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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第1章 美国的1%问题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而来的大衰退，把众多美国人抛向了一种功能失调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流离失所者的行列。五年后的今天，想找一份全职工作的六个美国人中仍有一个人找不到；已有大约800万个家庭失去了住处，另有数百万个家庭将收到银行提前收回房屋的通知；甚至还有更多的美国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终生积蓄蒸发掉。乐观主义者不断看到的经济复苏迹象，即使有些是真实的预兆，也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经济复苏进而实现充分就业，最快也要到2018年。可是，很多人在2012年开始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希望：那些在2008年或2009年就失去工作的人已经花光了他们的存款，失业救济金也用完了，曾一度自信会马上重返工作岗位的中年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被强制退休了。刚从大学毕业的欠了几万美元债的年轻人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初搬到了朋友家或亲戚家住的人现在已经变得无家可归了。在房地产繁荣时期购买的住房至今仍在市场上搁置或者降价出售；更多的房子仍旧空无一人。前十年金融繁荣埋下的隐患最终彻底暴露出来了。 　　已为公众所知的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大量的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使得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都受到了挑战：富人变得愈富，而其他人却面临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困苦。美国有穷人和富人这一事实众所周知；即便这种不平等不是单纯由次贷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引发的（这种不平等是在过去30年里形成的），但是这场危机的确使事态恶化了，以至于人们不能再对这种不平等视而不见了。中产阶级受到了严重挤压，其状况将在本章稍后展现；社会底层群体的痛苦更是显而易见，一方面由于美国社会安全网的弱点日益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支持计划（其在量上本来就是不足的）被进一步削减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最上层的那1%人群却设法占有了国民收入的巨大比例—超过了1/5，尽管他们的有些投资是赔钱的。 　　当我们对收入分配随意进行切分时，就会发现存在着更大的不平等，这种甚至出现在最上层的那1%人群内部；其中0.1%的人得到的钱比其他人都多。截至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财富分配甚至比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收入不平等的数据只能使人迅速了解单一时点上的经济情况，但这正是为什么有关财富不平等的数据让人如此不安—财富不平等远远超过了收入逐年变动所体现的差异。此外，财富还更清楚地描述了人们在获得资源方面的差异。 　　美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成一个疏远的社会。在新千年的最初五年（2002～2007年）里，上层的1%群体攫取了比国民总收入65%还要多的财富。当上层的1%群体收入惊人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境遇实际上变得更差了。 　　如果富人变得更富有，同时处于社会中层和底层的人也过得很好，特别是上层群体的努力对其他群体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话，那情况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就应该祝贺上层群体的成功并感谢他们的贡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美国中产阶级觉得自己受苦已久，这种感觉是有依据的，因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30年里，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实际上，一个典型的全职男工的收入在过去1/3世纪里是停滞不前的。 　　这场金融危机加重了这些不平等，其表现形式不仅是更高的失业率、失去的家园和停滞不前的工资。虽然富人们在股市损失更为惨重，但他们却恢复得又好又快。事实上，自经济衰退以来所谓的“复苏”的收益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口袋：与2009年相比，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中的93%都为最上层的1%美国人所得。10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大部分都集中在住房上。随着平均房价从2006年第2季度到2011年年底下降了1/3多，那些肩负大笔抵押贷款的大批美国人眼看着自己的财富基本上消失殆尽。在社会顶层，企业CEO们能够非常成功地维持他们的高工资；除了在2008年略有下降，到2010年，CEO的年薪与普通工人的年薪比率又回到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比率—243 : 1。 　　对于美国正在走向的这种不平等，世界上很多国家提供了令人不安的例子，情况不容乐观：有钱人住在高档社区，由一大群低收入工人服侍着；在不稳定的政治制度中，平民主义者向民众许诺生活会更好，结果却令人失望。也许最重要的是，人们心中没有了希望。在这样的国家里，穷人们知道他们摆脱贫困的前景非常渺茫，更别说跻身社会上层了。这不应该是我们所努力争取的东西。 　　在本章中，我将铺陈美国不平等的范围以及它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生活的。我描述的不仅是我们怎样变成了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还有我们如何不再是那个曾经充满机遇的国度。我将讨论一个出生在社会底层的人上升到上层甚至中层的可能性极低。 今天美国所面临的不平等和机遇缺失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能简单视为是由无情的市场力量所造成的。稍后各章将描述这种不平等的起因，它给我们的社会、民主制度和经济所造成的代价，以及怎样才能减少它。 　　水涨未必船都高 　　尽管美国一直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所存在的不平等（或者至少是当前这种高度的不平等）却是个新话题。大约30年前，收入者中最上层的1%群体只得到了全国收入的12%。虽然那种程度的不平等也不应该被接受，但是从那以后，贫富收入差距变得愈发惊人，以至于到了2007年，最上层1%群体的平均税后收入达到了130万美元，而最底层20%群体的平均税后收入却只有17 800美元。15最上层1%群体一周的收入都比最底层1/5群体全年的收入多出40%；最上层0.1%群体一天半的收入几乎相当于最底层90%群体一年的收入；最富有的20%群体的税后总收入超过最底层80%群体的总收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的30年里，美国整体一起增长—每个社会群体的收入都增长了，特别是底层群体的收入比上层群体的收入增长得更快。