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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寻租与不平等社会的产生 　　美国的不平等并非偶然形成，而是人为制造的。虽然市场力量起了重要作用，但又并非只凭市场力量本身。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经济规律普遍存在，但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尤其是上层1%群体攫取的大量财富和收入）却是一项特有的美国“成就”。严重的不平等并非命中注定，尽管这种说法给人以希望，但在现实中不平等很有可能变得更糟。造成这些结果的各种力量是不断自我强化的。 　　通过了解不平等的起源，我们才能更好地寻找减少不平等的成本和收益的方法。本章论点可以简单归纳为：尽管市场力量帮着塑造了不平等的程度，但政府政策塑造了那些市场力量。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结果，既有因为政府所做的事情，也有因为政府没做的事情。政府有权把钱从社会上层转移到中底层，反之亦然。 　　在上一章我们提到，美国当前不平等的程度超乎寻常。与其他国家甚至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当前不平等的程度非常严重，并且还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加。过去人们还常说，观察不平等的变化就像观察草的生长：在短时间内是难以看出变化的。但现在不是那么回事了。 　　甚至在这次经济衰退中发生的情况也超乎寻常。通常来说，当经济变弱时，工资和就业都调整缓慢，因此随着销售下降，利润以超比例的速度下降。然而在这次衰退中，工资部分的确下降了，但许多公司却盈利颇丰。 　　解决不平等必定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我们必须要遏制上层群体、巩固中层群体、帮助底层群体。每一个目标都需要各自的计划。但是为了制定这些计划，我们必须要更好地了解造成这种异常不平等的各个方面的背后原因。 　　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这种不平等很独特，但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件新鲜事。在西方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在很多方面表现得更为极端。当时，宗教既解释了不平等又辩护了不平等：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之所以在那儿，是因为神授的权力。对此质疑就是对社会秩序的怀疑，甚至是对上帝旨意的怀疑。 　　然而，对于古希腊人以及现代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而言，这种不平等并非预先注定的社会秩序。权力（经常是军权）是这些不平等的根源。军事主义与经济学有关：征服者有权从被征服者那里获取所需，并且想要多少要多少。在古代，自然哲学一般不认为把别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有什么错。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希德狄斯（Thucydides）的那句著名论断：“一般来说，只有势均力敌时，权利才会被考虑；否则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委曲求全。” 　　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来巩固或者最起码维持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他们还试图影响人们的看法，使得那些原本会令人憎恶的收入差距变得可以接受。 　　当神权的观念在早期独立的主权国家遭到拒绝时，那些有权人便寻找其他基础来维护他们的地位。随着强调个人尊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造就了庞大城市社会底层的工业革命，找到新的理由来辩护不平等已成为当务之急。 　　从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至今仍盛行的主流理论“边际生产率理论”，说的是那些有更高生产率的人得到了能够反映他们对社会更大贡献的更高收入。通过供给—需求定律，存在竞争的市场决定了每一个人的贡献的价值。如果某人具备稀缺并且有价值的技能，市场就会因为他对于产出的更大贡献而充分奖励他；如果他没有技能，他的收入就会低。当然了，技术决定了不同技能的生产率：在原始农业经济中，身体的力量和耐力是起决定作用的；但在现代高科技经济中，智力的作用就更大。 　　通过供求定律，技术和稀缺性在塑造今天的不平等中发挥着作用，但是还有其他东西也在起作用，那就是政府。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时强有力地造成了不平等。在现代经济中，政府设定并强化游戏规则—什么是公平竞争、什么行为被认为是反竞争和违法的、当债务人无力支付欠债而破产时谁得到什么、什么是欺诈行为、什么是被禁止的。政府也分配资源（既以公开的方式也以不那么透明的方式），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支出，政府还调整了收入分配，这种收入来自受技术和政治影响的市场。 　　最后，政府还改变了财富的动态，比如，通过对遗产征税和提供免费公共教育。不平等不仅取决于相对无技能的工人，市场支付给有技能的工人多少钱，还取决于一个人所学到的技能水平。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许多穷人家的孩子连基本的医疗和营养都负担不起，就更别说接受教育以获得高生产率和高工资所必需的技能了。政府可以影响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继承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财富水平。有经济学家甚至说不平等取决于金钱和人力资本等禀赋的分布。 　　美国政府履行这些职能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社会中不平等的程度。在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有利于某一群体而不利于其他群体的微妙决策；每个单一决策的效应也许不大，但大量旨在利于上层群体的决策积累起来的效应就非常显著了。 　　