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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市场与不平等 　　前一章强调了寻租对于美国高度不平等的产生所起的作用。解释不平等的另一种方法是强调抽象的市场力量。根据这种观点，正是由于中底层群体的运气差，市场力量才会为所欲为—造成了普通工人收入减少、娴熟银行家收入飙升。这种视角的言外之意就是：谁要是干涉市场奇迹谁就是自冒风险，因此不要轻易去“纠正”市场。 　　我的观点有所不同。先来回顾一下我在第1章和第2章所做的评论：有着与美国相似技术和人均收入的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四个方面与美国大为不同：税前即转移支付之前收入的不平等；税后即转移支付之后收入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经济流动性。在这四个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方面，这些国家也与美国大为不同。如果市场是主要的驱动力量，那么为何看上去相似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差异如此之大？我们提出的假设是：市场力量真实存在，但它们被政治过程塑造了。市场是由法律、规章和制度共同塑造的。每一部法律、每一条规章、每一项制度安排都对分配造成影响—我们塑造美国市场经济的方式是有利于上层群体而不利于其他人的。 　　决定社会不平等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对此我们在本章加以讨论。我们知道，政府塑造了市场力量。但是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也有同样的功能。实际上，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放大了社会规范。在很多社会里，处于底层的人群不成比例地由各种群体构成，这些群体以不同形式遭受着歧视。这类歧视的内容是一种社会规范的问题。我们将看到社会规范的变化（例如，关于什么是公平补偿）和制度的变化（比如工会）如何塑造了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但是这些社会规范和制度像市场一样都不是处于一个真空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社会的1%上层群体塑造的。 　　需求和供给定律 　　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是运用需求和供给来解释工资及工资差异，并用供需曲线的移动来解释工资的变化模式及收入的不平等。比如，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由供需关系决定，以使需求等于供给。如果需求的增长慢于供给，那么工资就会下降。因此，对于不平等的变化的分析注重两个问题：①是什么决定了供需曲线的移动？②是什么决定了个人禀赋，即那些具有高技能或大量财富的人？ 　　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移民都能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教育普及率也许会减少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并增加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技术变革会导致某些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或者对某些类型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并且对于其他类型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是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其中之一是过去20多年时间里美国就业市场的一种变迁：曾在“二战”后帮助创造了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的制造业丧失了数百万的工作岗位。转移的比较优势加重了这一问题，当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获得了竞争能力并大举投资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时，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就相应缩小了。当然，在一个动态经济中，工作岗位总是在不断地被破坏又不断地被创造。然而这一次情况却不同了：新的工作岗位普遍不像老的工作岗位那么工资高、时间久了。曾使制造业的工人备受重视并获得高薪的那些技能在他们新的工作中（如果他们能找到新工作的话）几乎不再有什么价值，因此他们的工资就反映了他们变化了的地位—从熟练的制造业工人变成了其他部门不熟练的工人。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工人成为了他们自身成功的牺牲品：他们提高的生产率把他们自己葬送了。随着被取代的制造业的工人转向其他行业寻求工作，其他行业的工资就下降了。 　　21世纪初的股市繁荣和房地产泡沫帮助掩盖了美国当时正经历的那种结构性错位。房地产泡沫给那些失业者提供了工作，但那只是暂时的缓和；泡沫还助长了消费繁荣，使得美国人生活入不敷出。要是没有那种泡沫的话，大量中产阶级弱化了的收入早就显现出来了。 　　这种行业变迁是美国不平等增加的关键因素之一，它解释了为什么普通工人的日子过得这么差—他们的工资如此之低，而那些得到了最大利润的上层群体的日子又过得这么好。 　　第二种结构变迁来自技术变革，它提高了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并用机器取代了很多非熟练工人，这被称作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很明显，那些减少对非熟练劳动力需要的创新或投资（比如，投资于机器人）会弱化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并导致更低的非熟练工人工资。 　　那些把社会中底层群体的工资下降归因于市场力量的人就会把这种情形看成是平衡市场力量的正常结果。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如果技术变革一直继续下去的话，这些趋势可能也跟着持续下去。 　　市场力量并不总是这样运行的，并且也没有什么理论提出市场力量必须应该这样运行。在过去的60年里，对于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供需变化起初减少了，但后来又增加了工资差距。在“二战”之后的年代里，多亏了《军人安置法案》，大量美国人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1940年时大学毕业生只占劳动力人口的6.4%，到1970年这比率翻了一倍，增加至13.8%）。由于经济增长和对高技能工作的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是一致的，因此教育的回报保持强劲势头。有大学文凭的工人仍可得到比高中毕业生高1.59倍的工资，与1940年的比率（1.65）几乎没有变化。非熟练工人供给的相对减少意味着就连这些工人也可以从中受益，因此工资普遍提高了。美国享受了广泛的共同繁荣，并且实际上底层群体的收入增长得比上层群体的还快。 　　但随后美国的教育成就停止了改善，尤其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美国人口中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得非常缓慢，也就意味着熟练工人的相对供给降低了，1960～1980年平均年增长率将近4%，然而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增长率变得小多了，只有2.25%。5截至2008年，美国高中生毕业率是76%，欧盟是85%。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大学毕业率只达到平均水平，有13个国家超过了它。美国高中生的平均成绩（尤其是在科学和数学这两门）充其量只是一般。 　　