美国为生存而战给予了国民一种新的团结感，并促成了像《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等一系列有助于这个国家更为紧密团结的政策。 　　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分化的国家；上层群体的收入增长得最快，但底层群体的收入实际上在下降。（这并非是一种持续的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底层和中层群体曾一度收入很好。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2000年左右开始，不平等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加剧了。） 　　上一次达到我们今日所见的令人震惊的程度的不平等还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前的年代里。当时我们所见的不稳定和最近我们所见的不稳定都与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密切相关，对此我将会在第4章加以解释。 　　我们如何解释不平等的这些起起落落的格局将是第2章和第3章的话题。此刻，我们只是简单地指出，1950～1970年期间不平等的显著减少部分上归功于市场的发展，但更多地要归功于政府的政策，比如通过《军人安置法案》为广大退伍军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二战”期间制定的高累进税制度。然而，在“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之后的年代里，市场收入的差距变大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期间，政府为克服市场中存在的不平等而设计的各项举措都取消了，对上层群体的税收降低了，社会福利计划也削减了。 　　市场力量（也就是供求定律）当然不可避免地在决定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时起着一定作用。但是同样的力量在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也同样发挥着作用。甚至在标志着21世纪头10年的那种不平等爆发之前，美国就已经有了比几乎欧洲所有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更高的不平等和更少的收入流动性。 　　不平等的趋势是可以被逆转的。其他几个国家已成功地这样做了。巴西一直是世界上存在最高程度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巴西意识到了不平等给社会和政治造成分裂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造成的危害。于是整个社会达成了一种政治共识，即必须要采取一定行动。在卡多索总统的领导下，国民教育经费大规模增长，包括对穷人的教育经费。在卢拉总统的领导下，大笔的福利支出用以减少饥饿和贫困。不平等减少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社会变得更稳定了。尽管巴西仍然比美国有更多的不平等，但是当巴西相当成功地致力于改善穷人的困境并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允许不平等和贫困进一步加剧。 　　更糟糕的是，在美国，政府政策对于不平等的产生一直起着关键作用。如果我们要逆转不平等的趋势，我们就必须取消那些使美国变成了经济上最为分化的发达国家的政策，此外，我们还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减少那些本身由市场力量造成的不平等。 　　针对当前这种程度的不平等，有些辩护者声称，虽然这种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但是采取任何做法都会代价过大。他们认为，要让资本主义创造奇迹，那么高度不平等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高度不平等是经济的必要特征。毕竟，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应该也必须受到奖励。某些不平等的确是不可避免的。某些人愿意比其他人干得更卖力、工作时间也更长，对这些人的辛苦付出，任何运行良好的经济体制都必须奖励他们。但是本书将告诉读者，今日美国的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它的产生方式实际上既削弱了增长也破坏了效率。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美国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市场扭曲造成的，即市场提供的激励不是引向创造新财富而是引向攫取别人的财富。因此，另一种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当不平等程度较低时以及各阶层一起增长时，我们的增长就更为强劲，这不但发生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在最近的20世纪90年代里也出现过。 　　涓滴经济学 　　不平等的辩护者（有很多这样的人）提出相反的论调，他们认为给上层群体更多的钱会有益于每一个人，部分原因是那样做会产生更大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种被称为“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想法，这种想法由来已久—并且也一直遭到怀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高度的不平等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大多数美国人实际上发现自己的收入下降或者停滞不前了。最近这些年美国所经历的恰好是涓滴经济学的反面：聚集到上层群体的财富是以牺牲中下层群体为代价的。 　　我们可以以分饼为例来思考所发生的这一切。假设这张饼被平分，那么每个人都会得到同样大小的一块，因此最上层的1%群体也仅得到这张饼的1%。但实际上，他们得到了非常大的一块，差不多是整张饼的1/5，那也就意味着其他每个人得到的那一块变小了。 　　现在，那些信奉涓滴经济学的人把这称为妒忌政治学。他们强调，人应该关注的不是所得那块饼的相对大小而是绝对大小。给富人更多的钱会使整张饼变大，因此即便中下层群体得到的那份饼相对较小，但其实也是变大了的。我希望真有那么回事，但其实不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如我们注意到的，当不平等加剧时，经济增长放缓了—大多数美国人所得到的那块饼也缩小了。 　　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年轻人（年龄在25～34岁）现在的生活变得更艰难了；那些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看到自己的实际收入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4多。即便是那些有着本科或者更高学历的人的家庭收入状况也不好—他们的中位数收入（经通胀调整后）从2000～2010年下降了1/10。（中位数收入是指在一系列收入数据中，以中间一点的收入为标记，左侧的一半收入数据小于它，右侧的一半收入数据大于它。） 　　稍后我们将证明：既然自上而下的涓滴经济学不起作用，那么自下而上的涓滴经济学也许有效果：通过给予中下层群体更多财富，包括上层群体在内的所有人都可能受益。 　　