相互竞争的力量可以限制超额利润，但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市场是有竞争的，那么就可能产生大量的垄断利润。相互竞争的力量本该可以限制高管人员的超高薪酬，然而在现代公司中，CEO大权在握—包括有权决定他自己的薪酬，当然是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在很多公司中，CEO甚至有相当大的权力来任命董事会，于是这样一个事先运作好的董事会就没有什么监督力度了；股东的发言权更是微乎其微。有些国家制定了较好的公司治理法律来限制CEO的权力，比如，通过要求董事会必须要设立独立董事或者股东在薪酬制定方面必须要有发言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制定能有效执行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法律，那么CEO们就会给自己发放超额奖金。 　　累进税制度和公共支出政策（也就是对富人多征税并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限制不平等的程度；相反，那些把国家资源给了富人和关系网络强的人的政府政策就会增加不平等。 　　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行方式正越来越增加结果的不平等并减少机会的平等。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的政治体制给了上层群体过度的权力，后者通过运用权力不但限制了再分配的程度，而且还制定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从公众那里攫取了大量只能被称作是“厚礼”的利益。经济学家们给这类活动起了个名字：寻租（rent seeking），即收入的获得不是因为创造了财富而得到应有回报，而是攫取了大量即便没有他们的努力也会被创造出来的财富（本章稍后将对寻租的概念给出一个更全面的定义）。那些上层人士们已经学会怎样以局外人意识不到的方式从社会大众那里“吸金”—那才是他们的真正创新。 　　据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顾问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曾讲过：“征税的艺术在于既从鹅身上拔取最大量的鹅毛，却又让鹅发出最小量的嘶嘶声。”这句话也适用于寻租的艺术。 　　说得直白些，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前者为社会增添财富，后者通常减少社会财富，因为在掠夺财富过程中，财富遭到了破坏。对其产品索价过高的垄断者不但从购买者那里获得暴利，而且同时破坏了价值；为了获得垄断价格，他必须限制产量。 　　令人遗憾的是，就连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也经常不满足于他们创新或创业所带来的财富，有些人最后采取了不当行为，比如垄断定价或者其他形式的抽租（rent extraction）行为以获取更多的财富。仅以一事为例，19世纪的铁路业大亨们通过修建铁路为社会提供了一项重要服务，但他们的大量财富是来自于他们的政治影响—获得了铁路两侧大量的政府赠地。时至今日，在铁路大亨曾主导经济的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上层的大部分财富以及下层的一些苦难—仍然源于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 　　当然，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并非都是因为寻租或者政府向上层群体倾斜游戏规则，市场和社会力量（像歧视）也都起了作用。本章主要讨论在美国社会中寻租所采取的多种形式，下一章将讨论其他决定不平等的因素。 　　一般原理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不平等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个人追求私利会增加所有人的福利，在这过程中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金融危机余波尚存的今天，没有人会说银行家追求私利增加了所有人的福利，银行家的行为充其量增加了他们自己的福利，而社会其他成员承担了成本。这甚至都算不上经济学所谓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即一人所得完全等于其他人所失；它是一种负和博弈（negative-sum game），即赢者所得少于败者所失。社会其他成员失去的要远远大于银行家们所得的。 　　为什么银行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却成了社会其他人的灾难呢？原因很简单：银行家的激励与社会的收益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当市场运行良好时—也就是以亚当斯密假设的方式运行时，就是因为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很好地协调起来，也就是说，个人收益与其社会贡献一致，就像边际生产率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根据该理论，每个工人的社会贡献完全等于他所获的补偿，生产率更高的人（也就是社会贡献更大的人）得到的工资也更高。 　　亚当斯密自己也清楚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会出现分歧的一种情况。正如他解释道：“同行业的人极少为了娱乐和消遣聚在一起；就算坐下来交流，其结果要么是针对公众的阴谋，要么是抬高价格的诡计。”市场靠其自身经常不能产生有效率和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在纠正这些市场失灵方面就需要政府的作用，即设计政策（税收和管制）以使个人激励与社会收益一致起来。（当然了，关于政府这方面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都存有争论。）但是今天几乎没有人再相信不受约束的金融市场（它们的失败给社会其他人强加了如此巨大的成本），也不相信应该允许公司不加限制地掠夺环境。