过去25年来的技术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化）使机器取代了那些能被程序化的工作。这就增加了对那些掌握了技术的工人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对那些没掌握技术的工人的需求；于是掌握了新技术所需技能的工人就得到了更高的相对工资。全球化加剧了技术进步的影响：那些能被程序化的工作都被输往了国外，那里的劳动力成本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最初，供需平衡使得社会中层群体的工资上升，但底层群体的工资停滞甚至下降。最终，机器取代人工以及外包的效益都凸显出来。在过去15年里，中层群体的工资发展并不好。 　　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在第1章中描述的美国劳动力队伍的“两极分化”：那些无法被电脑取代的低薪工作继续增长—包括“护理”和其他服务部门的工作，而上层的高技能工作也继续增长。 　　这种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显然在塑造劳动力市场方面起了作用—增加了对有技能工人的溢价、用机器取代了一些工作、淘汰了其他一些工作。然而，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与最上层群体的巨额财富并无太大关系。它相对的重要性一直是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稍后加以评论。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在本章开始，我们描述了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生产速度超过了对制造业商品需求的增长）导致了该行业失业率的升高。正常情况下要是市场运行良好的话，那些被机器取代的工人就很容易流动到其他行业，于是整个经济就可以从生产率的提高中受益；但是被取代的工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流动到其他部门并非那么容易—新的工作也许位于另一个地方或者需要不同的技能。在社会底层，有些工人因为无法找到其他就业途径而不得不“深陷”在就业率下降的行业中。 　　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在农业部门发生的情况相类似的一种现象今天可能也会出现在就业市场。当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农产品的供给，结果造成产品价格及农民收入双双下降，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除非收成不好的年份里价格和收入才能偶有改善。有些时候，尤其在大萧条初期，收入急剧下降—几乎相当于农民三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当农民的收入是逐渐下降时，他们就会迁移到城市里找新工作，于是经济就进行着虽然困难然而有序的转型。但当农产品价格暴跌时（农民的房屋及其他资产的价值也随之下降），他们就发现自己突然被困在农场上了，因为他们没有钱迁移到别处，同时他们对于城里工厂生产的商品的需求也随之下降了，这就造成城里也出现了失业。 　　今天美国制造业的工人也经历着相似境遇。我最近参观了离我家乡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不远的一座钢铁厂，尽管该厂现在的钢产量和几十年前的钢产量一样多，但现在劳动力的数量只是以前的1/6。对于现有工人来说，前无拉力后无推力促使他们流向新的行业，因为更高的教育成本使得他们难以获得与旧工作工资水平相似的新工作所需的技能；即便那些存在增长的行业，经济衰退造成的低需求无法创造出什么工作岗位，结果就造成了停滞的甚至是下降的工资水平。2007年前后，一名汽车工人的基本工资大约每小时28美元；今天，根据厂方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工会协商制定的双重工资体系，新工人每小时只能挣到15美元。 　　再谈政府的角色 　　我们已广泛谈论了市场发生的情况以及市场力量对于不平等的推动，但忽略了政府对市场的塑造作用。那些没有被机械化或者不会很快被机械化的工作多数是在学校、公立医院等公共部门的岗位。如果我们当初决定给教师更高的工资，那么我们就吸引并留住了更好的教师，也可能就提高了长期的整体经济表现。使公共部门的工资低于可比较的私营部门的工资，这是一个公共决策。 　　然而，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通过立法来设定游戏的基本规则，这些法律包括鼓励或阻止工会化的法律、决定管理层自由裁量权的公司治理的法律、应该限制垄断租金程度的竞争法。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乎任何一种法律都对分配有影响，即有些群体通常是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而受益。这些分配的结果经常是政府政策或计划产生的最重要的效应。破产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稍后在第7章，我们将描述美国破产法的“改革”是如何创造了某种程度上的契约佣工。那种改革以及禁止免除破产学生债务的法律造成了美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贫困化。就像对分配的影响，对效率的影响也是不利的。破产“改革”减少了对债权人的激励，使他们没动力评估信誉及查明借贷的学生是否有可能得到与成本相称的教育回报。同时增加了对掠夺性贷款的激励，因为放款者非常确定能收回贷款，无论条款多么烦琐也无论贷款使用者是多么没有收益。在稍后各章里，我们也将看到政府是如何帮助塑造市场力量的其他例子—其方式都是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帮助了某些人，并且过于频繁的情况是，被帮助的那些人都在上层群体。 　　当然了，具有大量分配效应的不单是法律，还有政策。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考虑了几种政策—例如，关于针对反竞争行为的法律的执行问题。在第9章，我们将讨论影响就业水平和经济稳定的货币政策，我们将了解那些弱化了工人收入但提高了资本收入的货币政策是怎样制定的。 　　最后，公共政策影响着创新的方向。偏重技能的创新并非不可避免，比如，创新可以偏重于节省自然资源。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讨论那些或许能成功重新定向创新的备选政策。 　　全球化 　　十多年来，人们一直关注的焦点是“市场力量”理论的一个方面：全球化，即全球经济的密切整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全球化这个舞台更有助于政治塑造市场力量。运输和通讯成本的下降推动了全球化，而游戏规则的改变也同样重要，包括减少资本流动跨越国界的障碍和贸易壁垒（例如，降低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以使得它们能在同一平台上与美国商品竞争）。 　　贸易全球化（商品和服务的流动）以及资本市场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整合）都加剧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但二者却是各自以不同方式进行的。 　　金融自由化 　　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金融机构强烈主张资本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了资本权利的卫士—超越了工人权利甚至政治权利。权利就是明确规定了各种经济主体有资格享有的东西：例如，工人所追求的权利包括集会、结成工会、参与集体谈判以及罢工。虽然很多非民主政府严厉限制这些权利，但是民主政府也限制它们。因此，资本拥有者可以有权利，其中最基本的权利是他们的财产不会被剥夺。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是在民主社会里，这些权利也是受到限制的；根据征用权，国家可以拿走个人财产用于公共目的，但是必须有“正当程序”（due process）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近年来，资本拥有者要求了更多的权利，比如可以自由进出不同的国家。