美国不平等的概况 　　关于美国的简单情况是这样的：富人变得更富有，富人中的最富群体更是如此；穷人不但变得更穷，而且数量也更多；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他们的收入不是停滞就是下降，他们与真正富人之间的差距在增大。 　　家庭收入差异与工资差异及财产和资本收入差异都有关系—而后两种差异中的不平等都在增加。就像随着总体不平等一直在增加，工资的不平等也一直在增加一样。比如，在过去30年里，低工资人群（底层的90%群体）的工资只涨了大约15%，而上层的1%群体的工资却涨了差不多150%，最上层的0.1%群体的工资涨了300%还要多。 　　同时，财富的变化更为惊人。在这场危机爆发前的25年里，尽管每个人都变得更富有了，但是富人变得更富的速度更快。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中底层群体的财富大多体现在他们的住房价值上，属于幻影财富（phantom wealth），因为房价充满泡沫。尽管在危机当中人人都有损失，但是上层群体迅速地恢复了，而中底层群体却没有。即便当大衰退造成股价下跌，富人们损失了一定财富后，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1%群体拥有的财富仍然是普通家庭的225倍，几乎比1962年或1983年的比率翻了一倍。 　　鉴于财富的不平等，因此上层群体攫取了资本收入中最大的一份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大约有57%的资本收入为上层1%群体所获得。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上层1%群体得到了从1979年以来资本收入增长部分中更大的一份，大约有7/8，而底层95%群体仅得到了增长部分的不足3%。 　　这些数据虽然令人警醒，却不足以充分展现当前存在的财富差异。为了对美国的不平等现状有一个更强有力的解读，让我们看一下沃尔顿家族的情况：沃尔玛帝国的六位继承人控制着697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美国社会整个底层30%群体的财富。这些数字也许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令人吃惊，仅仅是因为底层群体的财富如此之少。 　　两极分化 　　美国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没有人想把自己看成是特权阶层，也没有人想把自己的家庭纳入贫困一族。但是近年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被掏空了，相对于社会底层那些需要较少技能的工作以及社会上层那些需要更强技能的工作，那些曾属于中产阶级的“好工作”似乎正逐渐消失。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劳动力的“两极分化”（polarization）。我们将在第3章讨论一些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以及该采取什么措施。 　　好工作的消亡发生在过去的25年里，这类工作的工资也随之下降，上层群体与中层群体的工资差距也随之加大。劳动力的两极分化意味着，一方面更多的钱流向了上层，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滑落到了底层。 　　大衰退使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美国的经济鸿沟已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社会上层的1%群体难以想象底层群体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层群体的生活是怎样的。考虑一下一个只有一个赚钱者和两个孩子的家庭。假设这个赚钱者身体健康，能够每周工作满40个小时（美国工人平均每周只工作34个小时），工资比最低标准略高，比如说是每小时8.50美元，这样在支付了社会保障税之后，他得到每小时8美元的工资，于是他一年工作2 080个小时总共拿到16 640美元。假设他不用缴纳所得税，但是他的雇主每个月扣除他200美元用以支付全家的健康保险，并为他支付每个月550美元保险费用的其余部分。这样他拿回家的收入是一年14 240美元。如果他运气好的话，他或许能以每月700美元的价格租到一套两卧室的公寓（包括各种设施）。去除此项开支，他就剩下5 840美元用以支付全年的所有其他家庭开销。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可能也认为汽车是生活的基本必需品，这样养车所需的保险费、油费、维修费和折旧费，一年很容易就花去3 000美元。于是这一家只剩下2 840美元—相当于每人每天不足3美元来支付吃穿一类的基本花销，就更别提那些使生活值得过下去的东西了，比如娱乐。如果哪里出了差错，就根本没有缓冲的余地了。 　　随着美国经济进入大衰退，对于我们这个假设的家庭以及全国数以百万计真实的美国家庭而言，有些地方的确出了差错。工作没有了，住房（他们的主要资产）的价值暴跌了，而且随着政府收入的减少，最被人们需要的安全网也被削减了。 　　早在危机爆发前，美国的穷人就生活在灾难的边缘；但是伴随着大衰退，甚至连中产阶级都日益明显地陷入同样境地。这场危机充斥着人间悲剧：一次未能支付的抵押贷款升级为房屋的丧失；无家可归又升级为失业以及家庭的最终破裂。对于这些家庭而言，一次打击还可以应付，但第二次打击就应付不了了。由于大约5 000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因此有一个人生病就足以让全家人吃不消；如果再有第二个人生病，或者失业，或者出车祸，那么整个家庭就没法活了。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迄今为止个人破产中的大多数都牵涉到家庭成员生病。 　　为了看清楚社会保障计划中微小的变化是如何对贫困家庭产生重大影响的，让我们再回到先前那个假设的例子，那个年收入只剩下2 840美元的家庭。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很多州削减了对儿童保育的资助。比如，在华盛顿州，两个孩子的保育费平均是每月1 433美元。如果取消了对儿童保育的公共资助，那么这笔开销会立刻耗掉我们那个假设家庭所剩收入的一半，即每人每天的花销还不足1.30美元了。 　　一个没有安全网的劳动力市场 　　但是对于那些失业又找不到工作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着更大的艰难。从2007年11月到2011年11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了870万，同一时期正常情况下本来会有700万新人加入劳动者队伍，这样算下来真正的就业赤字就超过了1 500万人。数百万一而再再而三寻找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放弃并退出了劳动者队伍；当就业前景对大学毕业生而言都很惨淡时，年轻人就决定继续留在校园里读书。那些“失踪的”劳动者意味着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截至2012年年初，失业率“只有”8.3%）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状态呈现出一幅过于美好的景象。 　　我们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发达工业化国家里最不慷慨的之一，根本做不到对失业者提供足够的支持。通常情况下，失业保险只提供六个月。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个充分就业的富有活力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大多数想找工作的人都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即便这份工作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或技能。