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带来的红利
“大多数的经济谬误都源于一个认为这个世界总会存在一种美好东西的倾向——一部分人肯定能以与另一部分人相同的代价获得这种东西。”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美国，从19世纪初期开始，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平均达到了每年1.9%。若使用“70法则”(一种价值增加两倍的时间大体上等于70除以它的增长率)，我们看到大体上，每36年生活标准就会增长一倍——差不多相当于在人的一生中，生活标准会出现4倍的增长。
这种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济的增长能够帮助解决大量的其他发展挑战。如果美国的GDP每年的增长速度要比现在预期的增长速度提高1%，那么到2033年，美国人的财富将增长5万亿美元。如果GDP的增长速度比现在只快0.5%，那么美国的预算问题将在不改变政策的情况下得以解决。当然，过慢的增长将会使填补财政赤字变得更加困难，更不用说要在新项目的开发上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实施减税政策。
那究竟是什么因素驱动了人均GDP的增长？这个增长部分来自更多资源的投入和使用，但大部分则来源于固定水平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产出的能力的增长——也就是说是生产率的增长。反过来说，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
生产率提升的速度在20世纪中期是非常快的，具体时间是在20世纪40-60年代，也就是在以电力和内燃机在汽缸内的点火为特征的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
1987年，罗伯特·索洛本人也注意到了这种下降——它好像与计算机革命的早期阶段重合。他最为人熟知的评论是：“我们看到计算机时代来临了，却没有看到生产率数字的增长。”1993年，埃里克发表了一篇评论生产率悖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评论认为，那时的计算机产业还仅占到经济份额的一部分，只有到了像IT这类的通用目的技术真正发挥影响力之前，大规模的填补式创新才会有需求的土壤。之后，他又对一些个体公司的IT应用和与生产率相关的数据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它们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IT的“铁杆”使用者要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拥有更高的工作和生产效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效率的提升愈发明显，足以覆盖整个美国经济，从而带来了一场普遍的生产率增长大爆发。虽然这次提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在经济学家们仍把最主要的因素归结为IT的力量。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生产行业生产率的飞速增长最为明显，但21世纪初期，所有产业领域的生产率增长甚至更快——当此前飞速增长的红利扩散到更多、更宽泛的行业之后。就像早期的通用目的技术一样，计算机的力量完全具备影响和它们本行业遥不可及的行业的能力。
总体上，在2000年之后的10年里，美国生产率的增长甚至超越了高速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当然也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的增长速度。
今天美国的劳动者要比以往任何时期的生产效率都要高，但认真看最近的一些数字，你会发现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在2000年之后的5年里，生产率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但2005年之后，生产率的增长就没有那么强劲了。
最近生产率的减速，部分原因来自经济萧条及其后遗症的影响。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导致了消费者信心以及财富的崩溃，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需求缩减和GDP增长的下降。虽然技术行业的萧条在2009年6月就终结了，但正像我们在2013年写到的，美国经济的运行仍远低于其能达到的潜力水平——失业率是7.6%，而产能利用率是78%。在这次萧条期间，任何计量标准，包括产出的数量(比如劳动生产率)，至少都会临时性的走低。事实上，当你回过头来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初期，生产率并不仅仅是增长的减缓，实际上是连续两年的下降——这是最近的萧条时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对增长持悲观主义态度的人士在20世纪30年代要比现在更容易听到相同的声音，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却是20世纪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
对这一次生产率大爆发的解释是，当通用目的技术被引入之后，我们经常首先会看到生产率增长的延滞，之后才是生产率的高速腾飞。在一波又一波填补式创新的推动下，电气化所带来的红利延展了近一个世纪。现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数字化通用目的技术仍然显得不够深刻。不过即使摩尔定律创造的神话就此终结，填补式创新也能再次延续数十年，并且能够持续不断地促动生产率的增长。然而，不像蒸汽机和电力，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技术将持续地以令人吃惊的指数级速度增长，这种能量将在完美的数字化世界里不断地被复制，组合式创新也将从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当然，路并不是一直平坦的，我们仍然没有摆脱商业周期的宿命。但数字化时代红利的基本规则已经成形，它超越了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