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而言之，1949年之后，后三十年漂亮的数字背后，一方面反衬出前三十年的基础薄弱，另一方面则发出投资驱动增长的警告。温家宝曾多次评价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而持续十年的“胡温景气”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经济诸多弊端。
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指出东亚增长不是奇迹，其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这一被视为“神奇预言”的文章，因随后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广为人知，克鲁格曼也在2008年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十年过去了，中国是不是例外呢？遗憾的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惯性强大，近年来尤以“四万亿”前后表现的最为集中，其国退民进、产能过剩、生产效率下滑等不良后果可能需要很多年来消化清洗。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即使一时换得反弹，却难以持久，这也是笔者连续撰文批判其无非是“播下刺激，收获萧条”。
站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三十年的市场化推进，一方面建立基本的市场体制，另一方面诸多关键要素、领域的市场化仍旧有待推进，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20年来经济处半统治半市场状态”。
经济规律与生活常识已经多次揭示，如不彻底市场化，必然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造成诸多“事与愿违”的结果。环顾四周，诸多流弊，在金融，股市、房地产市场、石油等领域比比皆是，不仅造成民众对于民生的诸多不满，也必然降低中国的投资效率，无法实现市场的自动出清。
最为典型的房地产市场，看似无数开发商自由竞争，但诸多症结，都与离不开土地问题。从香港到内地，富豪榜上赢家，房地产所占不菲，华人为何偏好房地产？谁在推高中国房价？贪婪开发商还是精明的丈母娘？“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为何吃力不讨好？通过系列分析，回顾十年房价涨跌，很多答案或许昭然若揭。
然而，市场化并不简单意味着政府的退出。作为监管者以及游戏规则设立者，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改革路径也应该有所设计。以近年数度风生水起的金融改革为例，虽然有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金融改革实验区的推进，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利率自由化等争论仍旧举棋不定。以人民币而言，其“内贬外升”备受关注，屡屡跌停玄机何在？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人民币如何顺势成为真正的国际化货币？离岸人民币中心如何发挥应有作用？
邓小平南巡时曾表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如今，金融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改革成败事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诸多改革不可不做，不可不慎，难点何在？路径如何？
因此，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中“资本风云”、“股改之路”、“货币之惑”等章节，笔者结合市场动态，也给出一些政策建议以及思考。
当政府之手以微观方式进行各种翻云覆雨的“宏观调控”之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体量增大，市场力量也在以各种方式在各种罅隙之中“野蛮生长”。这是一个细微而伟大的变化，无论从股市对于经济指标的意义，还是吴英等人为代表的民间借贷潜滋暗长，抑或电商价格战背后明争暗斗，中国民企为何偏爱多元化以及为什么没有乔布斯，不同的问题背后或许有相同的答案——无论个体还是企业，都是实践商业“用脚投票”的模式，是以不同方式“倒逼”体制改革，这也是笔者专门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中留出“商业观察”的意义所在。
时过境迁，无论人口红利还是制度红利，都在近三十年高速成长中消耗殆尽，重启改革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改革是系统工程，推进需要大智慧，这也与近些年频频提及“顶层设计”息息相关；如今经济失衡已经从外部转移至内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关键关头，改革更为紧迫，对地方政府权力的约束将成为重中之重。
从经济领域而言，笔者更为推崇从财税领域推进改革，因此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专门开辟一章来谈论预算法以及预算公开种种，甚至在2012年在微博进行了关于《预算法修订案》征求意见延长的投票，感谢成百上千的人在支持这一投票。“税来如山倒，税去如抽丝”，折射出中国宏观税负不能承受之重。税收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并不是保护费，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更不该是累累出没的劫匪；想要看好自家荷包，就必须管住政府“钱袋子”，唯有通过约束政府预算。
财税如此重要，正如学者所言，“预算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汇总，而是关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的大问题。”
——须知，现代公民的萌生，首先是作为纳税人的萌生，无税收，谈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