当政府职能行使得好时，一个工人或一个投资者所得收益实际上等于其行动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当二者不能一致时，就是出现了市场失灵，也就是说，市场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个人回报与社会收益结合得不好，可以归结为下列原因：竞争是不完全的；产生了“外部效应”（即某一方的行动对他人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或正面影响，但对此他既不必承担成本也不能享受收益）；存在着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即市场交易的某一方掌握的信息其他人不知道）；风险市场或其他市场缺失（比如，人们买不到针对他们所面临的许多最重要风险的保险）。 由于几乎每一个市场都存在着一种或多种上述情况，所以很少有人认为市场总体上是有效率的，这就意味着政府可以发挥巨大的潜在作用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 　　政府从来无法完美地纠正市场失灵，但是有些国家的政府做得比其他国家的要好。只有当政府在纠正最重要的市场失灵方面做得好了，经济才会繁荣。在大萧条之后的40年里，良好的金融监管不但帮助美国也帮助世界避免了重大危机。但自20世纪80年代解除管制以来，在随后的30年里发生了许多金融危机，只不过2008～2009年这场危机是其中最严重的。但是那些政府失灵绝非偶然：金融部门运用其政治势力确保市场失灵得不到纠正，那样他们的私人收益就会一直保持远远超过他们的社会贡献—这正是导致肿胀的金融部门和社会上层那种高度不平等的一大因素。 　　塑造市场 　　接下来我们将描述私营金融企业是如何使市场不能良好运转的。比如，就像斯密指出的，企业有想方设法减少市场竞争的动力；企业还努力确保政府不出台强硬的法律禁止它们从事反竞争行为，或者，即便出台了这样的法律，也确保它们不能被有效执行。商人们所关心的自然不是提高那种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福祉，甚至也不是为了使市场更具有竞争活力。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为了使市场为他们服务，使他们挣更多的钱。但这种行为的后果通常是一个缺乏效率并存在更多不平等的经济。对此，仅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当市场存在竞争时，高出正常资本回报的利润就不能维持下去，因为如果某一公司的利润高于廉价出售商品时的利润，那么竞争者就会通过降价来试图抢走顾客。随着公司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价格就会降到利润（高出正常资本回报的部分）为零的那一点，这对于寻求大利润的人来说就是灾难了。在商学院，我们教学生如何去发现并创造竞争障碍（包括进入壁垒）以确保利润不被侵蚀。实际上，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过去30年里某些最重要的商业创新不是关注如何使经济更有效率，而是关注如何更好地确保垄断权力或者如何更好地规避那些旨在使社会收益和个人回报统一起来的政府管制。 　　使市场变得不那么透明，这是商人们喜欢用的手段。市场越透明，竞争就有可能越激烈。银行家们深谙此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直全力兜售金融衍生品，也就是那种导致美国国际集团（AIG）破产的风险产品，这类产品是在“场外交易”市场的阴影里进行的。在那样一个市场里，顾客难以知道自己是否买了合适的产品。所有交易都要经过谈判，这与在更开放、更透明的现代市场中做生意形成了鲜明对照；并且由于卖方一直在做这种生意，而买方只是偶尔进入，因此卖方比买方掌握了更多的产品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谋利。这意味着一般来说，卖方（金融衍生品的销售者，即银行）可以从顾客那里赚取更多的钱。与此相反，设计良好的公开拍卖可以确保商品到达最重视它们的人手中，这是效率的一个标志，因为存在着可以公开获得的价格指导人们做决策。 　　虽然缺乏透明会给银行家带来更多的利润，但更会导致经济成效降低。没有充分的信息，资本市场就难以执行任何纪律。金钱无法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或者无法流向理财做得最好的银行。没人能知道今天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真实财务状况—模糊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是其中的部分原因。人们原本希望最近这次金融危机可以促发一些变革，但是遭到了银行家的抵制；他们抵制了人们要求金融衍生品有更多透明度，也反对人们要求监管反竞争行为。这些寻租活动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利润。尽管银行家寻租未必次次都成功，但他们经常收获颇丰，以至于我们还是有一大堆的问题。比如，在2011年10月末，一家主要的美国金融公司9破产了（是有史以来的第八大企业破产案），部分原因就是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很显然，市场当初没有看透这些交易，起码没有及时看透。 　　将钱从金字塔的底层移到上层 　　上层人士赚钱术之一就是利用他们的市场势力和政治权力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当然是以其他人为代价。 　　金融部门对于寻租本身各种各样的形式已经了如指掌。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还有其他许多种：利用信息不对称（兜售事先设计好必定会失败的证券，明知购买者不知实情）；敢冒大风险—知道政府会提供救生索拯救它们并承担损失，对此心中有数就使它们敢以低于正常情况的利率借钱；向联邦储备银行以近乎零的低利率借钱。 　　但最恶劣的（也是近年来用得最娴熟的）寻租方式就是那些金融部门的家伙们充分利用穷人和不知内情的人，通过掠夺性借贷和滥发信用卡使这些群体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牺牲品。每个穷人也许只有一点点钱，但是有那么多的穷人，从每人身上掠夺一点点，最后就积少成多了。任何社会正义感（或者任何对整体效率的担忧）都本应该使政府禁止这些行为，毕竟在把钱从穷人手里转移到富人手里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种负和博弈。