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博思艾伦公司和宾客们烹饪私人晚宴是克雷格·斯托尔之类的超级明星厨师从超级精英更广泛的崛起中获益的途径之一。库默尔最后的旁白揭示出，迎合大众食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明星厨师每日工作的一部分。晚餐快结束时，库默尔告诉酒足饭饱的来宾，斯托尔暂时还没有出书，所以食客们只能领到一些五彩缤纷的意式瓷盘，上面画有德尔菲娜标志性的海鲜菜肴，用来纪念这一生中难得的晚宴——“难忘的回忆”。一位来宾的妻子第二天一早将乘坐私人飞机飞回韦斯切斯特，有人向她展示瓷盘，德尔菲娜已经用气泡垫将瓷盘包裹起来，然后牢固地装进适合飞机旅行的硬板纸盒里。最终，她接受劝说将这个瓷盘带回了家。
超级明星可为精英提供昂贵的私人服务，也可为大众提供价格较低而规模更大的服务，将两者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是利用他们非凡本领赚钱的最强大手段。厨师到最近才明白这一赚钱之道，而服装设计师可能是第一个悟出此道的。第一位革新人物是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思，她是时装界的伊丽莎白·比林顿——19世纪超级富有的欧洲精英涌现，他是从中抓住商机的超级明星，但他必须创立一个新的行业。沃思于1826年出生，从伦敦起步，之后在法国当布商。他发现，为顾客缝制衣服是个拓展业务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卖布料给他们。沃思最终说服了起初十分犹豫的几位雇主，于是他们创立了一个小型的女装裁制部门。随着这个部门的利润越来越多，沃思也成了公司的合伙人。这一成功让沃思信心倍增，他于1858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由瑞典投资人奥托·古斯塔夫·博贝里出资赞助。不久，沃思就创立了一个新的超级明星行业——高级定制时装业——并成了开山鼻祖。
沃思将自己的商标缝到他设计的时装上。沃思不缝制客户设计的服装，而是每一季设计新的时尚款式来呈现自己的风格，然后为他的客户量身定制。沃思热衷于技术的应用。1851年，艾萨克·辛格发明了第一台性能可靠的缝纫机，7年后沃思开设了自己的女装裁制商店，他手下的女服装设计师在手工缝制较慢、效率较低的时候采用缝纫机缝制。沃思还热衷于使用工厂制作的装饰品，如丝带和蕾丝等。
沃思不懈地争取欧洲贵族客户以打响自己的名气。其中一位早期客户是奥地利驻法国大使的夫人保利娜·冯·梅特涅公主。当拿破仑三世的夫人欧根妮皇后开始穿上他设计的时装时，沃思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经济上，他同阿斯特、卡内基、范德比尔特等富豪一样是美国“镀金时代”的受益者。这些富豪会送他们的贵族夫人到巴黎采购全套行头。富豪们也会飞越大西洋购买时装，为婚礼或奢华的化装舞会等一些特殊场合做准备，因为像1897年马丁舞会之类的聚会已成为19世纪精英社会生活的固定娱乐活动。
沃思远不止是超级明星商人，他还是创新家——为欧洲和美国崛起的超级富豪裁制时装并向他们出售，是他最先开辟了这一新途径的。19世纪70年代，在他事业的顶峰，他的年收入高达8万美元，他设计的一些时装售价高达1万美元。可以肯定那是一大笔财富，但是，正如比林顿女士的收入受到观看现场演出人数的限制，沃思的商店一年缝制的6
000~7 000套礼服必须根据每位顾客的身材量身定制。
由于卓别林可以将表演传播给大众，他头上的超级明星光环比比林顿夫人的闪亮不少。与之类似，当时装设计师从高级时装定制业务拓展至成衣生意后，他们的财富以几何级数增加。这一变革发生在1966年，那一年伊夫·圣·洛朗在巴黎第六区的托侬大街上开设了第一家
“塞纳河左岸”成衣商店，距离沃思和博贝里一个多世纪前开设的第一家商店不到两英里。
时装设计师花了很长时间才从大规模生产中获利。一部分原因是缝纫机没有立即投入制作精致而便宜的女装——这类女装是利润最丰厚的时装市场。19世纪中期，美国内战和欧洲普法战争爆发，发明天才对缝纫机（在19世纪50年代，其革命性相当于如今的智能手机）投入的热情几乎迅速转化为军服的大规模生产。
工厂制作的女装仍然难以提供价值主张。研究发现，即便到1920年末期，在家裁制女装平均需花费20美元，仍比买现成的女装平均花费的30美元要便宜（从女装设计师处购买女装平均需花费35美元，相较之下是最贵的）。一部分原因是制作女装的技术大大进步了，缝纫机在家里的使用效率和在曼哈顿服装区的“血汗工厂”里的使用效率几乎一样。只要你的妻子或女儿的劳动力比曼哈顿中城的外国移民更廉价——对很多美国人而言确实如此，那么购买成衣就是一种奢侈。你应该还记得，美国作家劳拉·英戈尔斯·怀尔德在《大草原上的小屋》中提到，富裕的同班同学因买得起店内现成女装而招致嫉妒。另一部分原因是合身问题，女装比男装更讲究合身度，因为女装通常更贴身，而且需要跟上变化更快的式样。
我们对于合身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女性读者听了可能会叹气，而1941年出现了一条分界线。在一项雇用“大萧条”时期受害者的政府资助项目中，美国农业部为将近15
000名女性度量身材，并发布了数据，创立了第一批标准女装尺寸。缝纫的工业技术也发展迅猛，到20世纪50年代，单个女服装设计师用缝纫机裁制一件女装所需的时间是工厂裁制一件女装的好几倍。
伊夫·圣·洛朗意识到，设置标准女装尺寸和缝纫的工业技术这两项创新使超级明星设计师能从规模经济中受益。同表演、演唱和烹饪一样，现代时装设计（与普通制衣相对）是为“镀金时代”精英而专设的昂贵服务。圣·洛朗明白，他进军成衣业意味着同定制时装范式的彻底决裂，他试图将自己提倡的平民主义变成一种美德。他喜欢说，如果时尚的唯一目的是为富有的女人提供着装，那么它会令人非常不安。[但请注意：“塞纳河左岸”的第一位非常瞩目的顾客是法国演员卡特琳·德纳夫；1987年，在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的暴跌后，圣罗兰（YSL）成衣时装展推出了一款价值10万美元的镶钻夹克。]
当时，许多圣·洛朗的女装精英设计师伙伴都惊恐万分。伊曼纽尔·温加罗写道，“塞纳河左岸”的开业使他倍感沮丧。皮尔·卡丹在该店开业一年前对成衣浅尝辄止，他警告道，由于齐平化和标准化，我们会在自己编织的世界中“单调乏味地死去”。
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通过时装定制和成衣的结合——为超级富豪提供昂贵的私人服务，并利用技术扩大时装的影响规模——时装设计行业顶尖的设计师可以从马歇尔效应和罗森效应中获得巨大收益。1975年，圣·洛朗的收入达2
500万美元，是查尔斯·沃思事业顶峰时收入的100倍（已考虑了通货膨胀）。沃思比他手下的法国女服装设计师要富有，而圣·洛朗同他的成衣生产线上的国外制衣工人相比是名副其实的顶级富豪。同律师界、表演艺术界和厨师界一样，时装界中超级明星领先其他人的距离越变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