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从惨痛的经历中了解变革。2008年，索罗斯经历了一系列金融灾难事件，顺利渡过难关后，他将其同他1944年的经历相提并论。那时，他还是个14岁的犹太小孩，和家人一起在被纳粹占领的布达佩斯躲避大屠杀。在德国人到来前，索罗斯一家和他们的圈内好友过着安逸且相当世俗的生活。他们社区的很多人没能意识到平静的生活即将结束，他们需要即刻逃离。而索罗斯的父亲蒂瓦达尔是个例外。作为奥匈帝国的官员，他经历过1917年的俄国革命，他从革命中学到，有必要做出同样激进的行为来响应变革。不顾妻子和岳母的反对，蒂瓦达尔立即将家人送到隐蔽之所——这个决定拯救了全家人的性命。现在乔治·索罗斯已步入耄耋之年，身体强健，皮肤晒成了棕褐色，一头浓密的银发，戴着助听器，喜欢穿量身定制的精致西装。他认为，父亲的变革经历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帮助他预见并响应当前的危机。
“我认识到，要存活下来就必须要采取积极行动。我想这其实是源于孩提时代的经历，一部分靠学习获得，一部分靠亲身经历……我父亲的经验就是你如果在那些规则不适用的地方遵守规则的话，你就死定了。所以，你是否能存活下来，取决于你是否意识到常规根本不适用……有时，坐以待毙是最危险的。”
早期的生活历练塑造了索罗斯的投资风格和投资哲学。“我的泡沫理论就是从这种现实经历中转化而来的，因而能在经济繁荣和萧条中得心应手。”
索罗斯的儿子乔纳森也这样认为。乔纳森是三项全能比赛运动员，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婚后育有两个小孩。他在美国繁荣和稳定时期出生，在他父亲看来，他不是变革的领导者。乔纳森这样评价他的父亲：“那段经历使他能识破假象。他能看穿表面上非常稳定的事物，比如看穿一块像大理石的东西其实只是石膏……我们建立的制度和机构都是人为的，不一定会长久。”
虽然许多首席执行官和监管者称之前不可能预测到金融危机，职业交易员却认为，早在2005年就可以基本判断出飞涨的房价和庞大的衍生品交易正在制造下一轮资产泡沫。
“不论何时，我如果读到某人不能预见泡沫到来的文章，我会暗自好笑。”索罗斯麾下的前首席投资官基斯·安德森对我说。安德森身材高大魁梧，声音柔和，毫不起眼的办公室里贴着许多他的孩子微笑的照片。安德森十分友好，朴实无华，与其说他是达沃斯年会上的大人物，不如说他是少年棒球联盟球员的爸爸，他还有着第一流的财富管理履历。“几乎每个有头脑的人都明白并且知道房产泡沫就在那儿，担保债务凭证和金融衍生品也正在造成市场扭曲。”
难点在于弄清泡沫破裂的时间。“问题是，”他说，“我们花了太久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明白泡沫存在，但是你不会去赌泡沫会破裂，因为你还没有满足。”
“历史有多个版本，”安德森解释道，“一般报纸上的常见版本是‘真是一群傻瓜！竟没有人看到泡沫。’其实，许多人看到了。关键是我们要弄明白：什么时候泡沫会破裂？什么会促使其破裂？我们如何从中获利？”
2007年年中，当索罗斯决定需要再次采用积极方式管理资金时，他把量子基金的大部分托管给了外部经理人。“外部经理人和相对较少的内部经理人用‘完全审慎的态度’进行操作，”索罗斯回忆道，“他们有各自的风格、各自的投资比率，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有资金。”
索罗斯说:“我们不会去干预他们对账户的管理，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运营方式。”所以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管理的账户用以平衡他们的头寸。“大致说来，这个账户包含了大量的对冲基金，用来中和内部和外部经理人的市场投资比率，然后将投资比率保持在空头。”索罗斯不仅对时髦的新型衍生品一无所知，他自己也承认，现在对个股也知之甚少了。所以，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之一竟用如此简单的工具来防止金融危机的来袭，而普通投资者可能会不屑使用这两样工具：标普期货和其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索罗斯也做简单的对赌：“一般而言，我做空股市和美元。”
索罗斯并不全然正确。“现在不确定性如此之大，波动如此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下大赌注。”2008年年底，索罗斯对我说，“我犯的错误之一是其实我今年下的赌注太多了，头寸过大，所以为了控制风险，我不得不反复买入和抛出。要是我在更小的规模上持有一些基本头寸，并且不被市场吓得抛掉那些头寸的话，我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的战绩本可以好得多。”
索罗斯之所以能取得显赫战绩，是因为他用于探测变革的“雷达”是思考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傻瓜算法。“这种宏观投资的难处就在于此，”安德森告诉我，“人们可以像索罗斯一样察觉出失衡状况，但找不到什么才是激发变革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