但政府并没有终止这类行为，甚至在2007年前后当形势越来越明显时，政府也没那么做。原因很明显：金融部门在游说和竞选捐助中投入了巨资，它们的投资见成效了。 　　我们着重谈金融部门，部分原因是该部门对于我们当前社会存在的这种不平等起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该部门对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产生罪责难逃，这一点人人皆知，就连金融部门的业内人士都不否认，只不过每个人都认为该受责备的不是自己而是业内其他人。我们对于金融部门的很多评价也适用于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因为它们也参与了当前这种不平等的产生。 　　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场复杂的游戏，获胜者必须具备非同寻常的智慧和技巧。但同时他们也具备了许多不为人称道的特点：规避法律或者以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式塑造法律；利用他人，哪怕是穷人；必要时不守规则。正如这种游戏的一位参与者所言，老话“无论赢或输，怎样比赛最重要”已经过时了；如今最重要的是你最后赢了还是输了。市场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表明你是赢还是输—你有多少钱。 　　很多上层人士通过寻租获取了大笔财富，但寻租并不是他们获得并保持财富的唯一方法。我们稍后将看到，税收制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上层人士设计了一种税收制度，使他们实际纳税额少于应纳额度—也就是比那些更穷的人更少地支出他们收入的一部分。我们称这类税收制度为税率递减制度。 　　尽管递减税率和寻租（从社会其他成员那儿拿钱然后再分配给上层群体）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更广泛的力量影响着美国不平等的另外两个方面—中产阶级被挖空和贫困的增加。治理公司的法律与指引公司领导者的行为规范相互作用，决定着盈利怎样在高管团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工人、股东和债券持有人）之间分配。宏观经济政策决定着劳动力市场的短缺程度即失业水平，因此也就决定了市场力量如何改变工人的所得份额。如果货币当局采取措施维持高失业率（即使是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心），那么工人的工资就会受到抑制。强有力的工会有助于减少对工人的不平等，而比较弱的工会有时会与市场力量一道帮着CEO们增加对工人的不平等。在每一个方面（无论是工会力量、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还是货币政策行为）政治都起着核心作用。 　　当然了，市场力量（比如，受技术和教育变化影响的技术工人供求关系的平衡）也起着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力量部分上是由政治塑造的。但是，这些市场力量和政治二者之间并没有相互制衡（即当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日益扩大的差距时，政治过程本应该抑制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政府也没有调整市场的过度行为。在今天的美国，这两股力量已经扭在一起扩大了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 　　寻租 　　此前，我们把当前政治进程以我们中的其他人为代价帮助富人的许多方式都称为寻租（rent seeking）。寻租的形式有很多种：政府提供的隐蔽及公开的转让和补贴；减少市场竞争度的法律；现有的竞争法执法不严；允许公司侵占他人利益或将成本转移给社会其他人的法令。“租”这个词最初是用来描述土地的回报，因为土地所有者收到这些报偿是由于他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由于他做了任何事。这与工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工人的工资是对他们付出努力的补偿。随后，“租”这一术语被扩展包括了垄断利润，也称垄断租，是指完全通过对垄断的控制而得来的收入。最后，该术语的含义进一步扩大，包括了所有类似的通过拥有所有权而得到的回报，例如，如果政府给了某一公司独家权利来进口限定数量（称为配额）的某种商品，比如糖，那么由于拥有这种特权而产生的额外收益就被叫作“配额租”。 　　有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以存在大量寻租活动而声名狼藉。在这些国家，通过以有利的条件获得资源比通过创造财富来钱容易得多。这经常是一种负和博弈，这也是为什么通常这样的国家比那些具有可比性的但没有这么多资源的国家发展要缓慢得多。 　　更令人不安的是，人们或许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用来帮助穷人，可以用来让所有人都享受教育和医疗。对工作和储蓄征税会削弱激励机制；相反，对从土地、石油或其他自然资源所获得的“租”征税不会使这些资源消失，它们现在或者未来仍留在那里供人们开发，因此就不存在逆向激励效应。也就是从原则上说，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应该有充足的税收来支持社会福利支出和公共投资（比如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可是，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往往是那些自然资源最多的国家。显然，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人（通常是有政治权力的人）比其他人更善于寻租，他们确保了自然资源的收益大多都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最富的石油生产国，但是在查韦斯成为总统前，该国有一半的人民生活在贫困中，也正是这种富有当中的贫困给了像查韦斯这样的领导者上台的机会。 　　寻租行为不仅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等资源丰富的国家泛滥，就连在美国这样的现代经济中也变得普遍了。在这些经济中，寻租采取了很多形式，有一些非常类似于盛产石油的国家的情形：以低于公平市场的价格获得国有资产（比如石油或矿物），如果政府把一座价值10亿美元的矿藏以5亿美元卖给你，那你就很容易变富了。 　　