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发展部10月29日公布的监测报告称，为应对金融危机、节约财政经费，俄各级政府近期纷纷酝酿和制定裁员方案。下诺夫哥罗德州政府自12月1日起将从现在1100名政府工作人员中削减100人，每月仅工资一项就可节支150万至200万卢布。乌卢里诺夫州政府决定从明年1月1日起裁减20％的州政府和地方行政部门的人员编制。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办公厅也已裁减了10％的工作人员。

    中国的实体经济也已受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经济发达的广东今年前8个月，GDP增长比同期降了4个百分点，广东财税总收入8月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为此，政府连续出台了降息等刺激经济的政策，以保持经济在较长时间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但应看到，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短期的，而政府救市亦非权宜之计，政府同样需要来一场“瘦身运动”，不仅想方设法让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降下来，同时也是为了表明各政府与人民与企业同甘苦共患难的决心。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从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较多。
    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在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已增长了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比日本、英国、韩国、法国、加拿大、美国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务和最昂贵的政府，中国公民承担因政府运行成本过高产生的赋税在很多地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尽管多年来为机构“消肿”做了大量努力，但至今仍未走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为此，我们不妨藉金融危机之际，真正从体制和法制入手，来一场“瘦身行动”。一方面，改变政府自身改革由政府主导为“公众主导”和“市场主导”。由公众参与乃至表决事关官员福利和政府运行成本的改革，以形成一种“讨价还价的改革博弈机制”。另一方面必须依法规范政府行为，以“公开行政”和“公共财政”遏制浪费和腐败空间，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