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表现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就是“熟人经济”和“人情经济”十分流行：办事为了省钱，就找“熟人”开路；买东西钱不够，就借“人情债”过关。在我看来，这一中国特色，也是助推国内房价飙升的重要因素。
　　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赵老师打来的。意外的是，很少主动和我联系的赵老师这次打电话给我，竟然是为了借钱给儿子买房子。赵老师的儿子毕业于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目前在北京工作，近来决定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但是手中的钱不够首付，在周围的亲戚解囊支援后，首付款仍存在缺口。情急之下，赵老师想到了在深圳工作的我。
　　若非万不得已，老师是不会向学生借钱的。何况我沐浴师恩，曾经是赵老师的得意弟子，按理，我应该帮赵老师一把。然而，我去年年底刚刚买了房子，目前每个月要负担几千元的按揭，手头也比较紧张，只好婉拒了赵老师的借钱请求。
　　盘点一下，我参加工作12年以来，已经先后四次借钱给熟人买房子。这4个熟人都是我的大学同学，其中有1人是在国内一所“211”重点高校工作的副教授，他向我借的1万元钱（大约是他月薪的2.5倍），至今尚未归还。这种充满中国特色的买房“人情债”的体验者，除我之外，想必大有人在。
　　经济学家姚景源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判断：目前，中国人买1套房子，通常是6个人、3个家庭（即购房者夫妻以及双方父母共6人、3个家庭）共同出力的结果。而根据我的经验观察，姚景源的这个判断并不到位，因为他没有考虑到“熟人经济”和“人情经济”的因素，如果把买房者的“老同学”、“老朋友”等算上，在中国购买1套房子，共同出力者实际上通常要超过10人。
　　量入为出是消费的基本原则。中国老百姓对于这一原则也遵守得相当严格，然而，唯独在买房这一问题上，中国老百姓却“集体出轨”。在时机不成熟或力有不逮的情况下，众多中国老百姓仍然勇敢地出手买房，堪称世界房地产市场中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观，而富有中国特色的“熟人经济”和“人情经济”，正是催生这一奇观的深厚土壤。
　　中国的房价为什么居高不下，连年飙升？个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 “熟人经济”和“人情经济”的产物——“人情债”长期盛行于房地产市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尤其是经济学家忽略。“人情债”不受国家宏观调控制约，游走于银行信贷体系之外，它以一种基于世俗情面的民间信用方式隐蔽个人的消费风险，“改善”了不具备买房能力的人的资产负债表，为所谓的“购房刚性需求” 火上加油并引发羊群效应。
　　放眼环球，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成熟的现代化国家，其消费者借贷主要发生在银行之间，而非其他。中国个人住房市场中“人情债”和银行信贷双轨并存，且人情举债在前、银行贷款在后的现象，在世界上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端罕见的。这也可以相当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2009年，世界各国房地产价格大跌，唯独中国的楼市收出了一根举世瞩目的超级大阳线，且房价再创历史新高。
  　在中国这个人口密度不算太高且人均收入偏低的发展中国家，房价却飙升到与很多发达国家比肩的水平，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甚至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中国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以及炒家固然要为此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但众多普通买房者也不能完全摆脱干系。毋庸讳言，中国老百姓所热衷的“人情债”，也是高房价的重要推手。“人情债”固然成全了买房者的一时之快，却人为地扭曲了正常的供求关系，制造了大家都有钱买房的假象，从而诱导政府暧昧于楼市调控，并纵容开发商坐庄抬价的野心，最终让老百姓更深、更久地陷入“房奴”的泥潭。
　　前不久，我的研究生导师夏老师告诉我一件事：她的一位远房亲戚向她借钱买房，她拒绝了，理由是“买房是个人的事情， 不是大家的事情”。为此，夏老师的丈夫（一位知名的电视制片人）还指责她“不近人情”，夫妻俩一度闹得很不愉快。站在理性的角度看，我认为夏老师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同时也为自己面对买房“人情债”时，不能像她果断拒绝而感到惭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借钱给同学买房，也在微观层面上对推高房价起了助纣为虐的负作用。
　　政治学上有一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与之相匹配。” 在此不妨套用一下：“有什么样的买房者，就有什么样的房价与之相匹配。”饱受高房价之害的中国老百姓，到了向买房“人情债”说不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