与此同时，他们还反对那些要求他们对在其他国家侵犯人权负更多责任的法律，比如能够使被侵犯的外国受害者在美国提起诉讼的《外国人侵权法》（Alien Torts Statute）。 　　作为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从劳动力自由流动中获得的对世界总产出的效率增益要远远大于从资本自由流动中获得的效率增益。资本回报的差异与劳动力回报的差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金融市场一直在推动全球化，并且尽管那些金融市场中的人不断谈论效率增益，其实他们心中真正想要的是另外的东西—有利于自身并且增加他们自己而非工人优势的一套规则。不同国家吸引投资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而不仅仅是降低工资或削弱对劳动者的保护；有一种更宽泛的“竞次”方式，即确保商业法规薄弱并且税收低。在金融领域，这种方式已经被证明是极为昂贵并且对于不平等的增长尤其关键。各个国家竞相建立最少监管的金融体系，因为害怕那些金融公司会离开去其他市场。美国国会有些人士担心这种解除管制的后果，但是他们也很无助：如果国会不同意的话，美国就会出现失业并失去一大行业。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错误。由于监管不足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被保存下来的金融领域的工作数量的几十倍。 　　虽然10年前大家都认为每个人都能从自由资本流动中受益，但是大衰退爆发后，许多观察家都心存疑虑。这些担忧不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人士，而且也来自某些全球化最强的倡导者。实际上，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保全球金融稳定的国际机构）现在都认识到无产权负担和过度金融一体化的危险：一个国家的问题可以迅速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事实上，对蔓延的恐惧造成了动用数万亿美元来紧急救助银行业。对传染病的反应是“隔离”，最后在2011年春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识到在金融市场采取类似反应的必要性，于是采取了资本控制的形式，即限制资本跨国界的不稳定运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由金融业引发的危机中，主要是工人和小企业担负了代价。危机又伴随压低工资的高失业率，因此工人受到双重打击。在以往的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是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不但要求陷入困境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的预算削减，使经济不景气转入了衰退和萧条，而且还要求资产贱卖，于是金融家们趁机猛扑过来大赚一笔。在我较早写的《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里，我描述了高盛公司是如何在1997年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赢家之一的，就像它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一样。当我们想知道金融家们是如何获得这么多的财富时，部分答案很简单：他们参与设定了一系列使他们获益的规则，甚至是在他们亲手创造的金融危机中。 　　贸易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的影响虽然不像与资本和金融市场有关危机的影响那么突出，但它们仍然缓慢而稳健地运作着。其基本原因很简单：商品流动是对人员流动的一种替代。如果美国进口由非熟练工人制造的商品，那就减少了对在美国生产这些商品的非熟练工人的需求，于是便压低了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美国工人要想竞争，要么接受越来越低的工资，要么技能越来越熟练。不管我们如何管理全球化，这种效应总会出现的—只要全球化导致了更多的贸易。 　　然而，管理全球化的方式本身也导致了更低的工资，因为工人的谈判能力被削弱了。随着资本的高度流动以及关税的不断降低，企业可以简单地告诉工人：如果他们接受不了更低的工资和更差的工作环境，那么企业就会搬到别的地方去。为了看出不对称的全球化如何影响谈判能力，设想一下，如果只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没有资本的流动，那么世界将会怎样？各国就会竞相吸引工人，它们就会承诺提供好学校和好环境，以及对工人低税收—这可以通过对资本高税收来弥补。但那不是我们现实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也部分上因为那1%的群体不希望事情那样发展。 　　在成功地使政府以提高他们对于工人的谈判能力的方式来设定全球化规则之后，大公司们就开始动用政治杠杆来要求更低的税收。它们威胁政府说：除非你降低对我的税收，否则我就到别的税率更低的地方去。在大公司推动政治日程使其以有益于它们的方式塑造市场力量的同时，它们自然没有表露真正意图。它们并不主张全球化（支持自由资本流动和投资保护），说那样做就会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而丰富他们自己。相反，它们华而不实地提出如何使所有人都受益。 　　这种论调有两个关键方面：首先是全球化将增加一国的整体产出，比如以GDP衡量；其次是如果GDP提高了，那么涓滴经济学就会确保所有人都受益。其实这两个方面都不正确。的确，当市场运行完美时，自由贸易就使得人们能够从受保护的部门转移到更有效率的不受保护的出口部门，于是就可以出现GDP的增长。但市场通常不是运行得这么好。比如，被进口所取代的工人经常找不到另一份工作，于是就变成了失业。从一个受保护部门中的低生产率工作转为失业，这降低了国民产出。这正是美国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宏观经济管理糟糕，导致经济面临高失业率；二是金融部门未尽其责，于是没有创造出能取代被摧毁的老企业的新企业。 　　全球化会降低总产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全球化通常会增加各国面临的风险。一个国家对外开放会使该国暴露于各种风险面前，从资本市场的波动到商品市场的波动。较大的波动性会促使企业转向从事风险较小的活动，然而这些更安全的活动通常都回报较低。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风险规避效应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个人的日子都被弄得更差了。 　　即便贸易自由化会给某一特定经济带来更高的整体产出，人口中的大量群体仍可能境遇更糟。试想一下，一个充分整合的全球经济（当知识和资本都可以在世界自由流动）会需要什么条件：世界各地的（某一特定技能的）所有工人都将得到同样的工资。美国的不熟练工人将得到与中国不熟练工人同样的工资。反过来说，美国工人的工资将直线下降，届时盛行的工资将会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工资，并且令人遗憾的是，该工资水平将更接近于其他地区的较低工资。因此，那些通常认为市场运行良好的全面自由化的倡导者不宣传这种结果。实际上，美国不熟练工人已经遭受了打击。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他们的工资将面临着进一步的下滑压力。我虽然不认为市场能运行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工资将会完全平等，但是工资变化的确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速度之快足以得到我们的充分重视。这一问题今天在美国和欧洲尤其严重：伴随着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变革已经减少了对许多“良好的”中产阶级蓝领工作的需求，全球化又创造了一个全球市场，使同样的工人与可比的外国工人直接竞争。这两个因素都削弱了工资。 　　那么，全球化的倡导者又是如何宣称每个人的境遇都会更好呢？