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温·罗森也说对了
超级明星可以通过为顶级富豪提供服务从而加入顶级富豪圈。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使一些像比林顿夫人之类的超级明星将影响力规模扩至全球，并获得与之相应的全球财富，这种扩大影响力的方式更有力地推动了21世纪的超级明星经济。这就是舍温·罗森非常感兴趣的超级明星效应，该效应十分明显，也极容易理解。这些超级明星是“双生镀金时代”的直接受益者。
借助互联网的传播，Lady Gaga的听众比比林顿夫人的要多几亿人。她的单曲《天生如此》5天内热销100万支。2011年，Lady
Gaga已在全球售出2 300万张专辑和6
400万支单曲，荣登《福布斯》百位名人榜冠军宝座。2010年5月~2011年5月间，她在25个国家演出了137场次，总收入达1.7亿美元。据《福布斯》估计，2010年Lady
Gaga的收入达9 000万美元，是一个典型美国家庭收入的1
800多倍——1801年比林顿夫人惊人的1万英镑收入只是当时英国农场工人平均工资的200倍。
为什么Lady
Gaga的身价相当于4个比林顿夫人？其实答案并没那么神秘。她们都是各自时代的顶尖歌后，享誉全球。但是能听到比林顿夫人歌声的唯一方式就是亲自去看她的现场演出，而如今只需通过互联网就能听到并看到Lady
Gaga的表演。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使得Lady Gaga的音乐传播给了更广泛的观众，因而她成了更耀眼的明星。
演员和运动员中的超级明星也是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受益者。查理·卓别林从真实舞台转战银幕，他的收入也随之增长了1
000倍。但是比起当今的影星，他的收入还算比较低的。卓别林1916年~1917年的收入是67万美元，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2010年~2011年的收入是7
700百万美元——经通货膨胀换算后，后者的收入是前者的6倍。规模经济同样使体育明星变得富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纽约扬基棒球队明星击球员米基·曼特尔的赛季收入约为10万美元。而50年后，扬基队明星球员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2012年的收入是3
000万美元。经通货膨胀换算后，后者的收入是前者的50倍。超级明星和普通从业者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曼特尔的收入是棒球球员平均收入的近五倍，而罗德里格斯的收入是美国棒球联盟球员平均收入的十倍多。
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便互联网削弱了曾经扶持那些明星的行业，但罗森眼中的超级明星还是变得更富有了。虽然互联网挫伤了音乐行业的元气，Lady
Gaga之类的歌手仍旧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虽然电影制片厂也元气大伤，但电影明星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虽然球队变得一文不值，但体育明星还是能赚得几百万美元。
超级明星参加报酬丰厚的实况演出，再利用新科技传播自己的名气，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靠这样的方式他们始终占据着财富之巅。2011年，Lady
Gaga的大部分收入源于她的现场表演，其他高收入的歌手也是如此，如U2、邦·乔维、埃尔顿·约翰和保罗·麦卡特尼等。这些明星的收入都超过了6
500万美元——大部分来自现场演出。
我们可以看到罗森效应和马歇尔效应互相助长。低成本、高效率的通讯手段使少数表演者比以往更快地、规模更大地获得全球名望。25岁时，Lady
Gaga就在全球销售了6 400万支单曲。但是，她同贾斯汀·比伯相比还是稍逊一筹，比伯16岁时制作的一个视频的浏览量已接近7.5亿次。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使Lady
Gaga和贾斯汀·比伯名声大振的大部分技术并不会为他们创造财富。2012年，这两位明星同各自歌迷交流的最强大工具是推特（Twitter）——Lady
Gaga拥有超过2 500万名粉丝（她称这些粉丝为“小怪物”），比伯拥有超过2
300万名“比迷”。推特本身并不赚钱，但是推特为现场演出贡献了大量观众，而现场演出是赚钱的。
现场演出是马歇尔效应扩及全球的例子之一。正如越来越富有的英格兰曾资助德鲁里街剧院和考文特花园剧院的大量剧作（两个剧院间的竞争推高了比林顿女士的演出费），新兴市场中产阶层的崛起和全球超级精英的崛起也为当今的明星演员提供了富裕的观众群。全球规模对于解释当今的超级明星经济至关重要：2010年，Lady
Gaga在29个国家演出过，U2走了15个国家，埃尔顿·约翰到过16个国家，邦·乔维在15个国家巡演。我们可以将这些音乐家视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但是他们的演出属于精英活动。Lady
Gaga“天生如此”演唱会的平均票价高于100美元。
