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护全球气候，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能源战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回应。我们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有正确的战略把握，认识并避免可能步入的各种战略误区，防止新能源发展的非理性“跃进”，寻求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战略选择，使中国的能源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三大战略误区

　　中国能源发展在现阶段存在一些战略误区，主要表现在对未来能源需求数量与结构的预期、能源结构优化的片面理解和能源投资经济理性的缺乏上。
　　当前，中国的工业化仍然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兼有劳动力和知识密集型的复合因素。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能源需求的数量和结构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一是能源的总体增速将趋缓，相对低品质的能源类别的需求增速最低，乃至于接近零甚至负增长，而高品质的能源类别增速则加快。这是因为，中国当前重化工行业的生产规模和能力已趋于饱和，这些行业以消费低品质的煤炭为主，对较高品质的石油、天然气和一次电力的消费相对较少。而交通运输和居民生活基本不直接消费煤炭，前者以液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为主，后者以天然气和电力为主。如果我们的能源战略仍然注重数量的增长，不考虑增幅的变化和结构增速的转型，这样一种需求预期，显然是一种战略失误。
　　第二个战略误区是片面追求结构优化。减少煤炭份额，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符合可持续发展能源的战略原则。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和太阳光伏电能的发展态势，似乎已在“跃进”之中，立志在最短时间内赶欧超美。据全球风能理事会公布的年度数据，中国连续四年实现新增容量翻番，2008年突破2千万千瓦大关，超过印度，成为亚洲第一、全球第四风电大国。中国可望在2010年实现风电装机容量3000万千瓦，提前十年达到政府确定的风电2020年发展目标。国家能源局启动开建6个千万级风电基地，保证2020年1亿千瓦风能基地电能输出和消纳。风力发电不稳定，且相对昂贵，需要显著改进电网，目前我国风机年均发电时数不足1500小时，电价、风机成本和电网配套形成制约风电发展的瓶颈。对于每度电要补贴4元钱的光伏发电，有人认为国家确定的2020年光伏发电装机容量“180万千瓦显然不够”。发展核电的基调今年已经变成“尽可能快”，2020年目标从4000万改为7000万千瓦。而对于发展核电，中国铀矿资源严重不足的瓶颈并未化解。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风电、太阳光伏发电和核电，但在当前经济、技术和发展阶段下的“大跃进”，实际效果如何？这不得不使人联想起自1980年代始建的污水处理厂、电厂脱硫设施，在巨资建好后管网不配套，处理成本高，使治污能力大量闲置。这种情况时至今日仍有发生。
　　第三大战略误区是投资忽略经济理性。即使是接近市场竞争水平的风电，总体而言上网价格比火电高50%左右，高出火电的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试想2010年3000万千瓦、2020年1亿千瓦，按现有技术经济条件，财政补贴负担有多重？对符合条件的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每瓦财政补贴20元,即每千瓦发电容量补贴2万元，但这似乎还不够。甘肃敦煌1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占地100万㎡，总投资约5亿元，年均发电1637万度，即每千瓦投资5万元，每年运行时数不足1700小时。面对太阳光电的巨额成本，中国科学院于2009年6月中旬启动“太阳能行动计划”似乎更为理性。该计划举全院之力，联合全国相关科研力量，分三个阶段实施：2015年分布式利用，2025年替代利用，2035年规模利用，2050年前后为重要能源。

　　满足交通和建筑物用能是当前重点

　　中国未来发展所需快速增长的能源类别是交通用能和公民用建筑物内用能。现行新能源大跃进，显然对交通用能衔接不上，规模上满足不了公民用建筑用能和需求增长，成本上超出了我国居民当前的实际承受能力。现存的新能源装机容量，不仅因为缺乏市场理性而闲置，而且形成现有技术的锁定效应，影响未来新能源技术的推广使用。在核能技术已经商业化的情况下，拥有全球40%铀资源的澳大利亚却不发展核能，不愿意用零碳的核电替代高碳的煤电而实现减排温室气体。其原因之一是相对于低廉的火电，核电成本太高。2007年，欧盟27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也只有5.73%，其中生物质量占65.7%，水能占21.7%，风能站6.6%，太阳能不足1%。
　　新能源发展的巨额补贴，只能源于常规电力的收益。如果将火电对新能源的巨额交叉补贴的一部分用以提高火电能效，使单位千瓦时的煤耗从当前的360克降到国内先进的300克，其节能减排效果比新能源更为有效。如果将1千瓦光电容量的补贴给农村小沼气，可建20个农户沼气池，所提供的能源可能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光电投入。从对就业的影响来看，风能、光电、核能均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需资本投入高，对就业的拉动较为有限。如果是将同等补贴或投入用于太阳能热水器、农村小水电、小沼气在产、供、销和推广运营方面产生的就业岗位，显然要数倍于资本密集型的新能源。更重要的是，常规可再生能源的产业链所需的劳动技能并不高，而风电、光电、核电所需的劳动者技能均较高，与我国当前大量低劳动技能的就业压力形成较大的反差。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能源需求的增幅和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战略转型。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能耗增长将趋缓，而交通和建筑物用能将迅速增加。在当前经济和技术水平下，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度高的新能源的大跃进，并不适应中国当前能源需求的战略转型。
　　满足交通和建筑物用能，是当前中国能源发展的战略重点。能源投资的市场理性，是可持续能源发展的战略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小水电、太阳能热水器、农村小沼气、生物质能利用等技术，不仅投入低，而且适用，针对性强，就业需求大。同时，对于高技术含量的新能源技术，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储备，也具有战略意义。　

　　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

　　那么，中国能源发展可能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
　　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节能。无论是工业、建筑，还是照明，都有巨大的潜力。如果将单层玻璃变成双层玻璃，将白炽灯换成日光灯，或直接换为半导体LED灯，全国数以亿计的家庭，数以十亿计的微小节能，显然胜于几个“风能三峡”。德国之所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为负增长，主要原因是能效的提高。
　　第二，大力发展分布式、小规模能源生产和供给。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规模成功开展的农村电气化项目，靠的是技术不复杂、投入并不大的小水电，应该说，中国小水电尚有巨大潜力。生物质能利用，无论是生物气化，还是生物发电，潜力巨大。中国农作物秸秆和薪柴，一年的可利用量可达4亿吨左右标煤，至少可占中国商品能源总量的10%。由于中国将来能源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因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居民生活用能的增加，太阳能热水器、农村小沼气等非商品能源有着不可低估的潜力。单个热水器或沼气池替代的能源可能微不足道，但数以亿计的总量，使得能源消费水平大为提高。当前，这些传统的、小规模的非商品性的能源技术不属“高科技”而被忽略。如果国家研发投入包括此类常规技术，其市场竞争力和能源生产绩效可能远高于高科技的风电和光电。
　　第三，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轿车大规模进入家庭，交通用能无疑是一重大方向。当前，我国交通用能不足15%，如果翻一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能源需求缺口巨大。针对交通用能，常规的办法是提高能效，有效的途径是开发替代石油的生物油料，而根本性的方案是发展电动汽车。因为电能可源于零碳能源。这就表明，电能储存技术至关重要。
　　第四，对于高资本投入的风能、光电、核电，随经济技术进步而适度发展显然是必要的。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防止超过经济技术能力的“大跃进”，避免揠苗助长。
　　第五，增加新能源研发投入，风电、光电、生物燃料乃至于核电，代表着能源发展的战略方向。要克服当前大规模商业化利用的市场保障，需要大力投入研发。一方面，我们可以独立研发，凭借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技术；另一方面，也可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共同研发，共享知识产权，使中国的新能源技术与国际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