理论所说的是每个人的境遇都可能变得更好。也就是说，赢家可以补偿输家。但是该理论并没有说赢家愿意那么做—通常他们不那么做。事实上，全球化的倡导者经常宣称全球化意味着赢家不能也不应该这么做。他们说，用以帮助输家所必须征收的税会减少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而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竞争、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各国根本承受不起那样做的后果。事实上，全球化对于社会底层群体的伤害不仅是直接也是间接的—那些在社会支出方面的诱发性削减以及累进税制。 　　结果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全球化几乎都显著增强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我已经强调过，问题出在全球化的管理。亚洲国家在通过出口导致的增长中获益巨大，并且有些国家（像中国）采取措施确保了增加的产出中有显著的部分给了穷人—某些产出用于公共教育，大部分又再投资到经济中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在其他国家，既有赢家也有输家—随着受补贴的美国玉米压低了世界市场的价格，墨西哥的玉米种植者的工资下降了。 　　在许多国家，运转不良的宏观经济意味着工作被破坏的速度超过了工作被创造的速度，那也正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的情况。 　　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全球化的赢家是社会上层群体；输家是底层群体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层群体。 　　超越市场力量：我们社会中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市场力量、政治及寻租对于创造我们社会高度的不平等所起的作用。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也很重要，无论是规范的变革还是制度的变革，它们既被政治塑造也有助于塑造政治。 　　最明显的社会变革是工会的衰落—美国挣工资工人的工会成员比率从1980年的20.1%下降到了2010年的11.9%，这就造成了经济实力的失衡和政治真空。没有了工会提供的保护，工人们过得比有工会时更加穷困了。市场力量也限制了存留下来的工会的能力，通过把工作转移到海外而造成失业的威胁弱化了工会的力量。没有像样工资的差工作总比没有工作要好。但是，正像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通过的《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鼓励了工会化一样，现在在州级和联邦级的共和党人以劳动力灵活性的名义一直在努力削弱工会。里根总统在1981年终止了空中交管员的大罢工，那代表了打碎工会力量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过去30年里，经济学中有一个习以为常的观念是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与此相反，我认为强有力的工人保护会纠正经济势力的失衡。这类保护能造就高质量的劳动力队伍，工人们对其公司会更为忠诚并且更愿意对自身和对工作投资，也能营造更有凝聚力的社会和更好的工作场所。 　　美国劳动力市场在大衰退期间表现如此之差，美国工人30年来做得如此之糟，这两点让人们对灵活劳动力市场的神话般优点产生了怀疑。但是在美国，工会一直被视为一个僵化和劳动力市场效率低下的根源，这就削弱了政治内部和外部对工会的支持。 　　不平等可能既是过去40年来社会凝聚力破裂的原因，同时也是其结果。作为国民收入一部分的劳动报酬的变化格局和幅度难以与任何单纯依赖常规经济要素的理论相一致。例如，在制造业中1949～1980年的30多年时间里，生产率与实际小时报酬是一起变动的。在1980年，二者突然开始疏远了，实际小时报酬停滞了将近15年，后来又开始上升，再次达到几乎与生产率同样的速度；但到了21世纪初期，实际小时报酬又开始停滞了。对这些数据的一种解释是，在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生产率慢得多的这段时间里，企业管理者们却攫取了与企业相关的“租金”的一大块。 　　这种情况出现的程度不但受到经济学和社会力量（CEO为自己攫取大部分企业收入的能力和意愿）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政治以及它是如何塑造法律框架的影响。 　　公司治理 　　政治（特别政治是如何塑造治理公司法规的）是公司高管为自己攫取多少公司收入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公司高管有相当大的自由处置权。这意味着当社会风气变得使报酬的巨大差距更加可以接受时，美国的公司高管就比其他国家的高管能更容易地以工人或股东的损失为代价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 　　美国产出的一大部分是由上市公司创造的。这些上市的大公司有许多优势—有限责任所提供的保护、规模优势、长期的良好声誉使得它们能够赚取超额回报，否则的话它们就不得不花钱来筹集资本。我们把这些超额回报称为“企业租金”（ corporate rents），关键问题是这些租金如何在公司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尤其是在工人、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高管高薪，但不惊人；租金主要是在忠诚的员工与管理层之间分配。股东从来没有太多的话语权。美国的公司法给了管理层广泛的尊重。股东难以质问管理层的行为，难以发动收购战甚至难以发动对控制权的代理战。多年来，管理层学会了如何巩固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他们这样做有多种方式，包括以不确定性来笼罩投资，使得公司的价值不那么确定以及并购战的风险加大；一旦发生并购就会减少公司价值的“毒丸”（ poison pills）；一旦公司被并购就会确保管理者终生舒适的“金色降落伞”（ golden parachutes）。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管理层逐渐认识到，那些抵御外部攻击的措施以及势力较弱的工会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自己得到更大一块的企业租金。某些金融领导者甚至意识到“我们有严重缺陷的公司治理制度已经造成了极为过度的高管薪酬”。 　　关于什么是“公平”的规范也变化了：高管们不再多想应不应该从企业大饼中拿更大的一块，即便当他们宣称为了企业的生存而不得不解雇工人和减少工资时，仍然奖励自己大笔的奖金。在某些圈子里，这些对于“公平”的精神分裂症般的态度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大衰退早期，一位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可以板着脸说，给美国国际集团（AIG）发放奖金是有必要的，由于合同的神圣性，即使是对于那些使该公司需要1 500亿美元紧急救助的高管也要这么做；几分钟后他又敦促汽车业工人接受会极大降低他们报酬的合同修订。 　　虽然不同的公司治理法（甚至像那种温和型的，只给股东在CEO工资方面的一些话语权）或许本可以限制高管们肆无忌惮的热情，但是那1%的群体一直不希望看到公司治理出现这样的改革，即便改革能使经济更有效率。他们动用了自己的政治能量以确保这种改革不会发生。 　　我们刚刚描述的各种力量—包括较弱的工会和社会凝聚力以及赋予了管理层以有利于自身利益运行公司的巨大自由裁量权的公司治理法,不但造成了在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的下降，而且造成了我们的经济学响应经济低迷的方式的变化。曾几何时，当经济进入衰退时，为了保持工人的忠诚并关心他们的福祉，雇主们就会尽其所能地保证工人不失业。结果是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工资份额上升了。利润承担了经济衰退的冲击，而工资份额在衰退结束时才会下降。但是在这次以及上一次（2001年）经济衰退期间，这个格局变了；工资份额不但在衰退期间下降了，而且在接下来的年份里仍持续下降。