但是那种情况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就不复存在了，失业者中差不多有半数是长期找不到工作的。 　　虽然享受失业保险的期限延长了（通常要经过国会一番艰苦的辩论），但即便如此，当救济金期满时，数百万美国人还是发现自己处于失业中。随着经济衰退和疲软的就业市场进入到2010年，我们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99周失业者”—那些处于失业状态超过99个星期的人们，并且即便身处美国情况最好的州，即便得到联邦救助，他们仍然受到冷遇。他们找过工作，但就是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每一份工作有四个求职者盯着。考虑到要花费大量的政治资本才能使失业保险延伸到52、72或者99个星期，因此几乎没有政客提议为99周失业者做些什么。 　　2011年年底由《纽约时报》做的一项民意测验揭示了美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不足的程度。当时只有38%的失业者得到失业救济金，而大约44%的失业者从未得到过。在那些得到资助的人中，70%的人觉得在他们没有找到一份工作之前，救济金就极有可能或很有可能到期了。3/4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说，救济金远远少于他们先前的收入。不足为奇的是，超过一半的失业者由于找不到工作而产生了情绪或健康问题，却得不到治疗，因为超过一半的失业者根本就没有健康保险。 　　很多中年失业者看不见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前景。对于年龄超过45岁的人而言，平均失业时间几乎接近了一年。这次民意测验中唯一积极的亮点就是那种乐观的回答，总的来说，70%的人认为他们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极有可能或很有可能得到一份工作。看起来美国式的乐观主义仍然继续存在。 　　在衰退开始之前，美国在某些方面似乎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比如，中产阶级的工资尽管没有涨，但至少每个人都还能找到一份工作。这就是长期吹嘘的所谓“灵活劳动力市场”的优势。但是金融危机显示，随着美国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像欧洲劳动力市场—失业率不但高而且持续时间长，这种优势也似乎正在消失。年轻人很沮丧—但是我推测，当他们得知当前这种趋势预示着什么时，他们就会愈发沮丧：那些长时间失业的人比起那些有相似条件但却幸运地找到了工作的人，终身就业的可能性要低。另外，即使当他们找到了一份工作，所得工资也比后者的要低。实际上，在失业率很高的年份里参加工作，这些人的坏运气就会体现在他们的终身收入上。 　　经济不安全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众多美国人有着这么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就连那些就业者也知道他们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并且由于高失业率和低社会保障，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会急转直下。失业意味着失去健康保险乃至他们的住房。 　　那些看上去有稳定工作的人面临着一种不安全的退休生活，因为近年来美国政府改变了管理养老金的方式。大多数退休福利曾经都是通过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提供的，劳动者可以放心他们退休后的待遇，企业承担了股市波动的风险。但是现在，大多数劳动者面临的是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劳动者自己要管理起他们的退休账户，并承担起股市波动与通货膨胀的风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如果劳动者听了金融分析师的建议把钱投到了股市，那么他在2008年就赔惨了。 　　因此大衰退带给许多美国人三重打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退休收入以及他们的住房都处于风险当中。房地产泡沫暂时缓解了人们收入下降可能造成的后果。为了尽力维持他们的生活标准，人们花得比挣得多。事实上，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也就是大衰退爆发前，底层80%的人群花的钱大约是挣的钱的110%。现在既然泡沫破裂了，这些美国人不仅不得不量入为出，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还入不敷出，因为要偿还一大堆的债务。那些通过抵押贷款购房的人中，有超过1/5的人处境艰难，所欠房款超出了房子的价值。于是这房子不但没有成为日后退休养老或者支付孩子大学学费的存钱罐，反倒成了一个负担。并且许多人还面临着失去住房的风险，其中不少人已经遭遇这种结局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自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失去住房的数百万美国家庭，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安身之所，还包括大部分的毕生积蓄。 　　一方面是退休账户的损失，另一方面是房产估价6.5万亿美元的损失，普通美国人在这场危机中损失惨重，而那些更穷的美国人刚刚开始实现他们的美国梦（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买了住房并看到住房在泡沫中升值），他们的损失就更惨了。2005～2009年，典型的美国黑人家庭丧失了其财富的53%，其资产仅是普通白人家庭资产的5%，而普通美籍西班牙家庭丧失了其财富的66%。就连典型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也下降很多，到2009年是113 149美元，比2005年损失了16%。 　　生活水平下降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的收入水平不但乏善可陈，而且还不能充分反映大多数美国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大多数美国人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不安全而且还有健康不安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有人身不安全。奥巴马总统的医疗计划原本打算扩大覆盖面，但是大衰退及其引发的预算紧缩却导致了相反的举措。穷人所依赖的医疗补助计划已经被削减了。 　　缺乏健康保险是造成健康状况下降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在穷人当中。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8岁，低于日本人的83岁、澳大利亚人或以色列人的82岁。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2009年，美国人的寿命总体排名第40位，略低于古巴。美国的婴儿和产妇死亡率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几乎差不多；就婴儿死亡率而言，美国比古巴、白俄罗斯及马来西亚都差，且不说其他国家了。并且这些不良健康指标主要反映的是美国穷人的悲惨境遇。比如，美国穷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上层群体几乎低10%。 　　