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面对目前经济下滑的局面时，不仅要面对“结构”与“总量”的冲突，还必须面对“短期”与“中期”的冲突，同时还必须重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针对性，以及中国经济动态调整的平衡规律
　　中国经济加速下滑的风险日益加剧，已越来越成为各界的共识。很多学者开始大声疾呼宏观经济政策应当进行调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贸易政策，以防止中国经济步入加速衰退的局面。

　　政策调整需要谨慎权衡

　　这种观点存在很多问题，它与持续采取紧缩政策的观点一样，可能使经济陷入大起大落的危险境地。其理由在于：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短期下滑引领中期加速回落”风险加剧的原因，并不一定在于目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简单地放松这些政策不仅难以“有的放矢”地治理中国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剧目前经济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例如放松货币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业改善流动性问题，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总量收缩的问题，反而会推进流动性的进一步过剩和治理通货膨胀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又例如，政府通过投融资政策的调整对房地产以及资本市场进行干预，使这些市场大幅度反弹，可能会使这些行业出现短暂的繁荣，进而拉动相关投资的增长，但这些政策在热钱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发投机资本在获利后的快速解套和大幅外逃，这会给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再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大幅度提升工资改变初次分配的结构，进而为消费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这种政策调整在通胀预期存在的环境中往往成为启动“物价-工资螺旋上涨”通胀形成机制的导火索，并将最终导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下降、消费疲软的局面。
　　因此，中国在面对目前经济下滑的局面时，不仅要面对“结构”与“总量”的冲突，还必须面对“短期”与“中期”的冲突，同时还必须重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针对性，以及中国经济动态调整的平衡规律。
　　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权衡，本文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下滑源于中国外需的过度下滑，通过“出口-投资联动机制”以及“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联动机制”，使中国经济整体出现“短期下滑引领中期加速回落”的局面，那么宏观经济政策目前调整的主要对象应当是阻止外需的过度下滑。遵循的原则应当是“政策小幅调整反向启动各种联动机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标应当是“实体经济层面实现反向微调，金融资本层面保持高度稳定”；中期目标依然是“在坚持总量平稳的前提下，推进结构性调整”。

　　具体措施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防止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模式转变的战略性目标与中国经济稳定的战术目标之间的权衡的重要性，把握 “不平衡发展战略”以及外需适度下调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回落过程中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自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政策的力度，适当回调部分产业出口退税率或进口关税，同时应当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对贸易带来的“阀值效应”冲击。
　　第二，中国经济的外部非均衡所具有的自发性、国际性和中长期性决定了我们应改变“以调内为主，调外为辅”的政策定位，“内调收入分配结构，进而调整储蓄-消费结构”应当与“外调进口和资本流动，进而缓和双顺差的过度增长”并举，使之具有同等地位。
　　第三，中国货币增长以及信贷增长在总量上依然处于一个较为适度、可控的范围，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问题依然需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不是总量，而是信贷投放的结构。应当适度调整信贷投放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保证优质企业正常的生产投资以及发达区域的资金运转。可以考虑重新启动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
　　第四，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应继续坚持以数量型格局调整为主的策略，价格型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世界汇率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货币政策应当为一个稳定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创造条件，避免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导致资本和金融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因此，货币当局必须顶住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不宜放松货币政策导向而为股市、房地产市场输血。与此同时，政府也不宜出台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动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应当以稳定房地产价格和资本价格为首要目标，以避免助长投机资本的投机行为，使之“低点进入，高点出逃”，引发资本市场的大动荡，进而导致经济的大动荡。
　　第五，汇率政策必须权衡“战略性目标”与“战术性目标”、“总量性目标”与“结构性目标”、“金融目标”与“实体目标”之间的利弊。中国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贸易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工资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调整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中国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国汇改的步伐，不能因为游资的问题而采取激进放开的方案。所以，人民币升值应当在坚持以往“渐进、自主、可控”原则的基础上，适度下调升值的幅度，增加短期波动的浮动。短期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不仅不能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大量游资存在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反而正中了投机资本的下怀。
　　第六，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定位、积极操作的定位，适度改变年初政策取向，适度扩大支出的规模。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支持灾后重建工作；二是积极进行经济下行区间财政支出的中期规划，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公益性投资，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支持，通过这些财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弥补由于外需下滑带来的总量收缩，在中期可以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培育新的支撑点，财政不能因为上行区间超收而过度进行总量扩张；三是应当加强各种生产和消费价格补贴，以缓和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
　　第七，启动消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消费加速和消费升级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因此在短期中国经济的总量平衡不宜过多寄托于消费的加速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各种改革的停止。不过，在结构性价格上涨问题依然严峻的环境中，在短期不宜过度依赖于工资形成机制改革来达到此项目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