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赢家通吃
“一台机器可以做50个普通人的工作，却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做一个拥有特殊技能的人的工作。”
——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美国著名出版家和作家、《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作者
每当一种市场被数字化之后，赢家通吃的经济学逻辑就会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超级明星的经济学最早由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在1981年纳入探讨与分析。在很多市场中，在选择一种产品或服务时，购买者会倾向于选择最佳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当受能力所限或者运输成本高昂时，最佳售卖者也只能满足全球市场的一小部分(比如，在19世纪，即使是最出色的歌唱家和演员，每年最多也只能为几千人演出)。其他一些次级的售卖者，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市场。但如果一种技术的进步能够让每一位售卖者廉价地复制他或她的产品或服务，而且还能以极低的成本(或者没有成本)传播到全球，那么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会发现，突然之间，顶级的产品提供方能够获取整个市场了。次级的产品提供方可能也很出色，但那都无关紧要了。每当一种市场被数字化之后，赢家通吃的经济学逻辑就会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赢家通吃的市场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弗兰克和库克正在撰写他们那本极具先见之明的书。他们对这些赢家通吃的市场进行了比较，在这些市场中，劳动者的报酬主要是由相对绩效决定的，而在传统的市场中，收入和绝对绩效的关系更紧密。为了理解这种区别，我们假设最出色的、工作最努力的建筑工人每天能够砌1000块砖，而排在第10位的建筑工人每天能砌900块砖。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中，报酬能够恰当地反映出这种区别，不论它是由于效率和技能更高，还是仅仅由于工人干了更长时间。也可以说，在一个传统市场中，如果一个工人以90%的技术或者90%的工作努力程度创造了90%的价值，那么他就会获得90%的劳动报酬。这就是绝对的绩效。
比较来说，一位软件程序设计人员编写了一种更出色的地图应用程序——载入得会更快，数据也更完整，或者程序的图标也更漂亮——那么，这一应用程序就有可能完全占领市场。而对排在第10位的地图应用程序来说，它几乎就没有了任何市场，即使这套程序在运转上也差不多同样出色。这就是相对绩效。当人们能够获取最出色的产品时，将不会把时间或精力花费在排名在第10位的产品身上。当消费者更多关注的是相对绩效时，即使在技能、努力程度或者幸运上稍有一些不同，也可能导致千倍或者百万倍的营收差异。2013年，市场上有很多交通导航类的应用程序，但Google只看中了一个(也就是Waze)，它花费了10亿美元购买了这一应用程序。
为什么赢家通吃的市场现在如此普遍？主要是由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技术变革，尤其是以下这三种类型的变革：
(1)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变革愈演愈烈。
(2)交通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通信技术则出现了大幅提升。
(3)网络及其标准化应用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数字化创造了赢家通吃的市场，因为，正像上文所提到的，数字化产品的容量限制已经变得日益无关紧要。产品的生产者仅凭自己再加上一个网站，就能几乎满足成千上万的客户群体。每一个数字应用程序开发商——不论它的办公室有多么简陋或者员工规模有多么小，都可能变成微型的跨国公司，而它开发的产品也能以一种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难以想象的速度呈现在全球客户面前。
比较起来，个人服务(比如护士)或者体力类工作(比如园艺工)的经济模式几乎完全不同，因为在这种模式下，每一个提供者——不论他的技能如何熟练或者工作如何卖力，也只能满足全部市场需求的一小部分。当一种市场行为从第二梯队转移到第一梯队时，那么经济运转模式就变成赢家通吃模式了。而且，降低价格这种拯救二流产品的传统做法，对于产品性能已经与世界一流产品相差甚远的公司来说，也毫无助益。数字化产品的经济规模巨大，能给市场领先者提供巨大的成本优势和空间，进而能从价格上击败任何利润还很可观的竞争对手。而一旦他们的固定成本被覆盖，每个边际单位的生产成本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一种由赢家通吃的市场占据主体的经济模式和我们早已熟悉的工业化经济模式，拥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动力。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提到的创造性破坏指的就是，每一种创新不仅为消费者创造了价值，还彻底摧毁了之前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即使赢家规模扩大并站稳了市场，但反过来，它们也容易遭受到下一代创新者的攻击。熊彼特观察和分析认为，软件市场、媒体行业以及互联网产业的前景要比传统的生产和服务产业广阔得多。
《第二次机器革命》主要内容（续一）
《第二次机器革命》主要内容（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