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研究演唱会门票价格后发现，1982年~2003年这20年间，以众所周知的“音乐电视”（MTV）为代表的音乐视频和“纳普斯特”（Naspers）领衔的电子分享技术先后扩大了顶级表演者的影响范围。收入最高的前5%艺人的演唱会收入份额增长超过20%：从62%增长至84%；收入最高的前1%艺人的业绩更好：他们的份额翻了一番，从1981年的26%增长至2003年的56%。
对于超级明星而言，同亿万富豪阶层进行更私密的交易是规模更小但更重要的收入来源。据说，30多岁的俄罗斯商人阿尔卡季为出现在Lady
Gaga的《亚历山大》音乐视频中，付给她100万美元。甚至是那些刚过鼎盛时期的明星也能通过给予顶级富豪个人出镜机会而获得丰厚的回报。这似乎已成为私募股权行业大佬们的庆生惯例，相当于给自己烘焙一块自制的生日蛋糕。2011年，私募股权集团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创始人利昂·布莱克举行了一场爵士音乐会，以庆祝他的60大寿，生日会耗资100万美元邀请埃尔顿·约翰前来演出。希拉里·斯旺克曾同意参加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在首府格罗兹尼举行的35岁生日庆典，她能因此获得6位数的报酬，但她最终发现，在全球经济中，参加这些特约演出有时会得不偿失。她和一名军阀同台，而那名军阀因折磨和杀害他的对手臭名昭著，结果她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严厉的谴责。
“公共知识分子”也利用了罗森效应（群体流行）和马歇尔效应（向顶级富豪索取高昂费用）赚取大部分的收入。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为例，他写书的报酬是几百万美元，但是他通过做每场10万美元的演讲，能够更加轻松地赚到和写书几乎相同的报酬。他的演讲听众包括黑石集团的投资家和加州卵石滩法律会议（法律界的达沃斯会议）的世界顶尖律师。
你不需要问鼎畅销书榜单，仅从面向超级精英的巡回演讲中就可获得丰厚回报。政治分析师查理·库克是创刊28年的《库克政治报告》的编辑。他通过演讲来“补贴”他的记者事业，他称演讲的“油水很多很多”，虽然“要拖着这身老骨头一周跑三个城市”。
马歇尔效应（为越来越富有的群体进行现场演出）同罗森效应（依靠技术扩大影响力）相辅相成，它们正在形成一种超级明星效应，这已经颠覆了我们对表演艺术的理解。
以厨师为例，马歇尔所提及的从超级富豪“滴流”下来的财富造就了超级明星厨师的崛起。顶级富豪不仅坚持请最好的出庭律师、最优秀的赛马骑师，他们还想在西班牙牛头犬餐厅就餐，享受定价250欧元的套餐。你可能认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毕竟，准备一顿美味佳肴同在法庭上为案件辩论或骑上赛马奔驰一样，都是需要亲身实践的，无法像咏叹调或者戏剧那样被复制或形成规模。
不过，对于超级明星而言，那是对经济来源的严重限制。明星厨师对此的应付手段是将他们的行业从高端的私人服务转变为可形成规模的大众表演。马里奥·巴塔利在纽约西村开设了一家意大利小餐馆Po，并随之声名鹊起，然而即使一盘意大利面卖15美元，也只能赚点小钱。巴塔利真正成为超级明星是在1997年，当时他与电视台签订合同，在美国“食品网络”频道主持《非常马里奥》节目。电视节目带来的名气不仅吸引了很多食客光临他的餐馆，而且让巴塔利成为了大规模零售商——他成了畅销书作家、自制意大利面酱汁的生产商、葡萄园主，以及曼哈顿熨斗大楼斜对面集意大利杂货店、红酒商铺、餐馆于一体的意大利美食城的合伙人。如果客户足够知名，超级明星厨师甚至不需要开设实体零售店便可在大众媒体中打造第二职业。例如，奥普拉·温弗里2007年之前聘用的私人厨师阿特·史密斯就借着她的名气出版了三本烹饪书、开了三家餐馆，并利用自己的名气为其他餐馆写菜谱。
2011年6月底一个温暖宜人的夜晚，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在阿斯彭草地度假村举办了阿斯彭理念节。你可以从超级精英晚宴中看到超级明星厨师是如何同时从罗森效应和马歇尔效应中受益的。当晚的来宾包括艾伦·格林斯潘等名人。精品艺术般的食物已成为超级精英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这次“一生中难得的晚宴”，博思艾伦公司请旧金山德尔菲娜酒店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共有者克雷格·斯托尔乘飞机前来，同他的厨房人员一起准备。每道菜都会由《大西洋月刊》杂志的高级编辑和食品作家柯尔比·库默尔点评一番。
每道菜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例如，第二道菜是伯克夏猪里脊肉配菜豆和格拉巴酒腌制的樱桃。上菜后点评也随即开始：“猪肉来自十分讲究伦理的‘尼曼牧场’猪肉厂，该厂创始人的第三任妻子是素食主义者，也是《正当的猪排》一书的作者。欧洲酸樱桃是由德尔菲娜的员工在旧金山的农民集市中采购的——此举相当成功，由于今年收成不好，樱桃十分稀少——然后在德尔菲娜自制的格拉巴酒中腌泡而成。甜点是德尔菲娜意式脱脂奶冻，用两种森林果子——黑莓和覆盆子加以点缀。今天一早，德尔菲娜的员工将果子装进随身行李，塞入头顶上的行李舱，从旧金山运到阿斯彭。”当库默尔说到最后那个细节时，大多数就餐者抱以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