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
对重庆模式的最权威解释迄今为止来自被称为重庆首席执行官的黄奇帆市长。在黄市长看来，作为内陆城市的重庆要超速赶超沿海地区，必须打造不同的发展路径。过去20年，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占比很低，这是东部沿海尽占区位优势的原因。而重庆发展加工贸易，便需以新的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所谓“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为落实这一策略，黄奇帆市长曾于2008年亲赴美国惠普公司，说服惠普将4
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此后，他再赴台湾，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引入重庆。广达、英业达等电子代工巨头接踵而来，大批零部件企业亦相继跟进。重庆的对外开放战略取得了巨大成绩。至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超过200家已经落户重庆。
不过，大胆设想、扎实工作之外，重庆取得的成功离不开两个更加关键的因素：首先，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其中包括使重庆成为在内陆唯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换言之，重庆实践可以视为在中国横行多时的优惠招商竞争的升级版。其次，重庆大规模的基建、固定资产投资构建了重庆得以被外企相中的基础。这些投资极大程度上改善了经商的硬件环境。事实上，大量外企的入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重庆天量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与产能有了用武之地，不至于成为过剩设施与产能。
从全局意义上理解重庆模式，重庆经济起飞来自于投资、城市化、出口增长的正反馈循环。2011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高达76%，四川比例为72%，全国平均水平则为64%。单此项差别，就可以解释三者在经济增速上的大部分落差（重庆161%，四川15%，全国91%）。
重庆的投资不仅规模巨大，且以国资为主导。根据重庆财政部公开披露的数据，重点项目投资中国资主导的占比为67%，市场主导的占33%。为支撑如此水平的投资，重庆构建了构思巧妙、规模宏大的政府债务平台系统。重庆以政府金控公司渝富公司统领与支撑地产、城投等八大投资公司，主要依赖财政支出、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投资、土地增值、国有股权等资金来源充实资本金，之后在扩大的资本金基础上动用一切金融手段扩大融资规模。至2011年中，八大投资公司资产总额约为4
139亿元，负债额约为2
500亿元。资产额与负债额快速攀升的关键是土地经营与金融运作。按照重庆市政府的规划，土地增值的绝大部分收益收归国有，构成各类投资项目资本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金融机构乐于提供金融支持的基础。
旧模式中，政府被现收现付规律约束，投资规模受限于财政开支与项目未来的现金流，有限的开支规模不足以支撑蓝天般的雄心壮志。在地方债务平台模式被大规模应用之后，自觉与不自觉地，地方政府开始学习公司运作方式来经营城市。在这种创新方式中，包括财政开支在内的各类资源被整合，用于获得各类信贷资源，如此，较小的投入可以撬动数倍总资产规模。举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旧模式中1亿元的财政开支或许只能支撑1亿元的投资；相反，如果这1亿元投资作为资本金，撬动区政府以未来土地增值4亿元，合计5亿元作为资本金，在65%负债率水平上可以承受9亿元信贷，如此，总投资可以放大到14亿元。新旧模式下投资规模相差可高达十数倍。同时，在新模式之下，可暂时不考虑还本付息方面的压力，依靠资产增值足以说服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持。这样，地方政府债务平台模式绕开了中央关于地方政府不得举债的规定，经营城市的思路由关心经营损益转变为资产负债表管理。
金融抑制状态的本质是资金价格低于其影子价格；透过利率剪刀差的方式，居民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资金使用者输送。这种状态下，谁能获得资金，谁就能获得利益输送。毫不夸张地说，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
为主导整体进程，重庆市政府设想实施了严格的社会管理机制，努力扩大政府对全社会资源的掌控与动员能力。打黑运动作为标志性施政措施，不仅有利于减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迫使民间经济服从政府意志。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要么将民间经济驱逐出有利可图的行业与机会，要么迫使民间经济尾附于政府经济项目。
