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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本放眼未来的书

当音乐停止，一切会变得复杂。
　　但是音乐仍在演奏，你必须起身舞蹈。
　　我们仍然在跳舞。

这是 2007 年 7 月 8 日，花旗集团（Citigroup）首席执行官留下的一段话。它或许是整个金融危机中最有名、 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引述。就在一个月以后，音乐和舞蹈突然停止了。
　　这句话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事情变得复杂而丑陋，不仅是花旗，而是整个世界。当音乐停止后，椅子的数量明显不够，许多金融企业在这个高风险的赌局中都被摔在了地板上。美国经济随后进入了 20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政府在那些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领导者们的带领下，实施了一连串复杂的救助行动。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金融企业的需要，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场混乱正在把我们每一个人推向深渊。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讲金融危机
　　
　　这个关于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的故事——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被以不同的形式，反复讲述了许多遍，并有多部关于危机的书籍和文章问世。但是，为什么还需要另一本讲述危机的书呢？
　　一个原因是美国人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伤害了他们，危机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或者说当局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尤其是政府为什么采取了这一系列非比寻常的行动。对政府救助行动的误解正在妨碍目前政策的实施。政府究竟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其本身也构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这本书力图回答这些问题。本书的视角将集中在展示金融危机为什么发生，而不是介绍金融危机是什么。
　　还有一个原因促成了本书的出版：这段历史需要被真实地描述。许多畅销书籍，尤其是某些记者的作品，只是断章取义甚至歪曲事实。这本书不一样，它的作者不是记者，因此如果你很关注谁在什么时候对谁说了什么，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本书。我的目的是展示危机的全貌，而不是片段。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位历史学家将这段历史写成一个几千页的故事，但我的描述会更加简短和易于理解。当然，这本书也不是要探讨谁该为此负责。
　　另一个写作本书的重要原因，是对这次危机的回忆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回荡。你每天都能读到关于它的新闻，并且它依然影响着当局的决策。美国经济仍然在努力摆脱危机的影响和随之而来的大衰退：失业率仍然高企，预算问题仍然严重，抵押衍生品的问题并未杜绝。欧洲危机也仍然深重。关于危机对策的争论很激烈，比如 2010 年的《多德-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比如政府庞大的赤字政策，比如美联储为振兴经济所作出的努力……而许多关于危机的书籍仅仅是在描述这场危机的灾难性，却对公共政策只字不提。
　　最后，这本书是放眼未来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衰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尚未完成的、很长的计划。我们应该如何完成这些计划？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未来也许会出现的、新的危机？我们是从这场危机中学到了更多，还是会将这场灾难迅速忘却？许多转变并未发生。我们是否仍然脆弱？未来是否会有新的问题导致新的灾难？
　　
　　本书的结构
　　
　　本书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毕竟，这是讲故事最好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有助于我们理解本书的观点。本书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怎样遭遇这场灾难的，我们又是如何与之斗争的？决策者们何时做了正确的事情，何时又犯了错误？我们在一切结束前应该继续做些什么？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介绍性章节后，第二部分将描述和解释危机如何发生。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描述政策应对——首先，是在大厦坍塌时的救助行动；其次，是一些长期的措施；最后，试图揭示整个危机中最重要的内容：在缺乏监管的市场中，我们被冲出的货车重创，此时政府究竟是在拯救我们，还是其本身就是祸源？为何政策生效了，却获得了倒彩？本书的第五部分则是面向未来的建议。我们该如何应对仍未结束的灾难？我们面临的危险是什么？我们应该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什么？
　　
　　致谢
　　
　　我必须感谢每一位和我探讨过金融、危机、监管、货币政策、政府政策以及相关话题的人。我的观点和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主要源自我这些年来的观察、阅读、交谈、思索、写作和教学，以及我在大学、金融机构和政府的工作经历。但是，关于这本书，我还是深深地感谢一些政府机构的官员、金融领域的专家、记者朋友和与我探讨、争论的学术界朋友，以及对我的手稿提出过帮助和建议的朋友。特别真诚地感谢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斯科特·布林德（Scott Blinder）、丹·克劳森（Dan Clawson）、约翰·杜卡（John Duca）、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 、斯蒂芬·弗里德曼（Stephen Friedman）、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埃丽卡·格罗森（Erica Groschen）、罗伯特·霍伊特（Robert Hoyt）、清泷信宏（Nobuhiro Kiyotaki）、爱德华·奈特（Edward Knight）、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迈克尔·莫兰迪（Michael Morandi）、 克雷格·佩里（Craig Perry） 、 里卡多·赖斯（Ricardo Reis）、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朗尼·斯蒂芬斯（Launny Steffens）、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菲利普·施瓦格 （Phillip Swagel）和保尔·威伦（Paul Willen），感谢他们花时间与我分享他们的知识。尤其感谢菲利普·弗里德曼（Philip Freidman），他检查了我所有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本书不能代表以上任何人的观点。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书中的观点都持有不同见解。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 2011—2012 年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时完成的，还有一部分内容是我在纽约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工作期间完成的——那时我的观点也饱受争议。基金会的主席埃里克·万纳 （Eric Wanner） 为我提供 了非常优越的研究环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加洛·费耶特（Galo Fachettore）、克莱尔·加布里埃尔（Claire Gabriel）和凯蒂·威诺格拉德（Katie Winograd）为书稿的诞生提供了很多帮助。如果不是因为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写作，所有这些内容可能还保存在我的硬盘里。
　　我在普林斯顿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格里斯沃尔德经济政策研究中心（Griswold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的支持，他们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慷慨援助。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学生们——阿曼德·阿什辛-克罗兹（Armando Asuncion-Cruz） ，他全程参与了本书的创作过程，并且做了许多辅助工作；以及乔安妮去·艾玛（Joanne Im）和凯文·马（Kevin Ma），他们提供了“糟糕”的协助——相当长的时间，他们都和我的观点有所冲突；还有凯瑟琳·赫尔利（Kathleen Hurley），她用最短的时间成功地完成了这些看似难度很大的整合工作。
　　当手稿将要变成一本图书时，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成了我的图书顾问，并为我引荐了许多出版机构。企鹅出版集团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我找到了可以让我还清债务并成为畅销作家的优秀团队。我的编辑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是一位有许多好主意并且非常友善、严谨的专家，他从多个角度为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斯科特的助手玛丽·安德森（Mally Anderson），什么问题都难不倒她，令我们无比佩服。朱莉安娜·西延（Juliana Kiyan）则扛起了推广本书的重任。
　　最后，我必须提到我的妻子玛德琳。我究竟亏欠了她多少？她帮我修正文章和观点；她帮我找到写作的准绳，并带我避开多冗的辞藻和难解的行话；她在我需要鼓励时给我鼓励，在我需要提醒时给我提醒。这本书必须献给我亲爱的妻子。我们 1967年结婚，对于我们来说，音乐永远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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