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科学界的元老，我过去40年的挚友，罗素·艾可夫（Russell Ackoff）不再与我们同行了。2009年10月29日，由于髋关节手术并发症，他意外地离开了我们。就在此一周前，我们对一系列相同的原有的交互问题复苏有过一次愉快的讨论。我们还讨论了越来越令人担忧的频繁市场泡沫、有缺陷的商业模式、全球化的挑战、不计任何代价地盲目追求效益、顽固的失业问题、赤字的激增、国家的公共教育以及日益两极化的社会，这些问题使很多人对许多现有的常规工具和主导的增长模式产生了怀疑，认为它们可能无法再处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复杂情况。分享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讨论了如何将系统思维带给更大的群体中的从业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及考虑到时下对设计思维的兴趣的激增，我觉得是时候对本书中的方法（第三部分）进行更新和扩展，通过整个章节来阐述系统思维的四个基础。这次讨论也让我想起了在1974年的历史性会议上，罗素第一次告诉我：“设计是系统方法的未来，是体现选择的工具”。我告诉他，他的这番话是如何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并希望他能为我即将完成的第3版作序，解释他为什么一直认为设计思维是应对相互依赖和复杂挑战的方法。

　　在他去世后，他的夫人递给我一张她在罗素的工作文件中找到的笔记。我原本已经忘了关于这些对话的所有内容，而这张条上，写有我的名字，是关于我们的谈话，以及提醒自己要为我的书写一章节来概述他的“交互设计”的思维过程。我悲伤地意识到我们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学习他在很长时期内影响了很多人的丰富的思维过程。

　　如果罗素有时间完成它，那将是多么精彩的一部分啊！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去一切，罗素在我1985年由Intersystems出版的《走向组织的系统理论》（Towards a Systems Theory of Orgnization）中写过序言。在序言中，罗素阐述了社会系统科学这一非凡概念的演进历史。虽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他答应过的为本书作序的这份美丽礼物，不过那份旧的序言至少打开了一扇迷人的窗，让我们可以窥视到产生这个难以置信的思维过程的历史和传统。遗憾的是，Intersystems已经停止经营，而这本旧书也就绝版和难以再现了。我决定咨询出版社，确定我是否能够在本书中重现这段旧的序言，作为向艾可夫的致敬，并提醒大家他对本书的核心内容所做出的至关重要且不可估量的贡献。以下就是那篇序言。

　　为已有的想法带来更深入的发展所带来的价值并不亚于去产生一种新的想法。贾姆希德·格哈拉杰达基（Jamshid Gharajedaghi）就是这样来进一步发展我所做的工作的。不过他所做的要多得多，他已经在原有工作上做了很多重要的增补。他的工作所基于的思想传统与我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不过这两种思想传统在数年前已经相交并合并，这为他的工作提供了令我羡慕的新鲜感和原创性。我将分享贾姆希德和我怎样共同努力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也许会对读者有帮助。

　　1941年，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了科学哲学的毕业设计工作，在这里，我受到了部门的“元老”，著名哲学家埃德加·亚瑟·辛格（E.A. Singer, Jr）的影响。他所创建的部门并不拘泥形式，所以我有机会与其他两位年轻教师合作。这两位教师曾是辛格的学生，分别是托马斯·考恩（Thomas A. Cown）和C·维斯特·丘奇曼（C. West Churchman）。

　　辛格哲学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我的影响深远。第一，哲学的实践，对于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说，其应用是必需的；第二，有效解决“实际”问题需要跨学科的方法；第三，最为困难的是，研究社会学领域需要比其他科学领域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们发展了研究小组的概念，通过处理实际问题，使我们能在社会领域实践哲学。我们设计的组织叫做“实验方法研究学院”。通过其他哲学系的毕业生和一些教师的参与，我们成立了这个完全非官方的研究学院。

　　1946年6月，我接受了（当时）底特律韦恩大学哲学系的任命。这么做的原因是该院院长对建立一个应用哲学研究学院非常有热情，并愿意提供支持。在接下来的一年，丘奇曼也接受了哲学系的全职任命。同时，当考恩在1946年离开宾州时，他也从内布拉斯加州来到了韦恩的法学院。韦恩哲学系的另外两名成员把我们建立应用哲学研究学院的付出视为对古老追求的亵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争斗”，这牵扯到了大部分的教师、管理人员，还有韦恩的学生，我在哲学系也难以立足了。