由此导致的民营经济凋敝的负面影响被激进的对外开放所对冲。依靠全方位压低生产要素成本以及积极的招商引资举措，外资企业带动重庆对外开放度大增，进出口的快速增长令基础建设有了用武之地。
如此，在这一城市管理运作模式中，极限放大债务杠杆率拉动了固定投资增速，积极对外开放提高了产能利用率。投资、城市化、出口增长的正循环，被迅速攀升的债务杠杆率插上了翅膀。
上述运作模式并非重庆独有，事实上，各个省级、市级乃至县级政府都在大量运用这一模式。近些年来，固定投资与城市化过程的极高增速与此紧密相关，各地耀眼的经济成绩也多拜其所赐。可以说，哪个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债务与金融杠杆，哪个政府就可以在GDP锦标赛中领先。不出意料之外，除了冠军重庆之外，天津、贵州、海南等也都在GDP锦标赛中排名靠前。
根据重庆市统计局及财政局提供的数据，重庆2011年的财政支出高达3 961亿元，占GDP比例为39%，而本地财政收入（含非税收收入）为2
908亿元；对比之下，同为西部省份、各方面条件都具备可比性的四川省的财政支出GDP占比为2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23%。重庆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地方财政的持续紧绷与地方债务的高速扩张。
重庆是否有财政赤字只是定义问题，如果将本地支出（3 961亿元）与本地收入（2 908亿元）之差定义为财政赤字，则重庆2011年的赤字为1
053亿元，占GDP比例高达105%，只不过这个差额由巨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埋单。西部省份接受中央转移支付本为常例，比较而言，重庆规模较大：四川财政支出中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部分占GDP的比例为7%，全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则为11%。
另外，重庆本地收入中，税收收入为880亿元，非税收收入为607亿元，土地出让金则高达1
309亿元；在税收收入的880亿中，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占比高达452亿元。由此可见，重庆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度超过60%，称为土地财政毫不为过。相反，赢来喝彩声的大量外企并未贡献太多的税收增长，工商业经营状况也不尽如人意：2011年增值税仅82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3%，增速也仅为微不足道的5%。高补贴的招商引资模式的代价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中央审计署的数据，重庆市区县级政府债务在2010年底总额约为2
159亿元。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这一数据已经大大高于黄市长接受采访时声称的“整个重庆，包括区县和市级政府，跟财政有关的债务余额是1
200亿元”，或许黄市长对政府债务的定义不同于中央审计署吧。这一债务在快速增长中，我在2012年曾经如此推算重庆的债务数量：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重庆市区县级财政开支占全市比例为585%，合理的推测是重庆市总政府债务最少在3
690亿至5 613亿之间，且未计算政府担保义务、养老金缺口等隐形负债。取其中间值，重庆市政府债务大约为4
650亿元。而2013年底公布的重庆市地方政府债务总额高达7 650亿元，比我当时的推测值更高。
与此同时，2011年政府控股企业贡献的基金收入仅1113亿元，巨量债务并未产生起码的投资回报率。
很明显，重庆模式要持续下去的前提条件相当苛刻。如果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减少，如果土地升值速度降低，如果天量投资建设项目投资之后难以产生合理现金流，如果金融机构收紧对债务平台的信贷，重庆将被迫降低其投资增速，鉴于投资占经济比例高达76%，此举将导致经济增速快速滑落。
而重庆债务状况并非孤例。事实上，天津、吉林、海南等省市的债务状况同样承受着沉重压力，如果不是更大压力的话。上述对重庆的分析不是针对重庆，恰好相反，正是由于重庆在相关运作中将这一模式运行到极致，我愿意将它作为别的城市的榜样与样本来予以分析，故而称之为“重庆模式”。
重庆案例典型地体现了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在第二章中我强调了它的正面作用，而现在看来，其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这一负面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论述：首先，地方政府的强烈投资导向导致基建投资过多；其次，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过度投资导致债务风险累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