我们在前面提到，一个典型的全职男工的收入在过去1/3世纪里是停滞不前的，那些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收入也下降了。为了避免收入下降得更厉害，每个家庭的工作小时数增加了，主要是因为更多的女人像她们的丈夫一样也参加了工作。我们的收入统计数据没有考虑到家庭休闲时间的丧失及其对家庭生活质量的影响。 　　生活标准的下降不但反映在严峻的经济现状中，也反映在变化的社会模式中。越来越多的年轻成年人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25～34岁的男性中大约有19%，超过了2005年的14%；同一年龄段的女性比例是从8%增长到10%。这些有时被称为“回巢族”的年轻人被迫待在家里，或者毕业后回到家里，因为他们负担不起独立生活。甚至连结婚这样的习俗都受到了影响，至少就目前而言是这样，由于他们缺乏收入和安全感。仅在2010年一年，同居但没结婚的人数就激增了13%。 　　普遍和持久的贫困以及公共教育和其他社会性支出中的长期投资不足的后果也在其他指标中显现出来，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发挥它应发挥的作用：高犯罪率，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在蹲监狱。尽管目前的暴力犯罪统计数据要好于1991年时最严重的情形，但仍然很高，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严重很多，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很多贫困（以及不太贫困）街区的居民仍觉得有遭到人身袭击的危险。把230万人关在监狱里的费用是浩大的。美国每10万人中有730人蹲监狱（相当于每100名成年人中有1人），这一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是很多欧洲国家的9～10倍。美国一些州花在监狱上的开支和花在大学上的一样多。 　　这些方面的开支不是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的标志。花在“治安”（保护生命与财产）上的钱并不能增加国民福利，仅仅是防止情况变得更糟。但是我们把这些支出和其他任何支出一样都认为是国家GDP的一部分。如果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导致花更多的钱来防止犯罪，虽然这将显示为GDP的增长，但我们不应该把它同国民福利的增长混为一谈。 　　蹲监狱的人数甚至扭曲了我们的失业人口数据。蹲监狱的人严重受教育不足并且来自面临着高失业的群体。即便他们没入狱，他们也极有可能会成为已经人数众多的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真正的失业率可能更严重，这种情况与欧洲相比更为严重；如果把大约230万所有蹲监狱的人都计算在内，美国的失业率就会大大高于9%。 　　贫困 　　大衰退使得美国日益缩小的中产阶级的日子比以前难过了。但是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尤为艰难，就像本节前面所描述的那个家庭，它试图依靠比最低工资略高的收入活下去。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只能勉强满足生活的必需要求，这些人被认为是生活在贫困中，在2010年他们占总人口的15.1%，高于2007年的12.5%。 我们此前的讨论应该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些人的生活标准有多么低。在社会的最底层，极度贫困（世界银行用于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指标，每人每天生活费用只有2美元或更少）的美国家庭的数量到2011年时达到了150万户，比1996年增长了一倍。“贫困差距”（poverty gap）是指一个国家穷人的平均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的百分比，它是另一个有实质意义的统计数据。美国的贫困差距达到了37%，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达国家的一个“俱乐部”）成员国中排名最差的之一，跟西班牙（40%）、墨西哥（38.5%）及韩国（36.6%）属于同一类别。 　　贫困程度的另一个展现途径，就是有多少美国人是依靠政府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食物需要—七人中有一人；即便那样，还是有大量的美国人至少一个月有一次是空着肚子上床睡觉的，不是因为他们在节食，而是因为他们吃不起。 　　对贫困的测量（如同对收入的测量）很困难并且充满争议。直到2011年，标准的贫困测量方法才锁定在政府计划产生影响之前的收入上，就是上面给出的那些数字，它们反映了在政府没有提供安全网的情况下，穷人的生活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很显然，政府的各项计划的确很重要，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很多政府计划，像失业保险，提供的只是短期资助，目标人群是那些面临暂时困难的人。随着1996年福利制度的改革（《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福利支付也变得有时限性了（联邦资金一般限定为最多五年）。 　　当我们审视这些政府计划，同时也更为仔细地考察社会各种群体的不同需要时（农村人住房成本较低，老年人医疗费用较高），我们对于贫困就会有一个更细致的理解：相对于那些没有把穷人中不同群体的不同情况考虑进去的较早的测量方法，新的测量方法表明农村穷人较少、城里穷人较多、贫困儿童较少、贫困老人较多。根据这种新的测量方法（以及旧的测量方法），贫困人口的数量一直在迅速增加，仅从2009年到2010年就增加了6%，并且新测量方法得出的贫困人口数量甚至高于旧测量方法得出的，因此六个美国人中有一个现在生活在贫困中。 　　《圣经》中所说的“你的周围总有穷人”也许是对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这么多的穷人，或者他们竟然要受这么多的苦。我们是有财富和资源来消除贫困的：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医疗保障（Medicare）就几乎消除了老年人中的贫困现象。其他一些并不像美国一样富有的国家，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方面比美国做得好。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今天差不多有1/4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71对他们的困境置之不理的政治选择会对我们这个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机会 　　对美国基本公平的信仰，即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机会平等的国度，有助于把我们联系到一起。至少那种信仰是一个美国神话，有力且持久。然而，越来越多的现实表明，那仅仅就是一个神话。当然了，也有例外；不过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言，重要的不是那几个成功故事，而是社会中底层群体的大多数人处境如何。比如说，他们跨入社会上层的机会有多少？如果美国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那么一生成功的机会（比如说，最后能挤进社会上层的10%群体）对于一个出生在贫穷或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的人，和对于一个出生在富有、教育程度高并且社会关系广的家庭的人，两者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并且有证据表明情况越来越不是这样。