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胀需破除四大认识误区
    2008-05-14    作者:黄小鹏    来源:证券时报
  对于目前的通胀形势以及采取的政策措施,各方的分歧很大。要有效遏制通胀的蔓延,必须破除当前一些影响力颇大的认识误区:一是消极等待通胀自行回落的误区,二是结构性通胀的误区,三是对成本型通胀和输入性通胀无能为力的误区,四是关于反通胀的政策工具选择。
  今年4月份PPI同比上涨8.1%,创下2004年10月份以来的近三年新高,CPI较上年同期上涨8.5%,为此轮通胀上升周期的次高水平。数据显示,整体物价形势依然严峻,通胀仍然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反通胀作为重要目标以来,各方面采取了综合措施抑制物价上涨。但对于目前的通胀形势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各方的判断分歧很大,政策建议也常常针锋相对,客观上影响了治理通胀的效果。笔者认为,要有效遏制通胀的蔓延,必须破除当前一些影响力颇大的认识误区。
  一是消极等待通胀自行回落的误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为近年来所少见,一方面投资仍持续高位运行,总需求仍然过旺,物价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增速放慢等因素的影响,出口下滑已露端倪,对外高度依赖的经济存在滑坡危险。这种情况下,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政策重点应该是防止经济滑坡和失业率上升,防通胀的从紧货币政策应该取消,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翘尾因素的逐步释放,通胀将自行回落,目前对通胀不必担心。
  从目前的形势看,这种观点缺乏依据。作为CPI的领先指标,PPI已经连续10个月上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趋势丝毫没有减缓,从历史上看,在一轮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PPI不容易传导到CPI上,但随着经济扩张时间的延长,PPI向CPI传导的能力会逐步增强,目前,作为CPI构成部分的耐用消费品、居住和交通工具类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定价能力在逐步增强,其价格已经或逐步显示突破传导瓶颈的迹象,成为CPI持续走高的新增因素。因此,在PPI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指望CPI能够在短期内自然回落是不现实的。
  通胀预期一直居高不下。通常而言,通胀持续时间越长,居民的通胀预期就会越强,通胀的治理难度就会越大。我国出现较高通胀率,已有一年的时间,目前居民的通胀预期不但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固,已经出现了螺旋式通胀的某些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采取主动措施,指望短期内通胀自行回落不切实际。
  此外,价格管制使得统计数据极大地低估了我们面临的通胀压力。对能源、电力以及部分消费品价格实行管制短期内有利于稳定物价,但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也极大地低估了通胀的压力,为了给理顺价格体系准备好条件,客观上要求通胀率的大幅回落,而这需要十分积极政策才能实现。
  二是结构性通胀的误区。由于食品和能源的价格容易受到气候以及其他短期供应性因素的影响,为了避免货币政策对此作过多不必要的反应,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央行在货币政策实践中提出了核心通胀的概念,将剔除了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作为主要的参考指标。但在如下几种情况下,机械使用结构性通胀一词带有极大的误导性。
  首先,当能源价格的上升不再是短期或偶发事件时。眼下的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是正常供需互动的结果,其原因与上世纪70年代两次国际石油突然性供应中断存在本质不同,并且很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
  其次,当食品价格主要不是由气候或疫情引起时。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猪肉价格上涨和近期的粮食价格上涨,主要是工商业领域投资过热向农业领域传导的结果,是工商业扩张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务工收入增长,引起务农比较收益下降的结果,这与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天然差异有关。我国历次通胀均在经济扩张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并且首先在食品价格上爆发,带有明显的规律性。结构性通胀一词,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其原因的揭示。
  第三,当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较高时。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仍然较高,特别是作为产业工人主要来源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仍然高达43%,食品是产业工人再生产的主要成本,食品价格的上升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工人工资的上升。
  笔者认为,在面临上述几种客观情况下,滥用“结构性通胀”一词,低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重要性,机械地将能源与食品价格的上涨与总需求之间的联系人为割裂,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对准确认识通胀形势,形成很大危害。“利率对猪肉无可奈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观念下的流行语,其正确性是大可置疑的。
  三是对成本型通胀和输入性通胀无能为力的误区。经济学上对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种类型通胀的划分,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方便描述现象,而不是对原因的揭示。通货膨胀,最终涉及的是货币整体购买力变化,因此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这个结论是人类与通胀无数次苦苦斗争后的最宝贵收获,是不容置疑,也勿需置疑的。没有货币媒介的总需求,成本型通胀也就是无源之水,所以笔者认为,刻意强调通胀的成本推动特征,只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妨碍人们去寻找通胀的根本原因,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是危险的。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中国的通胀无疑具有输入性特征,但对此我们并不是什么也不能做。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国内总需求的紧缩对上游价格存在一定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通胀治理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性(中国主动紧缩导致上游价格回落的好处,被其他国家免费获得),中国应该更积极主动地寻求国际间的合作,为了合理分配紧缩的成本和收益,中国应探讨成为主要协调人角色的可能性。
  四是关于反通胀的政策工具选择。既然通胀是货币现象,那么货币政策就应当充当反通胀的主角。物价管制、补贴等可以作为辅助性政策,实行时间太长,副作用太大,切不可陷入本末倒置的误区。
  在货币政策中,是汇率还是利率更有效,存在很大的争论,笔者倾向于后者。这是因为汇率政策调节进出口部门的价格和行为,环节过长、传导慢,并且存在对汇率变动弹性不足导致效果衰减的问题,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汇率升值对国内通胀的抑制作用很小并且存在很长的时滞。
  而利率政策可以迅速作用于每一个企业和居民,它可以从资金需求面抑制投资过热,效果远较数量控制好,它更突出的意义在于可以向社会释放控制通胀的决心,迅速改变人们的通胀预期。至于对利率政策会抑制消费的担心也纯属多余,居民消费主要是收入的函数,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十分微弱,要刺激消费,应该采取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而不应通过低利率或负利率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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