另一种寻租是采取相反形式：以高出市场价的价格把产品卖给政府（即非竞争性采购）。 制药公司和军火商就最擅长这种形式的寻租。政府公开的补贴（比如对农业）或者隐性的补贴（减少竞争的贸易限制或隐藏在税收制度里的补贴）都是向公众寻租的其他方式。 　　并非所有的寻租都是利用政府从普通公民那里榨取钱财，私营部门也有自己擅长的寻租方式，比如，通过垄断向公众榨租或者通过像银行的掠夺性借贷对那些信息不足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进行剥削。CEO们利用他们对公司的掌控来为自己获取公司收入中的更大一块。政府在这方面通过做它不应该做的事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去阻止这些活动、不宣布它们违法、不执行现有法律。众所周知，有效执行有利于竞争的法律能够限制垄断利润，设计良好的公司治理法律能够限制公司高管侵吞公司的收入。 　　通过审视财富分配中处于上层的那些人，我们能对美国这方面的不平等在性质上有一种认识—那些高收入者当中几乎没有谁是技术改造的发明家或是改变我们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的科学家。想想曾为当代计算机发展提供数学基础的天才艾伦图林（Alan Turing）、想想爱因斯坦、想想激光的发现者们[其中尤以查尔斯汤斯（Charles Townes）为代表]、再想想晶体管的发明者们[包括约翰巴丁（John Bardeen）、沃尔特布拉坦（Walter Brattain）和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17以及解密DNA的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Watson and Crick），这些对于人类福祉贡献卓著的科学家们没有一个得到我们经济体制的隆重奖励。 　　相反，在财富分配中占据上层的大多数人都是形式各异的商业天才。比如，有人会说乔布斯或者搜索引擎的创新者以及社交网络的创新者都是各自领域的天才，其中有些天才非常富有。乔布斯去世前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榜排名第110位，Facebook的扎克伯格排名第52位。但是这些“天才”很多是将其商业帝国建立在巨人肩膀上的，比如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就是从来没出现在富豪榜上的互联网发明者，他本来可以成为亿万富翁的，但是他选择了放弃—他把他的思想让人免费享用，结果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 　　再进一步观察在财富分配中占据上层的那些人的成功，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天才很多都是基于设计出更好的方法来利用市场力量和市场的不完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发现更好的方法来确保政治为他们而不是为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服务。 　　我们已经评论了银行家，他们构成了上层1%或0.1%群体中的一大部分。虽然他们有些人是通过创造价值来获得财富，但是其他很多人发财的途径是依靠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形式的寻租。上层群体除了包括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银行家，还包括垄断者及其后代，他们借助某种机制成功取得并保持了市场统治地位。继19世纪的铁路大亨之后又出现了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20世纪末又见证了比尔盖茨和微软对个人电脑软件业的统治。 　　放眼国际，以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为例，他是在2011年被《福布斯》列为世界首富的墨西哥商人。由于他对墨西哥电话业的统治地位，斯利姆的收费可以是超过竞争市场价格的好几倍。他的发迹始于当年墨西哥对电信系统私有化改制时，他得到了很大的一份；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巨大财富的获得策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很大的折扣得到国有资产是发财的捷径。比如，当今俄罗斯的很多寡头都是通过以低于市场价买到国有资产，然后再通过垄断权力来保证持续的利润而赚到第一桶金的（在美国，政府转让这一块，大部分都做得更为诡秘，比如说，通过设计游戏规则，结果变卖政府资产实际上就成了部分转让，只是做得看上去没有俄罗斯那么明显）。 　　在前一章里，我们指出了特别富有的另一个群体—公司的CEO们，例如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 Group）的斯蒂芬赫姆斯利（Stephen Hemsley），他2010年的收入是1.02亿美元，奎斯特通讯（Qwest Communications）[2011年合并后现更名为世纪联接（CenturyLink）]的爱德华米勒（Edward Mueller），他的收入是6580万美元。CEO已经成功地从公司收益中获得越来越大的部分。我们稍后将解释，使CEO能够在过去几十年里积聚大量财富的并不是他们生产率的突然提高，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提高了—能够从他们本该服务的公司那儿攫取更多的收益而内心并不惶恐，并且公众对此行径的容忍度也提高了。 　　寻租者的最后一个大群体包括那些顶级律师，他们通过帮助别人规避法律但又（通常）不会坐牢的方式寻租从而使自己致富。他们帮助起草复杂的税法—使得其中藏有漏洞以便于他们的客户避税，然后他们再设计出复杂的交易来利用这些漏洞。他们帮助设计复杂和不透明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帮助设计合同安排以便于形成垄断势力，一切都做得似乎合乎法律规范。他们提供的所有这些帮助都使得市场不能以应有的方式运行而是成了上层群体获利的工具，为此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奖励。 　　垄断租：创造可持续的垄断 　　在经济学家看来，大笔的财富造成了一个问题。我们前面说过，竞争规律表明利润（超出正常资本回报的部分）应该很快就被压低到零。