企业对于自己的残酷无情引以为豪—解雇了这么多工人而生产率实际上提高了。 　　歧视 　　还有另一种主要力量影响着不平等。在美国社会存在着对主要群体的经济歧视—歧视女性、非裔美国人以及西班牙裔美国人。这些群体之间在收入和财富方面存在明显的巨大差异。女性、非裔美国人以及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工资都明显低于美国白人。所受教育（或者其他特征）能解释这种差异的一部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歧视是不可能存在于市场经济中的。他们的理论认为，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经济里，只要有人不带有种族（或性别或民族）歧视，他们就能雇到受歧视群体的成员，因为这些人的工资要低于那些不受歧视群体的有同样技能的成员的工资。这一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工资/收入歧视消除为止。偏见会造成存在隔离的工作场所，但不会导致收入差距。这些论调能在经济学界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学科的现状。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在一个明显存在歧视的国家和城市里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而言，这些论调有待质疑：一种认为不存在歧视的理论是有问题的。在过去40年里，许多经济学理论解释了歧视的持久存在。 　　比如，博弈论模型显示了一个主导群体（白人、男性）的默契合谋行为是如何抑制了另一个群体的经济利益的。打破歧视行为的个体会受到惩罚：其他人将拒绝在他们的店里购物、拒绝为他们工作、拒绝为他们供货；像排斥这样的社会制裁也会有效。那些不惩罚犯规者的人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相关研究表明了即便是在竞争经济中，（与不完全信息有关的）其他机制是如何导致歧视性平衡的。当个体的真实能力及其教育质量难以评估时，雇主就可能转向种族、民族或性别等指标加以判断—不管合理与否。如果雇主认为那些属于特别群体（女性、非裔美国人以及西班牙裔美国人）的人生产力较低，那么向他们支付的工资也就较低。歧视的结果是减少了对该群体成员的激励，使得他们不再进行会提升生产率的投资。这些想法是自我强化的。这有时被称为“统计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但是一种特殊形式，即歧视事实上真的造成了原本被认为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 　　在前面描述的这些关于歧视的理论中，个体是有意识地进行歧视。近来，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歧视行为的推动力：“隐性歧视”（implicit discrimination），它不是故意的、在参与歧视的人的觉察之外，而且与人们为其组织所（明确）想的或喜欢的有矛盾。心理学家已经学会了测量隐性态度（也就是个体没有有意识觉察到的态度）。有初步证据表明，隐性态度能比显性态度更好地预测歧视行为，尤其是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这一发现为那些显示了系统的种族歧视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因为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决策，如管理者将人与结果（比如提供工作）相匹配，经常是在有时间压力下做出的，而且信息含糊。这些条件为隐性歧视提供了更大的范围。 　　社会学家德瓦佩格（Devah Pager）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自于她所做的关于犯罪记录的烙印效应（stigmatizing effect）的一个现场研究。她把那些申请真实的入门级工作的23岁年轻人进行了匹配，目的是检验在多大程度上犯罪记录（非暴力毒品犯罪）影响就业机会。所有参与者都提供了大体相似的证明，包括高中毕业文凭，这样参与测试的不同群体的差异就可以归因于种族或犯罪身份的影响了。经过初步面试，接下来打给无犯罪记录白人和有犯罪记录白人的录用电话的比率是2 : 1，而打给同样两种身份的黑人的电话比率是3 : 1。一个有犯罪记录的白人被录用的可能性稍微大于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黑人。因此，一般说来，身为黑人就极大地减少了就业机会，对于有犯罪记录的黑人更是如此。这些烙印效应对于力图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黑人来说意味着重要的障碍，因为大约每三个黑人中就有一个会有坐牢的经历。 　　贫困、种族以及政府政策之间有着很强的互动效应。如果某些少数群体处于不成比例的贫困状态，并且如果政府提供给穷人的是糟糕的教育和医疗，那么少数群体的成员就会不成比例地遇上糟糕的教育和医疗。比如，关于健康的统计数据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2009年黑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74.3岁，而白人的是78.6岁。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谈到的，经济大衰退非常不利于传统上一直受歧视的群体。银行把他们看成容易攻击的目标，因为这些群体有着向上流动的雄心壮志，而拥有住房又被他们视为融入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标志。于是不讲道德的兜售者便将抵押贷款强加给那些超出了其支付能力的家庭，这种抵押贷款其实不适合他们的需要并使他们承担了过高的交易成本。时至今日，这部分人群失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住房，更是他们的毕生积蓄。关于他们的财富发生了什么变化的数据真的很让人不安：金融危机过后，一个典型的黑人家庭住宅净值只有5 677美元，只是一个典型白人家庭住宅净值的1/20。 　　我们的经济体制奖励利润—不管这些利润是怎么得来的，于是在一个以金钱为中心的经济里，我们并不奇怪地看到道德顾虑被置于一旁。偶尔，我们的体制也会查处那些行为不端的人，但那只是在经过一个漫长而昂贵的法律战之后。即便如此，也经常很难说清楚处罚力度是否真的就大于收回银行通过不道德行为得到的那部分利润。那样的话，就算受到了惩处，犯罪还是划得来的。53在2011年12月，也就是次级贷款出现的4～7年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同意针对它对于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歧视行为支付一笔3.35亿美元的解决方案，这是迄今最大一笔针对住宅公平借贷行为的解决方案。富国银行（Wells Fargo）以及其他借贷银行业也因歧视行为受到了类似的指控。作为美国最大的家庭抵押贷款借贷人的富国银行支付给美联储8 500万美元来平息针对它的指控。简言之，贷款的歧视不是仅限于孤立的事件而是普遍的做法。 　　贷款和住房方面的歧视因此加剧降低了非裔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及财富，加重了先前讨论过的那种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效应。 　　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作用 　　我们已经分析了由政治和社会变革塑造的市场力量是如何促进了税前收入和转移中的不平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市场开始提供了更多不平等的结果，税收政策对上层群体索要得较少而对其他人索要得更多。最高边际税率从卡特总统任内的70%降到了里根总统任内的28%；又上升到克林顿总统任内的39.6%，最后下降到小布什总统任内的35%。 　　这种降低原本应该导致更多的工作和储蓄，但其实并没有。实际上，里根曾承诺其减税的激励效应会如此之大以至于税收收入会增加。然而，唯一增加了的是赤字。布什的减税也没有任何更成功之处：储蓄并没有增加，而家庭储蓄率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几乎近于零）。 　　近期税收政策最过分的方面是降低了对资本收益的税率。