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多天时间里, G20峰会、APEC峰会相继举行,中国都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面对当前危机重重的全球经济形势,前者试图重构世界金融体系以结束美元的霸主地位,后者特别强调了自由贸易对于遏制当前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重要性,并在“未来12个月之内不新设贸易壁垒”上形成了共识。

　　尽管听起来冠冕堂皇,G20关于重新构建国际金融体系的提法事实上与中国的利益是大相径庭的;而亚太经合组织（APEC）倡导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对中国有利的。所以,对于两个峰会,我们应该有新的想法。在贸易上,尽力寻求全球化的合作,在金融上,应尽力寻求区域合作。在APEC里,中国需要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G20重新构建国际金融体系的目的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只看到了原因的前半部分,金融监管过于宽松、投机者过于贪心、联储的货币政策有失妥当等等,而没有意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差距也是危机的原因之一。所谓不对等的金融体系,主要指美元的世界货币作用。作为唯一的世界货币,美元有过度发行的天然倾向,制约其发行的唯一因素是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
　　美国是全球经济的中心,而中国恰恰处于连结美国这个世界经济中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些世界经济外围的中间地带。最近几年,中国的主要进口国为东南亚这些初级产品制造国和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巴西等这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主要出口国为美国和欧盟。在贸易收支账户上,中国对东南亚等国表现为逆差,而对美国和欧盟表现为顺差。
　　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条件,美国人通过发行美元就可以享受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在这一贸易过程中实现了国内人口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所以这种乍看起来“不对等”的国际货币体系却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因为这种货币体系激励了美国人的消费,并因此扩大了对这些国家产品的需求。但是这些繁荣的背后也有隐忧,那就是随着美元的过度发行。果然,世界经济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了出来。而美国人正好通过危机让来自全世界的人们为其过去的过度消费买单。
　　各国为美国买单的方式主要就是美元储备的贬值。对于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金融危机具有较强的传染性,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马上就会产生不良反应。首先,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内具有较多的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会在第一时间将危机前线的危机要素传导过来;其次这些国家自己国内的金融机构也会因为金融自由化从而较大程度地涉足美国等海外的金融市场,从而直接在海外金融市场上陷入泥潭。所以,虽然危机发生在美国,对这些国家来说,危机就像发生在自家门口内一样。
　　相对于在国际货物贸易方面还具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显得格外的弱质。所以对于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危机爆发在国外还是国内,这些国家势必会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的金融体系陷入崩溃的境地,那么其实体经济很快就会跟着陷入困境。
　　对于实行金融管制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美国等海外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冲击会小得多,但也会受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因金融危机而导致的消费需求骤减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冲击。所以,发展中国家只要保持金融管制,尽管外汇储备同样会受到损失,但由于其受到的直接来自国外金融体系危机的冲击很小,从而能够保全国内的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也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有余力协同发达国家一起拯救全球金融危机。
　　特别对中国来说,当前不对等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利大于弊的。中国当前的贸易依存度将近70％,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也在30％以上,而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所以,中国的发展还需要美国消费需求的拉动,而恰恰是当前的货币体系才是最能够促进美国消费能力的。
　　中国不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先进的发达国家,它处于介于两者之间的位置上。中国不但拥有廉价的劳工,也拥有廉价的技工、甚至廉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这些都使得中国能够在一个更自由的国际商品贸易环境里获得更大的利益。同时,就中国当前的发展水平而言,金融自由化是个需要预防的陷阱。不对等的国际货币体系仍将继续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阶段差距也将继续存在,两者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促进,累积起全球的经济失衡程度从而以一定的方式再一次爆发国际金融危机。所以,在中国实体经济实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金融管制是非常之重要的。
　　既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间断性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那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就在金融危机中如何拯救自己有所准备。中国可以通过与相对同质的国家共同建立起一个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IMF）的金融危机共同应对机制,以弥补不对等的国际金融体系在拯救金融危机时对发展中国家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