但如果利润为零，财富又从哪里来呢？利基市场是一种渠道，因为它不存在竞争—虽然原因各异；但那只能在很小程度上解释可持续的高额利润（超出竞争水平的利润）。成功会吸引新进入者，于是利润会迅速消失。成功的真正关键是确保不存在竞争—或者就算有竞争，时间也不要长，这样才能赚取垄断的巨额利润。保证垄断可持续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让政府给你这样一个机会，例如，从17世纪到19世纪，英国政府授予了东印度公司与印度做贸易的垄断权。 　　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政府认可的垄断。专利权通常给予发明者对其创新的暂时垄断，但是专利法的细节可以延长专利权的时限、减少新企业的进入并提高垄断权。美国的专利法正是这么做的，这类法律的设计不是出于使创新的步伐最大化，而是为了使租金最大化。 　　即便没有政府的特许垄断权，公司仍能创造进入壁垒。有很多种做法可以阻止新进入者，比如维持过剩产能，这样新进入者就知道，要是他进入这个市场，现有企业就会增加产量，从而使价格降低到让新进入者无利可图的地步。在中世纪，行会成功地限制了竞争。很多行业延续了那种传统，尽管他们说这样做只是为了维持标准，但是对新进入者的限制（比如限制医学院的学生人数或者限制训练有素的人员从国外移民）的确使他们保持了高收入。 　　20世纪初，垄断成为了很多巨大财富（包括洛克菲勒的财富）的基础，对此人们倍感担心，于是反对垄断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打破垄断并禁止某些行为。在随后的岁月里，大量的垄断被逐一打破—在石油业、烟草业以及其他许多行业。然而今天我们放眼美国经济，就会看到在很多部门，包括一些对经济运行特别重要的部门总是有一家或几家公司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微软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领域，AT&T、Verizon和T-Mobile以及Sprint等几家公司在电信业。 　　造成这种日益严重的市场垄断化的因素有三个。首先，对于政府在确保竞争方面应起的作用，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提倡自由和不受拘束的市场，他们认为，市场天生就是存在竞争的，那些看似反竞争的做法其实很少能提高效率。一项部分上由欧林基金会（Olin Foundation）等右翼基金会赞助的、关于这些法律和经济学教义的大规模“教育”计划，尤其针对法官是成功的。可惜选择的时机不巧：正当美国法院开始认同市场是“天生”存在竞争的这类理念并严格要求任何持相反观点的人提供证据时，经济学却在探索各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即便看上去似乎有许多公司同时存在而市场仍然不是有竞争的。比如，经济学新出现的一个强有力分支博弈论（game theory）就解释了人们如何在不断延长的时间段内默契地保持串通行为。同时，关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的各种新理论揭示了信息不完善是如何破坏竞争的，并且有新的证据不断证实这些理论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即便出现了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像掠夺性定价，即某家企业通过降低价格把某竞争者挤出去之后再利用垄断势力提高价格，这些行为也难以被起诉。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是有竞争和效率的。如果进入市场很容易，那么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就无法通过赶出竞争者获利，因为很快就会有另一家企业取代被赶出的企业。但在现实经济中，掠夺性行为的确不断出现。 　　导致日益增多的垄断的第二个因素与我们的经济变化有关。在某些新增长行业中，垄断势力更容易形成。这些行业的显著特点是存在着我们所称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计算机操作系统：正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使用同一种语言都很方便，因此让每个人都使用同一种操作系统也很方便。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密切的互联性自然导致标准化；而当制定的标准被其他人采纳时，制定者就会有利可图。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竞争天生与市场势力的积累相对。当出现大量垄断利润时，竞争者就会争着得到一份。于是就促成了造成美国垄断势力增强的第三个因素的形成：企业发现了抵制新进入者和减少竞争压力的新方法。微软是这方面一个最好的例子。由于微软对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享受着一种近乎垄断的地位，所以如果其他技术动摇了它的垄断地位，它就会失去很多。互联网和浏览器的发展正代表了这样一种威胁，当初网景公司（Netscape）在政府资助的研究基础上把浏览器推向市场，微软决定打败这位潜在竞争者，于是它推出了自己的产品—IE浏览器，但是该产品无法在公开市场上竞争。于是微软就利用它的垄断势力来使竞争形势有利于自己，它采取了一种被称为FUD（害怕（fear）、不确定（uncertainty）和怀疑（doubt））的战略给用户造成对于兼容性的担心—如果在已有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上安装网景浏览器，那么就会立刻跳出错误提示，其实那只是微软事先编好的程序。当新版Windows操作系统开发出来之后，微软也不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使其充分兼容。最让人叫绝的是，微软以零价格提供IE浏览器—与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免费赠送。与零价格的产品竞争是很难的，最终网景公司失败了。 　　显然，以零价格卖东西不是一种利润最大化的战略，只能在短期内可行。但微软早已有长期的愿景：保持垄断。为此目的，它愿意做出短期牺牲。虽然微软最后成功了，但它这种厚颜无耻的做法令全世界的法庭和裁决委员会都指控微软采取的是反竞争手段。然而最后微软还是占据了市场—因为它意识到在一个网络经济中，垄断地位一旦确立，就很难再被打破。鉴于微软在操作系统市场的统治地位，它有动力和能力在其他许多应用程序领域也占据统治地位。 　　