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时任摩根士丹利亚洲总裁阿莱桑得里R26;莫里森先生说了一段话令我印象很深。他用曾经发生过的淘金浪潮来比喻此时的互联网浪潮。他说，当年淘金热的时候，许多人出去淘金，有人成功了，发了大财，大部分人却一无所获，还亏了本钱，但是淘金浪潮带动了生产淘金工具的行业，不管有多少人淘金成功，生产淘金工具的人总是能获利的。他认为，在互联网的大潮中，电信运营商的角色就像淘金浪潮中生产淘金工具的人。我们的职责是提供足够的基础网络，从经营基础网络中获取收益。那时候，还没有“电信网络是管道”的说法，他的一番观点倒与今天的“管道论”有点相似。
我们也都同意，不管互联网泡沫会如何结局，我们只要踏踏实实地做好自身的工作，按照市场的需要，努力提供基础网络服务，一定会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
中国联通制订了具体的上市方案、开展尽职调查、进行全面的资产评估。根据当时中国联通的融资计划和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中国移动选择以红筹股的方式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并且以存托凭证（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ADR）的方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在香港股票市场上，把公司经营的主要业务在内地，且大部分股东权益也在内地，但公司在香港注册并且在香港上市的股票，称为红筹股。
为了扩大投资者的范围，中国联通希望同时在美国上市，因此选择了美国存托凭证的方式。美国存托凭证是指外国的上市公司为了使其股票在美国流通，将一定数额的股票委托某受托银行保管，由受托银行在美国发行代表该股份的存托凭证，并在证券交易所交易。
为了使初次上市发行成功，需要通过招股说明书，通过召开招股说明会和去各地路演等各种方式来介绍自己，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会讲故事。那时候中国联通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用户规模和收入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是市场上对移动通信的需求已经开始爆发。我们讲的故事，就是移动通信大发展的故事。我们要告诉投资者，中国联通已经具备了各种条件，正蓄势待发，如果投入必要的资金，一定能实现快速发展。
2000年5月，我们分两个组分别去亚洲、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城市路演，路演中，机构投资者最关心的是移动通信的发展前景。那时候，手机的价格还比较高，使用费用也高，投资者想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究竟会有多大。
摩根士丹利安排在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举行一场会议，邀请了当地的主要基金参加。希尔斯大厦是芝加哥有名的景点，大厦的高度是442米，在1974年落成时曾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楼。不过，像路演中到过的每一个地方一样，我们只是在大厦内匆匆忙忙地开了会，看到的只有大堂、电梯和会议室，连登上大厦顶层俯瞰芝加哥城市景色的时间都没有。虽然希尔斯大厦没有给我们留下特别的印象，但是希尔斯大厦里举行的那次会议却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基金经理拿出了一张公开发布的“1999年中国职工平均工资统计表”，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按照统计表上的数据，1999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是8
346元，各省的工资水平有差别，广东是12 245元，河北是
7
022元。他又说，当时一个移动电话用户每月平均需支付的费用超过100元。按照平均水平计算，不包括购买手机的费用，手?使用者平均需要花费14%的收入才能支付手机通话费，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用得起手机呢？
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路演中碰到的最难的问题之一。我们坚信，手机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我们也坚信今后大部分人都会使用手机，但是，如何来说服投资者呢？
我是这样解释的，第一，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每年都在增长，1990年是2 140元，1995年达到5 500元，2000年肯定会超过9
000元。第二，移动电话的资费随着规模的扩大也会下降，90年代初，每人每月的平均花费是300多元，现在已经降到100多元了。第三，你如有机会看看我们营业厅门庭若市的情况，就能理解我们提出的发展目标并不高。
后来的事实证明，移动电话需求的增长远远超出我们那时候的预计。
在路演的过程中，承销商每天都会向我们通报招股的进展情况，认购非常踊跃，我们的心里也越来越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