创造新的“品牌”和“标准”时，我们自主创新所支撑的“错位发展”战略，能否伴随人民币的国际化，接近美国所占据的高端优势，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这次访华，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增持美国国债，在笔者看来，是美国一种全球战略上的“优越性”表现——他们的逻辑是，“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挽救中国经济自己”！撇开民族情感，希拉里的建议可能真是出自美国政府对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善意”。但是，希拉里是不会愿意中国政府拿外汇储备去买断美国的“标准”、“品牌”、“定价权”和“风险控制权”等涉及美国核心竞争力的“宝贝”的。所以，希拉里的建议即使能带来美国经济尽快稳定的效果，但它绝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提高中国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问题很清楚，中美战略关系不能只建立在维护美元主导的单边货币体系的美国自身利益上。
经过了对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成因的深度反思，现在至少已经可以推论出这样三条：
首先，美国金融创新能力的滥用，让广大“在过于复杂的投资技术面前表现出单纯和无力”的国内大众和海外投资者，完全失去了长期以来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威力和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充分信任。
其次，美国推行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理念，在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下将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越推越深。尤其是当1999年美国技术创新引领世界经济的强国战略受阻后，美国的金融创新的急速发展又回笼了大量国际资本，而没有出现因为IT泡沫崩溃所带来的美国经济深度衰退，从而滋生和加大了美国大众透支的消费模式、金融创新滥用带来的泡沫以及不断膨胀的美元债务。
第三，从技术创新泡沫的产生、破灭到金融创新泡沫的产生和破灭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强国”战略贯穿了始终，甚至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正是靠着这种大力又大胆的扶持市场的政策(比如,住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甚至军事政策等)，美国今天站上了世界产业链上最能创造财富的两大高端位置：由产品设计和研发所带来的“品牌”和“标准”创造的高端优势，由财富汇集和管理所带来的“定价”和“风控(风险控制)”服务的高端优势。而这两大高端优势，形成了互相增强的促进效果。“创造”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因为后期要购买无法选择的生产投入“资源”而可能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支付美国开出的“天价”；“控制”则暗含着在美国利益至上的前提条件下，美国政府会通过维护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来“左右”世界财富的价值。
由上述反思，世人或许才真正意识到了过去布什政府为什么采取了不断降息和减税的温和手段来“救市”的真正用意，也越来越担心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在世界对美国越来越失去信赖的大环境下，会继续为了维护美国“至高无上”的利益，而去上演“以我为中心”的、赤裸裸的保护主义闹剧。
由上述反思，大家自然会疑惑，全球化意义究竟何在？按照美国倡导的理念来解释，似乎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得益最大，可为什么在全球化环境中爆发的危机，总是发展中国家受害最深？在这次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中，我们没有看到因为大量资本的外逃而让美国经济陷入不可收拾的衰退境地，相反，韩国、俄罗斯和东欧等国——这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优等生反而却因为国外资本利用他们开放的金融环境而大举撤出，使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甚至连日本和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也叫苦连天——因为从投资和贸易方面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于依赖，却无法摆脱这场危机的困扰，“无奈地”成了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陪葬品。
由此，世人当然要探索摆脱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的解脱之路。但因为长期以来对美国“标准”和“市场”的依赖，已经使得美元的网络效应在全世界广泛铺开，而且错综复杂，互相之间密不可分。今天世界经济突然要想和美国模式“分道扬镳”，又谈何容易。最近，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这可以说是我国从单纯的贸易治国战略向高端的服务治国战略转型的一个具体方案。这个方案能否使中国经济尽早摆脱美国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走出一条新的模式，目前我们还不能有过高期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的战略意义和胆识远远超过了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所留出的有限的运作空间。
现在，当世界各国都在调整对美国依赖的程度和探索各自与美国“错位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政府应该注意什么？笔者以为，反而更应该注意美国的发展战略和中美关系的协调。因为，美国会利用自己的两大高端优势和目前依然发挥作用的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主动“告别”过去，继续不断向上攀登，如果下次还是美国再次创造了新的“品牌”和“标准”，而且利用他们又给大众带来了更高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那么，我们的自主创新所支撑的“错位发展”战略，能否伴随人民币的国际化，接近美国所占据的两个高端优势，就将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如果从时间、成本和需求等因素上看，短时间我们没有把握立刻赶超，那么，我们就要十分注意美国制定标准的动向，比如，新能源、废气排放标准设定等，如果我们不注意伴随这种标准变化的商业动向和市场动向，只管自己对原油、铁矿石等工业投入要素加大战略储备，并满足于现有的工业大生产模式，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因为美国主导的“标准”改变而使得我们的产品大量过剩，失去竞争力和财富创造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新能源产业的振兴计划可能要比房地产的振兴计划意义更为深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