这首先发生在克林顿任内而后又一次出现在小布什任内，它使得长期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这样我们就给了那些通过资本收益获得大部分收入的非常富有的人一个接近搭便车（free rider）的机会。对投资者（更不用说投机者）的课税低于那些艰苦谋生的人，这有些说不过去，但我们的税收制度就是这么规定的。并且资本收益只有在实现时（即直至资产出售时）才能被征税，于是这种延迟税收就产生了大量的利润，尤其是当利息高的时候。此外，如果资产是在所有者逝世时传递的，那么死者生前赚取的资本就可以逃避税收。事实上，那些为有钱人（像罗纳德兰黛（Ronald Lauder）从他母亲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那里继承了大笔财富）服务的税务律师们甚至想出了“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法子，就是卖掉股票而不必交税。57他们这一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避税手段涉及复杂的交易，包括卖空（卖掉借入股票）和金融衍生品。尽管这个特殊的漏洞最终被封闭了，但是为富人服务的税收律师们总是力图智胜美国国税局（IRS）。 　　因为红利的不平等大于工资的不平等，资本收益的不平等大于任何其他形式收入的不平等，所以给予资本收益减税优惠实际上就等于给了非常富有的群体以减税优惠。人口中底层的90%群体只得到不足10%的资本收益。收入少于10万美元的家庭户中只有不到7%的家庭户有任何资本收益收入，对他们而言，资本收益和红利收入加起来也平均只占他们总收入的1.4%。但是对于美国最富有的400人而言，工资只占他们收入的8.8%，资本收益占57%，利息和红利占16%—因此他们收入中的73%是享受低税率的。事实上，美国上层400名纳税人得到了全国整体红利的近5%。他们在2008年的人均资本收益（总收益是615亿美元）是1.537亿美元，在2007年人均资本收益（总收益是914亿美元）是2.286亿美元。因此，对资本收益的税率从35%降到15%相当于给了这400人每人一份礼物—在2008年是人均3 000万美元、在2007年是人均4 500万美元，并使得整体税收收入在2008年降低了120亿美元、在2007年降低了180亿美元。 　　这种情况的净效应是超级富豪们实际上平均支付的税率低于那些境况不如他们的人；同时低税率也意味着他们的财富增加得更快了。对于上层400户家庭的平均税率在2007年只有16.6%，大大低于对纳税人整体20.4%的税率（前者在2008年略微提高至18.1%，这是可找到的最新数据）。当平均税率自1979年以来略有下降—从22.2%到20.4%，上层1%群体的税率下降了差不多1/4—从37%到29.5%。 　　大多数国家都已征收了房地产税，不仅从更有支付能力的人那里增加收入，而且避免了继承王朝（inherited dynasties）的形成。一代人能很容易就把财富传递给下一代会干扰生活机遇的竞争环境。如果富人逃税（他们正越来越这样）并且如果房产税降低了（正如小布什总统任内的情形—房产税实际上在2010年废除了，虽然只执行了一年），那么继承财富的作用就会变得更加重要。在这些情况下，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财富聚集在上层1%（甚至是更上层的0.1%）群体，美国越来越有可能变成一个继承寡头（inherited oligarchy）的国家。 　　富人和超级富豪经常利用公司来保护自己及其收入，他们费尽心机来确保企业所得税税率是低的并且税法漏洞百出。虽然美国名义上有着高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根据法令达到了35%），但企业支付的真实平均税率是与其他许多国家看齐的，并且作为GDP一部分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平均来说是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税法中的漏洞和特别规定极大地削弱了税收，以至于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供联邦收入的30%降到了今天的不足9%。如果一家美国企业借助外国补贴在国外投资，那么只有当钱返回在美国的总部，它的利润才能被美国政府课税。这种情况虽然对企业来说是件大好事（如果它在像爱尔兰这样的低税收国家投资），但却产生了鼓励在国外再投资这样一种对美国的不利影响—在美国境外而不是国内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但是那些企业欺骗小布什总统给予他们一个税收减免期（tax holiday）—在此期间他们拿回美国的名义上是投资的钱只被课以5.25%的税；那样他们就愿意把钱拿回美国进行再投资。当小布什总统按照那个税率设定了为期一年的税收减免期后，他们的确把钱拿回来了；光是微软公司就拿回了320多亿美元。但是有证据表明，产生的额外投资微乎其微。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避免缴纳大部分他们本该缴纳的税。 　　在美国的州这个层面上，税收情况更加糟糕。许多州甚至连个累进制的幌子都没有，也就是压根儿没有一种税制让那些交得起税的1%群体比穷人支付他们工资中更大的一部分。相反，销售税提供了一个主要的州政府收入来源，并且因为穷人收入的更大一部分是用于购物，因此这类税收经常是递减的。 　　尽管税收政策既可以让富人更富也可以抑制不平等的增长，但是公共开支计划对于防止穷人变得更穷方面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几乎已经消除了老年人当中存在的贫困。最近的研究显示了这些影响有多么大：补充贫困工作家庭的“赚取收入税收抵免”（earned-income tax credit）本身就能使贫困率下降2个百分点。住房补贴、食品券、学校午餐计划等对于降低贫困都有很大影响。一种像为贫困孩子提供健康保险的计划可以造福数百万的人群并且有助于确保这些儿童被某种疾病或其他健康问题造成终身伤残的风险较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企业补贴或税收漏洞，它们花费更多而其收益只能为极少的人群享用。美国在救助大银行方面的支出（帮助银行维持了它们丰厚的奖金）远远高出在帮助那些由于大银行造成的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失业人群的支出。我们为银行（以及其他企业，像美国国际集团）创造的安全网要大大强于我们为贫困美国人创造的安全网。 　　美国惹人注目的一点是，虽然由市场（一个被政治和寻租塑造并扭曲的市场）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高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但是美国政府在通过税收和公共开支计划来调和这种不平等的方面做的工作较少。并且随着市场造成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政府却做得越来越少。 　　政府与机遇 　　在第1章提及的那些令人不安的发现中，有一项表明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机会平等更少的社会—不但少于过去的美国，而且少于其他国家，包括旧欧洲的国家。本章前面所提到的市场力量发挥着作用：随着教育的回报增加，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发展得好，而那些（尤其是男性）只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下教育的人日子就不好过。这一点在今天我们这种严重的经济低迷期甚至更为真切。那些持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凭的人面临的失业率只有4.2%，而那些连高中毕业文凭都没有的人面临的失业率要高出三倍，达到12.9%。那些最近高中辍学者或高中毕业但没上大学的人的境况非常糟糕：前者的失业率是42.7%，后者是33.4%。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了解到的，接受良好教育越来越取决于收入、财富及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原因很明显：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贵，特别是现在各个州都在削减教育支出，并且上最好的大学取决于上最好的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穷人无力负担高质量的私立小学和中学，也住不起那些提供高质量公共教育的富裕社区。