于是微软的利润如此之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过去25年里年平均利润是70亿美元，过去10年的年平均利润是140亿美元，在2011年增长至230亿美元，这为早期购买微软股票的人赢得了财富。 众所周知，虽然微软占有统治地位和巨大资源，但它一直不是个真正的创新者。它并没有开发第一款广泛使用的文字处理器、第一款电子制表软件、第一个浏览器、第一款媒体播放器或者第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搜索引擎，这些方面的创新都是别人做的。这与理论及历史证据是相吻合的：垄断者不是好的创新者。 　　审视美国经济，我们看到在许多行业都有大量的企业，于是就推断这些行业一定存在着竞争。但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以银行业为例，尽管美国有数百家银行，但是最大的四家分享了几乎全国银行资产的一半，40与15年前的集中度相比有着显著的增长。在大多数比较小的社区里，最多也就有一两家银行。当竞争如此有限时，价格就有可能远远超出竞争水平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银行业每年享受着估计超过1 150亿美元的利润，其中的大部分转移到了高管和其他银行家那里—这构成了上层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之一。就一些像场外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等银行产品而言，四五家非常大的银行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市场集中难免使人担忧这些银行会串通，不管方式多么隐蔽。[但是有些时候它们的串通甚至不是隐蔽而是露骨的。这些银行设定了一个关键利率，叫做“伦敦同业银行拆借利率”（London Interbank Lending Rate，简称LIBOR），抵押贷款及很多金融产品都是跟这个利率挂钩的。这样看来就是这些银行之间串通操纵了利率，使得它们能够从没识破这些诡计的其他银行那里挣更多的钱。] 　　当然了，即使制定了明令禁止垄断行为的法律，这些法律必须要被执行才能发挥效力。特别是由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那套说法，人们就倾向于不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哪怕结果是反竞争的。不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也是出于政治考虑：毕竟，对于微软这样的公司太强硬了是不利于商业的，而且也不利于竞选捐款啊。 　　政治：着手设定规则并挑选裁判 　　能够在“公平”游戏中获胜是一回事，能够制定游戏规则并且是以提高自己获胜概率的方式制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今天在很多领域，监管机构要负责对一个行业的监督（制定并执行规章制度）。比如，在电信业有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在证券业有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在银行业有联邦储备体系（Federal Reserve）。但问题是，这些行业的领袖们会运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把那些认同他们观点的人安排进这些监管机构工作。 　　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有时这种俘获是与金钱激励相联系的：那些监管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并且会回到他们应该监管的行业。因此他们的激励与该行业的激励是有效结合的，即便他们的激励与社会其他成员的激励并不一致。如果那些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对该行业能服务好的话，那么他们在结束政府工作之后的职业生涯里会得到良好回报。 　　然而有时监管俘获并不是受金钱激励的。相反，监管者的思维方式被他们所监管的人的思维方式俘获了，这被称为“认知俘获”（cognitive capture），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学现象。虽然格林斯潘和盖特纳在到美联储之前都不曾在大银行工作，但是他们和银行之间有种天生的共鸣，于是他们或许就认同了银行家的思维模式。在银行家的思维里，虽然银行把局面弄得一团糟，但是政府在实施紧急援助时没有必要对银行提出严格的条件。 　　银行家们指使了众多游说者对所有监管者都进行游说，说服他们不要对银行进行监管—据估计，每1位美国国会众议员平均被2.5位游说者盯住了。但如果你游说的对象恰好与你站在同一立场，那么游说就容易多了，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和他们的游说者不遗余力地促使政府任命那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俘获”了的人做监管者。银行家尽力否决任何不认同他们看法的人。我本人当年在克林顿政府亲眼所见有些可能被提名任职美联储的人选被搁置起来，有的甚至就来自银行界。任何一个可能被提名的人如果偏离了既定路线，即不认同市场是能够自我调节的并且银行是能够管理好自己风险的，那么对他的抗议声就会不绝于耳，于是他作为备选者的名字就不会被提出来，即使被提出来了，也不会被通过。 　　政府的慷慨大方 　　我们已经了解了垄断（无论是政府授予的还是政府通过不充分执行竞争法加以“支持”的）是如何为许多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缔造财富的，但是致富的方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让政府直接把现金交给你，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实现。比如说，对于立法进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的稍许改动，就可能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收益。这正是政府在2003年延长了一种人们迫切需要的医保药物后发生的情形。