根据经济流动性项目（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的统计，“家长受教育的程度与孩子未来的经济、教育和社会情感等方面的结果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美国比在其他那些更注重这方面结果的国家尤为突出，包括“老欧洲”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他讲英语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北欧国家（瑞典、芬兰、丹麦）。另外的许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研究结果。 　　机会的减少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事实上，不同国家都存在着这一格局—不平等越多，机会平等就越少。不平等持久存在。但让人尤感不安的是二者的这种关系对美国未来的预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措施的话，近年来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就意味着未来的机会将减少、不平等将增加。那意味着2053年的美国与2013年的美国相比将是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我们在随后各章讨论的由不平等引发的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会随之变得更糟。 　　美国在社会底层和社会上层的表现尤为差劲：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极有可能一直待在底层，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也极有可能一直待在上层，这种情况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更为明显。如果机会充分平等的话，最底层1/5的群体中将只有20%的人的孩子会继续留在那儿。丹麦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继续留在底层的只有25%。因阶级划分而背恶名的英国做得稍差一点（30%），也就是说这一群体中的人还有70%的机会向社会上层移动。然而，在美国向上移动的可能性明显小得多（出生在底层群体的孩子只有58%的人能够脱离这个群体），并且当他们向上移动时，他们只能向上移动一点。最底层的20%群体中将近有2/3的人的孩子留在了最底层的40%群体—这比假如机会充分平等时的情况高出了50%。77同样，如果机会充分平等的话，底层20%的人就能最后进入到上层的1/5群体。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丹麦（14%）和英国（12%）仍然比美国（8%）做得好很多。同样的道理，在美国，一旦一个人挤入了社会上层，他就更有可能一直留在那里。 　　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来总结穷人所处的不利地位。记者乔纳森蔡特（Jonathan Chait）让我们注意到来自“经济流动性项目”的两条最有说服力的数据以及来自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 　　 学习成绩好的穷孩子比学习成绩差的富家子弟更不容易大学毕业。 　　 即便从大学毕业了，穷人家孩子的日子过得仍然不如低成就的富家子弟。 　　这两种情况都不足为奇：教育是成功的关键之一。美国给了社会上层的精英们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但是普通美国人只能得到普通教育，尤其是数学，这个现代生活中很多领域的成功都离不开的科目，教学质量低于一般水平。这一点与中国（上海和香港）、韩国、芬兰、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荷兰及比利时等国家的情况形成对比，那些国家在所有测验（阅读和数学）中的表现都显著高于一般水平。 　　美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一个明显反映就是美国知名大学中的学生构成比例：大约只有9%的人来自于底层50%的人群，而74%来自上层25%的人群。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构建了一副图像，描绘了一个日益分裂的经济和社会。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收入数据上，还体现在健康、教育、犯罪等各项数据—可以说，体现在衡量经济和社会表现的每一项标准上。虽然父母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平等直接造成了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但是机会的不平等甚至早在上学前就开始了—穷人在出生前和出生后直接面对的不同的生活条件、不同的营养和接触那些会造成终身影响的环境污染物。对于那些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来说，想要逃脱经济学家所称的“贫困陷阱”（poverty trap），简直是太难了。 　　即使这些数据显示的是相反情况，但美国人依然相信机会的神话。佩尤基金会（Pew Foundation）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10个美国人里差不多有7个已经实现了或者有望在他们生命的某一点上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即便是个神话，但相信人人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的确有它的好处：它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我们看上去都在同一艘船上，虽然目前有些人坐头等舱，其他人坐统舱，但是下一次航行时，原来的舱位就可能被改变。这一信仰使得美国避免了一些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某些阶级分化和紧张。同样的，当现实逐渐为人所理解，当大多数美国人最后看出经济博弈对他们不利，这一切都面临着风险。疏远开始取代激励，社会凝聚开始被一种新的分裂取代。 　　近看上层群体：攫取了更大的一块饼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在上层、中层和底层群体都显露出来。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底层群体的状况，这里我们近看一下上层群体的情况。 　　如果说，今天那些挣扎着的贫困家庭得到我们的同情，那么处于上层群体的人就越来越引发我们的愤怒。曾几何时，当广泛的社会共识认为上层群体是凭辛苦和智慧赚到了他们的所得，他们赢得了我们的钦佩。然而，在最近这次危机中，虽然银行业损失巨大，但银行高管们还是拿到了巨额奖金；公司裁员，声称支付不起工资，却用省下来的钱增加高管的奖金。于是我们对他们的感觉由先前的钦佩变成了现在的愤怒。 　　公司高管（包括那些造成危机的人）的薪酬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先前描述了CEO与普通工人之间工资的巨大差距—超过了200多倍，这一数字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比如日本相应的比率是16 : 1），甚至大大高于1/4世纪前美国自己的情形。当年30 : 1的比率现在看来都觉得稀奇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作为一个群体的CEO们，与普通工人相比，其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以至于收入高出200多倍就合情合理了。