许多穷人一直住在靠近富人的地方—部分是因为他们要为富人提供服务。这种现象造成公立学校的生源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正如斯坦福大学肯德拉比肖夫（Kendra Bischoff）和肖恩里尔登（Sean Reardon）的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越来越少的穷人住得靠近富人，越来越少的富人住得靠近穷人。 　　美国的街区在房主和房客之间甚至也隔离了。这种格局无法用种族或家里有小孩来加以解释，因为它出现在种族群体内部以及有小孩的家庭里。美国大城市地区的这种房主社区与房客社区的隔离会产生具有完全不同的公民环境的社区。社区质量取决于居民在预防犯罪和提高当地治理的努力上，房主个体所做的那种努力所带来的回报要大于房客个体所做的那种努力所带来的回报，并且一般来说，对于那些住在许多其他居民都做出类似努力来促使当地政府更积极响应社区成员的社区里的人，这种回报也更大些。因此，有经济力量引导着从家庭财富（房屋拥有权）的不同到一个家庭所生活的社区质量的不同。美国旨在提高低收入家庭房屋拥有率的政策反映了意识到房屋拥有率影响着街区质量，以及成长在一个充满暴力和犯罪的街区伤害了健康、影响个人发展和学校成绩。但是房屋拥有权（在美国，家庭进入更好街区并积累财富的一种主要途径）对于那些一开始没有财富和很少收入的家庭来说却是难以持久的。 　　我们在第1章也提到了，即便是在大学毕业生群体里，那些有着更富有和受过更好教育的家长的毕业生有着更好的前途。这也许部分是因为社交网络（建立关系）在工作稀少时尤为重要，就像现在。但部分还因为实习经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一个类似于我们2008年以来的劳动力市场中，当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很多求职者时，有过实习经历就很重要了。企业利用这种人员多于岗位的不平衡来提供无报酬或低报酬的实习机会，这些实习经历便成为一个人求职简历上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有钱人不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得到实习机会，而且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担得起一两年无报酬的工作。 　　政府不但在抵消市场力量方面做得不到位—市场力量导致了更大的机会不平等，体现为获得“人力资本”和工作的机会的不平等，而且在创造金融资本公平的竞争环境方面做得也不到位，体现为较小的累进税制和较低的继承税。简言之，我们创造了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政治，在期间当前的不平等不但有可能延续而且有可能加剧：我们可以预见，今后会有更多的不平等出现在人力资本领域和金融资本领域。 　　整体情况 　　在本章的前面及第2章我们都看到了游戏规则是如何帮着创造了上层群体的财富又如何加剧了底层群体的痛苦。今日政府在我们当前的不平等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部分上造成了税前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同时它在通过累进税和公共支出政策来“纠正”这种不平等时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随着富人变得更富，他们就会因为那些限制寻租和再分配收入以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经济的企图而损失更多，同时他们也具备了更多的资源用来抵制这些企图。随着不平等的增加，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去减少它的冲击，虽然这也许看上去奇怪，却是人们事先可以预见的。这当然是可以在全世界看到的情形：越是平等的社会越需要加倍努力来维护它们的社会凝聚力；越是不平等的社会，政府政策和其他制度都倾向于促进不平等的持久。这种模式已经有着良好的记录。 　　为不平等辩护 　　本章开篇，我们解释了那些上层群体是如何经常想方设法为其收入和财富辩护的，以及“边际生产率理论”（该观点认为那些得到了更多的人是因为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更大）是如何成为盛行学说的（至少在经济学领域）。但是我们也指出，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怀疑。那些对掠夺性贷款新技能掌握得炉火纯青的人、那些帮着创造了金融衍生品（被亿万富翁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那些设计了造成次贷危机的不计后果的新抵押贷款的人，都夹着数百万（有时是数亿）美元安然无恙地走开了。 　　但即便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工资和社会贡献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微弱。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那些其发现为我们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的伟大科学家们所得到的一般只是他们所贡献的一小部分，与那些把世界带到毁灭边缘的金融奇才的收益相比，科学家们的所得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但这里有一个更深的哲学观点：人们难以真正把某个人的贡献与其他人的贡献区分开来。即便是在技术变革的情况下，大多数发明都涉及先前已存在元素的合成而不是完全从头的发明。今天，至少在许多关键领域，许多进步都依赖于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 　　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和卢戴利（Lew Daly）在2009年提出，“如果我们现有的大多数东西都是历经多少代的积累而作为免费礼物送给我们的，那么就有一个深刻的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有多少东西能够被合理地称为是由任何一个人‘赚得’的呢？”因此出于同样的原因，任何一个商人的成功都不仅依赖于这种“继承的”技术，还依赖于制度设计（法治）、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的存在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存在（交通和通信）。 　　不平等是激励人们的必要条件吗 　　另一种说法常常是由那些捍卫现状的人士提出的：我们需要当前这种高度不平等以激励人们去工作、储蓄和投资。这一说法混淆了两种态度：一种是我们不应该有不平等；另一种是倘若我们的不平等低于今天面临的这种不平等，那我们就会过得更好。就我所知，我和大多数改革派人士都不主张完全平等。我们意识到那样会弱化激励。问题在于，假如不平等减少一点儿的话，激励被弱化的程度有多严重？我将在下一章解释，恰恰相反，较少的不平等实际上会提高生产率。 　　当然了，大多数被称为激励工资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起了这样一个名称来为巨大的不平等辩护，并误导天真的人们觉得没了这种不平等，我们的经济体系就无法运转了。这一点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显现了出来，令各大银行对于它们支付给高管的薪水称为“绩效奖金”感到如此尴尬，所以它们不得不把原来的名字改为“留人奖金”（retention bonus）（虽然唯一留下来的是糟糕的表现）。 　　根据激励薪酬计划，工资应该随着绩效增加。银行家们采取的是常用做法：当测量的绩效出现下滑时—根据那些本该用来决定薪酬的标准，他们就改动了薪酬体系。结果就造成了现实当中的情形：绩效好的时候工资高，绩效差的时候工资也照样高。 　　解析不平等的来源 　　经济学家倾向于争论导致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工资和资本收益中的日益不平等，以及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一块变成了分配更加不均的多种形式的收入，这两种情况造成了市场收入中更大的不平等，并且，就像我们在这一章前面所看到的，较少的累进税和公共开支计划造成了税后和转移收入更大的增加。 　　