该法律中有一项条款，禁止政府对药品价格进行讨价还价，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送给了制药公司一份厚礼—每年大约500亿美元甚至更多。此外，更为普遍的方式是政府采购—支付的价格远高于成本，它也是反映政府慷慨大方的一种标准形式。 　　有时候礼物隐藏在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款中。有关开放金融衍生品市场（确保没有监管者能触及金融衍生品市场，不管这种市场对经济的风险有多么大）的一部关键法案中有一项条款，规定万一银行破产，衍生品索赔有“优先权”，即一旦银行破产，要先支付衍生品的索赔，然后再支付工人、供应商或者其他债权人—即便使银行陷入破产境地的始作俑者就是金融衍生品。（金融衍生品市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造成对美国国际集团进行1 500亿美元紧急援助的原因。） 　　金融部门从政府的慷慨大方中受益还有其他的方式，这一点在经济大衰退之后尤为明显。当美联储（它可以被看成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以近乎零利率不限量地借钱给银行并允许它们以高得多的利率再把钱借回给美国政府（或者外国政府），这纯粹是给了银行一个隐蔽的大礼包，价值几百亿美元。 　　这些还不是政府推动巨大私人财富形成的全部方式。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控制着石油、汽油等自然资源和采矿特许权，假如政府授予了某企业免费开发这些资源的权力，那么它不用费脑筋就能发大财。当然了，那正是美国政府在19世纪所做的，当时任何人都能对自然资源提出所有权。今天政府一般不再出让自然资源了，更多的时候是要求付费，但是那笔钱远远少于应付的数量。这只不过是政府给钱的一种不太透明的方式罢了：例如，如果刨除开采成本，一块土地地下的石油资源价值1亿美元，但政府只要求付5 000万美元，那么政府实际上送出去了5 000万美元。 　　情况本不必如此，但强大的利益集团坚持要那样。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我们试图让矿业公司对它们从公共土地开采的资源支付比名义数量更多的费用，但是那些矿业公司以及那些获得它们慷慨捐赠的国会议员们都反对并最终成功抵制那些措施，他们争辩说该政策会阻碍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如果通过拍卖的方式，只要资源价值大于开采成本，矿业公司就会竞拍采矿权；并且如果它们中标了，就会立即开采。拍卖并不阻碍经济增长，它们正好能确保公众得到与他们所拥有资源相匹配的补偿。现代拍卖理论已经解释了如何通过改变拍卖的设计可以为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这些理论已经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电信频谱的拍卖中得到了验证，这种拍卖效果极好，为政府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收入。 　　有时政府的慷慨大方不是表现为以极低的价格出让资源，而是采取了重写规则来提升利润的方式。这么做的一种简单方法就是保护本国企业免受外国竞争。要求外国公司而非本国公司缴纳的关税及其他税种就相当于给本国生产者的一份礼物。那些要求得到保护免受外国竞争的企业总能找出一个理由说，作为整体的全社会是真正受益者，而企业自身得到的任何利益都只是附带的。这种论调显然是为谋取私利的，尽管有些例子显示这些借口有点儿道理，但是这一理由的广泛滥用使人们难以重视它。因为关税使外国产品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使国内企业能够提高价格增加利润。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偶然的社会收益，比如较高的国内就业率、企业有机会投资于研发从而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但更多的情况是，关税保护了那些老朽的、失去了竞争能力的行业或者那些对新技术投资失败后想推迟面对竞争的行业。 　　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就是对乙醇的补贴。通过转化蕴涵在玉米（美国一项主要农产品）中的太阳能来取代石油从而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这一计划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但是要把植物能源转换成一种为汽车而不是为人提供能源的形式，成本非常高。一些植物比另一些植物更容易转化乙醇。巴西在蔗糖乙醇方面的研究非常成功，美国为了与其竞争，多年来不得不对巴西进口的蔗糖乙醇课以每加仑54美分的税赋。自从实施补贴的40年来，美国支持的仍然是一种似乎无法长大的不成熟技术。当2008年经济衰退开始后，石油价格跌落，于是虽然很多乙醇工厂享有巨额政府补贴，但还是破产了。直到2011年年底，补贴和关税才终于被终止。 　　这些扭曲的补贴之所以长久存在，都出于同一个原因：政治。这些补贴的主要的（长期以来也是唯一的）直接受益者就是玉米乙醇的生产企业，其主导者是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这家巨大型公司。和许多其他公司的高管一样，ADM的高管似乎也更擅长运用政治而非创新。该公司对美国两党都慷慨捐赠，因此尽管国会议员可能会谴责这种企业捐赠，但是这些立法者都不愿触及乙醇补贴这件事。我们前面提到，企业几乎总是强调说它们所得到的任何补贴的真正受益者是别人而非它们自己。在这个例子中，乙醇的倡导者说真正的受益者是美国的玉米种植者。但通常不是那种情况，尤其是在补贴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已经享受大量政府补贴并且近乎一半的收入都来自政府而非土壤的美国玉米种植者为什么竟然还要得到进一步的援助，这一点令人费解并且难以与自由的市场经济原则相统一。（实际上，政府补贴农业的钱大部分并没有给予贫穷农民或者家庭农场。这项计划的设计揭示了它的真正目的：把我们中其他人的钱二次分配给富有者和企业农场。）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对企业的慷慨大方并不是仅仅限于我们给出的几个例子；但是要描述每一个得到政府首肯寻租的例子，那就需要再另写一本书了。 第 1 2 3 4 5 6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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