事实上，对于这种观点，现有的关于美国公司成功的数据不能提供支持。更糟糕的是，我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因为其他国家的企业高管正在效仿他们的美国同行。英国的高薪委员会（High Pay Commission）报告说，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英国大公司的高管薪酬正走向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不平等水平（尽管当前这种差距只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的状况），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公司内部公平的薪酬很重要，它影响着生产率、员工敬业度和对我们企业的信任。而且上市公司的薪酬设置了一个先例，如果薪酬公然不是和绩效挂钩的或者奖励失败，那么它就传递了错误信息，就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明显症状。” 　　国际比较 　　当我们放眼世界时，美国不仅有着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程度的不平等，而且其不平等程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是绝对增长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就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迄今它一直保持着这一位置。实际上，美国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差距已经增大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匈牙利和比利时的不平等没有显著增长，而土耳其和希腊的不平等事实上下降了。美国的不平等程度现在正接近于功能失调社会的程度，包括伊朗、牙买加、乌干达以及菲律宾，这个“俱乐部”显然不是我们想加入的。 　　由于我们有这么严重的不平等，而且它还在加剧，所以人均收入的变化不足以告诉我们太多关于普通美国人所经历的。如果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收入都上涨了，那么美国的平均收入也就跟着上涨了。因此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位数收入的变化，即社会中层家庭的收入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收入近年来一直都没上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发出一种对于“人类发展”的标准测量法，是把对收入、健康和教育的测量数据合计起来，然后校准它们以反映不平等。在进行校准之前，美国在2011年的排名相当好—第4名，排在挪威、澳大利亚和荷兰三国之后。但是一旦根据不平等进行校准之后，美国就排在了第23名，落后于很多欧洲国家。这种考虑和不考虑不平等因素的排名差异之大名列发达工业化国家榜首。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排名都远远高于美国，这些国家都对自己的公民不但提供全民教育还提供全民医疗。对此，美国标准的口头禅是资助这些福利所需的税收会扼杀经济增长。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2000～2010年，高税收的瑞典增长得远远快于美国（瑞典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美国的），前者是2.31%，后者是1.85%。 　　正像这些国家中一个国家的前财政部长告诉我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运行如此之好，全仗着我们有高额税收”。当然，他这话并不是说税收本身导致了高增长，而是因为税收提供了公共支出（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共支出是维持高增长的动力，这完全抵消了较高税赋带来的不良影响。 　　基尼系数 　　测量不平等的一种标准方法是基尼系数。假如收入是与人口成比例分享的—底层的10%群体大约得到收入的10%，底层的20%群体大约得到收入的20%，以此类推，那么基尼系数就会是零。也就是没有不平等。另一方面，假如所有的收入都集中到最上层的一个人手中，那么基尼系数就会是1，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完全”不平等。比较平等的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3或更低，这样的社会包括瑞典、挪威和德国。最不平等的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5或更高，这样的社会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有着种族歧视史的南非）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以其分裂甚至失调的社会和政体著称）。虽然美国尚未成为这种“精英”群体的一员，但是它已经踏上这条路了。1980年时美国的基尼系数刚刚触及0.4，今天已达到0.47了。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美国比伊朗和土耳其还略微不平等，比欧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不平等。 　　在结束这种国际比较时让我们再回到先前提及的一个话题：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数据不能充分反映不平等的关键方面。实际上，美国的不平等也许比那些数字显示的要严重得多。在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老百姓不必担心看病的费用，也不必担心父母的医疗问题；在那些国家，享受体面的医疗被看成是一项基本人权。在那些国家，失业对人们来说也是件沉重的事儿，但至少政府还提供了比较好的安全网。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要为失去住房而担心。对于身处社会中底层的美国人来说，经济不安全已经成为残酷的现实。这一点真实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它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反映出来。如果把这一点也加入到统计数据中的话，那么国际比较就会显示出美国的情况更加糟糕。 　　 　　结语 　　在危机爆发之前的年代里，很多欧洲人都把美国当成榜样，询问如何能改革自身经济使之像美国经济一样运行良好。欧洲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众多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货币联盟，但同时却没有制定必要的政治和制度安排以使之正常运转，对此欧洲国家将要付出巨大代价。但是除了那一点以外，他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现在知道了，人均GDP不能充分表达社会中绝大多数公民的实际生活—并且从根本上讲，也不能充分显示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他们也曾被人均GDP数据误导，认为美国做得好。今天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了。