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纵向比较，我们更应该横向对比，因此在“环球镜鉴”中谈到了一些国际关注的财经问题。伴随着全球经济高增长成为美好昨日，各国债务狂欢之后不得不面临“去杠杆化”艰苦过程，从欧洲到日本，再到美国，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各国经济镜鉴不远，不过中国仍旧有改革的时间窗口，未来或许能够避免今日的“日本病”。另一方面，从国际趋势而言，当新自由主义顺风顺水若干年之后，放开管制的潮流被视为“金融危机”的渊薮之一，也遭遇来自社群主义等挑战，“占领华尔街”等运动也可视为草根的反抗。
这篇前言甚至《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更是类似问题的汇集，而不是答案的总结。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和哈耶克同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有一句名言：实际上，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为的。也正因此，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从经济开始，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束，甚至专制政府还是民粹主义，也取决于当下的选择。
正如缪尔达尔所言，“中国的戏剧概念不完全是喜剧，最容易引人入胜的恰恰是即将上演的悲剧。”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仅仅谈论市场化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有如横扫一切快速前进的东方列车，跟上时代是唯一主旋律，但是机遇并没有公正地垂青每个人。公正问题也是笔者思考较多的问题，经济学往往关照实际如何，但是有时应该如何也值得探究。正如书中所言，在中国真正变得“富裕”之前，都需从根本上反思经济增长的目的。
按照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看法，除了学习以自由来看待发展，还应该证实发展带来的不公问题：“如果不是认识到这世上存在明显的但可以纠正的不公正，巴黎市民或许不会起义攻占巴士底狱，甘地或许不会质疑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马丁·路德·金或许也不会在号称“自由和勇敢者家园”
的土地上奋起反抗白人种族至上主义”。
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中国经济的赶超并没有完成，更大的挑战刚刚上路，还在寻求“正常化”的探索之中，需要谨防奇迹演变为危机，那么理解中国经济的前因后果，也助于厘清思路，看到更远的未来。
当经济学还叫政治经济学时，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之一马歇尔就在他教科书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断言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
回顾历史，仍旧是为了关照当下，经济学更多是一种现实世界的解释，而并非改变世界的唯一动力。虽然人们常常嘲笑经济学家意见迥异，每每三个经济学家就有五种观点，但是理解世界并非依赖自觉，更应该依赖理性，不可否认，经济学有其基本共识以及普遍规律。在现代社会，无论普通公民还是决策者，都应该具备基本经济学素养，这对于国家以及个人，都大有裨益——这也是笔者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开设《经济人》的目的所在，留心财经事件背后的人与事，立意将经济理论作为普遍常识加以推广。
新闻太多，新闻又太少；阅读太快，阅读又太慢。这似乎是每个现代人的症结，新闻越来要来多，值得一读却少之又少，阅读的速度在增加，但是阅读的深度却在下降。难怪有人说，一条新闻的生命，就像雪花融化在指间那么快，不过有国外同行表示，检验文章的质量标准，就是能否重新印刷（reprint），这就是笔者将数年以来文章思考结集的动力所在，以此激励检验日常工作。
一路走来，作者的成长，离不开师友帮助，甚至不少是来自“陌生人的慈悲”，不能一一鞠躬，在此表示由衷感激。不过，《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不少内容来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经济人》专栏，首先感谢东家FT中文网的诸位同仁，尤其是总编张力奋的宽厚与支持；其次，书稿成型阶段，因财经奖学金之故，笔者正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修，感谢期间林毅夫、周其仁、卢锋、薛兆丰、汪丁丁、黄益平、姚洋、张维迎、贺卫方、邓峰等诸位师者的授课解惑；最后，则不得不重点感谢本书责编以及好友王笑红女士，及邹至庄、韦森等代为推荐的老师。此外，笔者需强调，书中的错误遗漏，均系作者个人之失，与他人无涉。
最后，作为一位新闻评论者，虽然《金融时报》素有“No FT, no
comment”的传统，但笔者以一己之笔，之所以谈论如此之多问题，虽大多局限于财经领域，但亦难免有越界之嫌疑。幸而，新闻业虽然遭遇挑战，但是毕竟传统古老，笔者可能面临的尴尬也有前辈挡枪。
大概半个世纪前，一位前辈曾经面临过严苛的类似责问：“必须要有那么一个人自以为知之甚多、而对如此众多的事情说三道四，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个大笨蛋？”对此，这位前辈毫无压力，如此回应：“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对了，这位前辈叫沃尔特·李普曼。
（本文为作者新著《中国经济怎么了》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