对于工资分散化增加的解释一直是富有争议的。有些解释关注的是技术变革—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另一些解释关注的是社会因素—工会的弱化以及限制高管薪酬的社会规范的瓦解；还有一些解释关注的是全球化；再有些人关注的是金融日益重要的作用。强大的利益集团会提出如下两种解释：那些力主开放市场的人士认为全球化只不过扮演个小角色；那些主张加强工会力量的人士认为工会的衰弱是件大事。有些争论是关于人们所关注的不平等的不同方面：金融日益重要的作用可能与中层群体工资的两极分化关系不大，而与上层群体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关系甚大。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力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全球化大概从2000年以来扮演了一个比此前10年更重要的角色。然而，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达成一种共识：难以清晰和准确地分析出各种力量的不同作用。我们无法进行可控制的实验来发现（当其他情况不变时）假如工会更强大了，不平等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此外，不同的力量还相互作用：全球化的各种竞争力量（工作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威胁）对于削弱工会一直很重要。 　　在我看来，这种辩论有些跑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不平等已经发展到不能再视而不见的地步了。技术（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对于我们当前不平等问题的某些方面或许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但即便情况是那样，我们也不必坐视不管而接受后果。贪婪也许是人性的一部分，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那些无良银行家们剥削穷人和从事反竞争活动所造成的后果无能为力。我们能够并且也应该监管银行，禁止掠夺性贷款，让他们为自己的欺诈行为负责，并惩罚他们对垄断权力的滥用。同样，更强大的工会和更好的教育也可能会减轻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带来的后果。技术变革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不是不可避免的：使企业为其生产的环境后果付出代价就可能鼓励企业从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转向节约资源的技术变革。低利率可能会鼓励企业自动化，取代那些可以容易被常规化的非技术性工作；因此可以考虑用宏观经济和投资政策来放缓我们经济中自动化的步伐。因此同样的道理，尽管经济学家们对于全球化在不平等的增加中的准确作用意见不一致，但是我们所呼吁关注的全球化中的不对称让工人陷入特定的不利位置；我们可以通过可能会减少不平等的方式来更好地管理全球化。 　　我们已经提到过作为美国总收入的一部分的金融部门（有时被称为日益增长的经济金融化）是如何加剧了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无论是为上层群体创造的财富还是为底层群体创造的贫困。加尔布雷思指出，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越庞大，该国的不平等就越严重，二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我们已经看到了放松管制以及隐蔽和公开的政府补贴是怎样扭曲了经济—不但造成了一个更庞大的金融部门，而且还提高了该部门把钱从底层转移到上层的能力。不必准确知道不平等中有多少是应该归因于日益增长的经济金融化，我们也照样可以明白政策的变革是有必要的。 　　每一项导致不平等的因素都必须加以处理，尤其要注意那些同时直接削弱我们经济的因素，比如垄断势力和扭曲的经济政策。不平等已经根深蒂固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只有采取全面的行动（第10章将对此进行详述）才能彻底铲除它。 　　其他的不平等模型 　　在本章中，我们解释了关于不平等还存在着其他的理论，其中一些理论比另一些理论认为不平等是更“合情合理的”：上层群体的收入是当之无愧的，制止不平等和再分配的成本是更大的。收入决定的“成就”模型强调每个人的努力；如果不平等主要是努力不同造成的结果，那就很难指责它，并且不奖励它就似乎是不公正的、无效率的。我们在第1章描述的那些霍雷肖阿尔杰写的故事就属于这一传统：在那100多个从贫困到富有的故事里，每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凭着个人努力使自己摆脱贫困的。这样的故事也许有一点儿道理，但也仅是一点儿而已。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一个人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他初始条件—他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当然，运气也很重要。 　　本章的核心论点也认为不平等不仅仅是大自然力量的结果或者抽象的市场力量的结果。我们也许希望光的速度再快些，不过对此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平等是那些塑造并指导着技术和市场的力量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政府政策的结果，于是这里就希望和绝望并存：有希望是因为它意味着这种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通过改变政策我们就能实现一个更有效率和更加平等的社会；有绝望是因为要想改造塑造这些政策的政治过程实在是太难了。 　　有一种不平等的根源—尤其是在底层群体，本章几乎没有谈及：在这本书付印之际，我们仍处于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宏观管理不善（以其各种各样的借口）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根源。失业人群更有可能成为贫困人口，越是这样，经济衰退就越长。泡沫给了一些穷人一种财富的幻觉，但只有片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泡沫破裂时，它卷走了底层群体的财富，创造了新的财富不平等的水平并提高了底层群体的脆弱性。第9章将展开讨论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追求的宏观经济（尤其是货币）政策是如何反映了上层群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 　　这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逆向动态”（adverse dynamics）“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s）。我们在上一章看到更大的不平等是如何导致更少的机会平等，更少的机会平等又如何导致更多的不平等。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关于恶性循环的进一步的例子—更多的不平等是如何损害了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这些集体行动包括那些确保每个人都能通过良好的公立学校教育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我们还将解释不平等是如何增强了不稳定，后者本身又造成了更多的不平等。 第 1 2 3 4 5 6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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