当然，那些透过表面看内里的经济学家们早在2008年就知道美国那种债务驱动的增长难以持续，并且即便当一切都看上去很好时，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实际上在下降，虽然那些上层人士的巨额收益扭曲了整体情况。 　　一个经济的成功与否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评价，那就是看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标准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这种方式评价，美国的经济运行得就不算好，而且持续了至少1/3世纪。尽管美国已经设法提高了人均GDP，1980～2010年提高了3/4，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大多数全职男工的收入实际上却下降了。对于这些工人而言，美国经济没能够提高他们所期待的生活标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引擎失去了产出能力，而是因为美国经济引擎的运行方式把经济增长的收益给了社会上层越来越集中的一小伙人—甚至拿走了一些原本给予底层群体的福利。 　　本章阐释了关于美国经济的某些严酷和令人不舒服的事实： 　　（a）最近的美国收入增长主要出现在收入分配中顶层的1%群体。 　　（b）因此就出现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c）并且中底层群体今天的处境比21世纪初实际上是更差了。 　　（d）财富的不平等甚至大于收入的不平等。 　　（e）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收入上，还体现在其他反映生活标准的变量上，比如不安全和健康。 　　（f）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尤为艰难—经济衰退使之雪上加霜。 　　（g）中产阶级被挖空了。 　　（h）收入流动性小—把美国视为充满机会的国度的想法是一个神话。 　　（i）美国的不平等多于任何其他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纠正不平等方面也比其他国家做得少，于是不平等比其他许多国家都增长得多。 　　美国右翼人士会发现本章所描述的事实让他们感到不太舒服，因为我们这里的分析背离了右翼人士所希望宣传的那些他们珍爱的神话：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大多数人都从市场经济中受益，尤其是自里根政府解除对经济的管制和缩小政府规模以来。虽然右翼人士想否定这些事实，但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让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尤其无法否定的是社会底层和中层群体的人日子都过得很差，而上层群体却攫取了国家收入中的一大块—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留给其他人的就被减少了；他们也无法否定处于底层和中层的人想要挤进上层的机会大大小于那些处于上层的人继续留在那里的机会；他们更无法否定政府是能够帮助改善贫困的—这方面对于老年人就做得特别有效。那意味着对包括社会福利计划在内的政府计划的削减极有可能增加贫困，除非这些计划经过精心设计。 　　作为回应，右翼人士提出了四条反驳意见。 　　第一，任何年份中，总有人穷困潦倒，也总有人兴旺发达，平等与否最重要的不是看一时，而是看一生。那些最低收入的人们大体上都可能会在后来的岁月里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终生不平等的情况就不像那些数据描述的那样不可改变了。经济学家认真审视了终生收入的差异，令人遗憾的是，右翼人士的愿望并不符合今天的现实：终生不平等是非常大的，几乎和每一时点的收入差异一样大，而且近年来增长很多。 　　第二，右翼人士有时也声称美国的贫困不是真正的贫困，毕竟美国的穷人大多数都享受着其他国家的穷人得不到的生活便利设施，因此他们应该感恩生活在美国。他们有电视机、室内卫生设备、供暖（大多数时间）以及免费上学。但是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专门问题研究小组发现的，人们不能忽视相对匮乏。美国城市的基本卫生标准使每个家庭都能享用室内卫生设备，廉价的中国产电视机意味着就连最穷的人家也买得起—实际上甚至在印度和中国的贫困乡村一般也都有电视机了。在今天这个世界，拥有电视机已不再是什么富裕的标志了，并且拥有电视机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面对极端的贫困，也不意味着他们开始实现美国梦了。 　　右翼人士的第三点回应是对统计数据吹毛求疵。有些人会说通货膨胀率被高估了，因此收入增长就被低估了。但是，如果真有高估或低估的话，我倒是怀疑统计数据其实低估了普通美国家庭所面临的痛苦。当家庭成员出于“为了家人”的目的而延长工作时间以维持生活标准时，家庭生活质量经常受到影响。我们在本章的前面描述了美国社会中穷人和中产阶级所共同面临的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一点也没有在收入统计中反映出来。因此极有可能的是，真实的不平等或许比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显示数据要大得多。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当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又更仔细地查看了关于贫困的统计数据时，发现2010年美国的贫困率从15.2%上升到了16%。 　　右翼人士的最后一点反驳是从经济和道义上对不平等进行辩护，声称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不平等只会得不偿失，那样会弱化美国经济，穷人就会跟着遭殃了。就像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所说，不平等这种事情应该私下里悄悄地讨论。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国度里，穷人们只能自己责怪自己。对这样的看法，我们将以事实证明，我们不但不应该责备穷人的悲惨处境。而且上层人物所宣称的他们是凭自己的本事挣钱的话并没有多少让人称道的地方。我们将看到那1%的群体基本上不是那些凭借着对社会的巨大贡献而获取收入的，不是那些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伟大思想家或者改变了我们经济的伟大创新者。我们将解释为什么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富有活力的经济。 　　大衰退带来的创伤（使多数人失去了工作和住房）已经引发了连锁反应，受影响的不仅是那些有关的个人，而且还有作为整体的社会。我们现在看到，对多数美国人而言，甚至在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的表现就没达到它应有的水平。我们不能再忽视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它造成的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怎样应对不平等，那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产生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 第 1 2 3 4 5 6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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