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组治理难题，不同的解决方案
当前的国际社会面临着三个层面的治理难题：第一个是个人和社交网络层面，第二个是超越国界的社会层面，第三个是国际和全球层面。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层面，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有相似之处，但理念和处理方式十分不同。中国强调个人自由应当服从社会秩序和国家意志，严格管理民间社团（即美国人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的“公民社会”）和宗教组织，反对国家分裂。中国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中亚等地发生的反政府“颜色革命”和2011年以来以“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中东政治动荡持强烈的警惕态度，反对西方国家干涉内政。美国政府虽然也关注网络安全等问题，并以国家安全和反恐为由限制美国公民的自由和隐私权，但就其政治原则而言，是认可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进行文化、宗教、意识形态渗透的。
简言之，中国人倾向于认为中东、中亚、非洲等地区出现动乱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煽动、干涉，以及当地人照搬西方民主自由的错误行为；而美国人则将动乱归咎于当地统治集团的腐败、独裁及对民主权利的践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全球化中长期掩盖着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矛盾凸显。金融危机的后果开始向社会和政治领域蔓延，不仅出现了“阿拉伯之春”等乱象，相对发达的西班牙、希腊和以色列等国家也相继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英国伦敦还发生了骚乱。在亚洲，印度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腐败游行。2011年9月，美国民众发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世界各地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使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讨论愈加激烈。
未来几年，对全球治理的改革需求将愈加强烈。中国、美国同世界各国一样，都有改善全球治理，实现一个更加安全、公正、自由、繁荣的世界的诉求。但是，中美两国在如何推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改革方面，存在着认识和政策上的冲突。
美国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看法，仍然基于几十年来一直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坚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原则。从最近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等的签署，可以清晰看出其企图掌握全球政治经济资源和国际规则的“顶层设计”，突出劳工权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低碳经济等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规则，维护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但是，美国也注意到过去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在新的全球环境和新的全球力量对比下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进行改革。中国要求在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提出维系新兴经济体在其中占据相对优势的制度或规则，在金融、贸易、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寻求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的支持。可以预料，中美不同治理模式的竞争将趋于激烈，其实质是争取全球治理改革的话语权，集中表现为对国际规则的掌控、运用、阐释和创设。
但是，中美在国际秩序和规则中的竞争，并非完全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世界政治、经济板块。美国同欧盟、日本等的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今日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拉开了距离。
首先，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两倍于其他金砖国家，在未来10年中，这一差距可能继续拉大。中国现在的商品出口额是其他4个金砖国家总和的两倍，外汇储备是它们总和的三倍，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它们总和的两倍，占世界总排放量的30%。中国在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和稳定、保护知识产权、网络与太空安全、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等诸多方面承担了更多的国际义务。这不能仅仅被视为应对国际压力、改善国际形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中国以量力而行、权责对等的方式承担国际义务是促进自身长远利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其次，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与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摩擦也在增多。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倚仗丰富的自然资源出口初级产品，而中国则需越来越多地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以大力发展制造业。基于国际分工以及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制造业，在中国形成了产业中心。如何借鉴这些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准并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是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关系中的重要环节。
中国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南北关系理论思维和分析框架是有缺陷的。中国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处理南北矛盾、缩小南北差距的根本途径，是要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中国政府对南北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却显著的变化。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和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都号召“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却将这一提法改为“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此后，中国官方正式文件不再强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和全球性问题治理，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理解为，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非完全不公正、不合理，但是需要改革。这份系统阐述中国对世界看法的白皮书还指出：“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为更多国家提供了通过经济发展和互利合作实现振兴的历史条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也可以理解为，在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在新的全球环境下既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也必须寻求深层次的合作。从客观上说，中美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汇合点多于冲突点。能否避免对抗，实现合作共赢，还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远见和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