　　1951年春天，丘奇曼和我都接受了克利夫兰的凯斯理工学院的任命。因为凯斯正致力于创办运筹学研究的活动，丘奇曼和我相信在这样的名义下，我们应该能比在学术哲学的外衣下工作得更好。到1952年年底的时候，虽然没有正式的教师职位，但是我们得到了正式的批准，首次发起了运筹学的博士点。不过从那以后，研究小组和博士点开始快速地发展和繁荣起来。凯斯变得像“麦加”一样，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运筹学“朝圣者”的朝拜。1958年的时候，丘奇曼因个人原因搬迁到了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并在那里创办了类似的活动。运筹学院的活动开始迅速扩散和繁荣，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以凯斯为蓝本的。

　　1964年6月，带着绝大部分的教师、学生和研究项目，研究小组和学术课程搬到了宾州。在佩恩和沃顿商学院的支持下，我们的活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参与到活动中的各种各样的教师成员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能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开始对专业运筹学的方向，或者说是缺乏方向而感到不适。我发现的问题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它已然沉迷在数学工具之中，失去了看到所要处理的问题的能力。因此，它在寻找可以应用其工具来分析的问题，而不是寻找适合的工具来解决不断变化的待处理问题。第二，它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问题是通过分析将现实进行提取所抽象而来的。现实包括各种有问题的系统，而问题伴随着强烈的互动、混乱。我相信，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系统当做整体，开发出解决它们的方法。第三，运筹学已经成为一门单独学科，已然失去了其跨学科的承诺。绝大部分学科建设是由数学专家来参与的。很少有与其他自然科学专业和人文科学专业的互动。最后，运筹学忽略了系统思维的发展——那些系统思维者不断开发出来的方法、观点以及理论。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运筹学的五位教师设计出了一个新的课程，我们想以此为参加这门课程的学生提供一个新的选项。除了我之外，还有埃里克·特里斯特（Eric Trist）、Hasan Ozbekhan、托马斯·萨迪（Thomas Saaty）、詹姆斯埃·姆肖夫（James Emshoff）。我们在沃顿商学院建立了一项新的试验课程和行政实体——社会系统科学，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知的“S3”。这项课程以及其研究机构（布希中心）现在有着该学院最大的博士点。

　　这项研究和科研课程都是面向专业人员的，使他们有能力针对社会系统进行规划、研究和设计，而人是这样的社会系统中的主要角色。该课程致力于发展和使用社会系统理论和专业实践，并对这些理论进行实践应用。同时还致力于方法和概念系统的发展，这将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设计和管理社会系统。

　　1968年，我接受联合国任命，第一次来到伊朗。也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我遇到了贾姆希德，当时他正在为IBM工作。在随后的访问中，我发现他已经担任了工业管理学院的负责人，并且已经把S3 所作的研究及学术原理应用到了他本地的项目开发中。我们开始了个人及组织上的合作。他派了大批工作人员和我的研究生一起从事联合项目。我们尝试邀请他以客座教授的方式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不过他并不愿意离开他优秀的研究所。我不能责怪他，将心比心，我也会做同样的决定。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但是他却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伊朗革命改变了一切。这次动荡几乎摧毁了他的研究所以及他继续从事其工作的机会。在我们的邀请和帮助下，他离开了伊朗并很快加入了我们。不久之后，我便把布希中心的主要工作转移给了他。

　　他的加入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处理严重而复杂的问题的研究员，需要汇聚各种广阔的思想流派和经验，并对不同的文化渊源进行卓越的研究。本书是不同文化的系统思维系统之间合作的产物：埃德加·亚瑟·辛格（Edgar A. Singer）、托马斯·考恩（T.Cowan）和C·维斯特·丘奇曼（C.West Church-man）和我来自西方文化，而本书作者则来自明显不同的古老东方文化。一个明显的奇迹发生了。原本以为关于系统组织性质的外来观点有着根本的源头差异，结果却很容易且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曾经，我们并不认为系统组织的本质是多样性的统一。当格哈拉杰达教授加入沃顿商学院的社会系统科学院并承担其研究方向的责任后，他在布希中心开始了对系统组织的性质和应用研究与应用本身进行了双管齐下的研究活动。在他一系列的系统理论著作中，都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两种思想不仅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而且还起到彼此丰富的良好效果。当前的工作正好幸运地见证了两个不同文化的融合。

　　贾姆希德，不仅是我宝贵的朋友和同事，还给了我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能够应邀来为此书作序，我感到欣喜万分，也请我邀请您来分享他所提供给我的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