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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我们要到哪儿去？

有句话要说在前面，而且要大声疾呼，那就是：出路是存在的。
　　必须这样说，因为我在许许多多的国家，从许许多多的人口中听到，在许许多多的书籍、文章和博客中看到相似的论调，其数量之多简直令人沮丧，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系统完蛋了”。有些人说得委婉些，但意思是一样的。
　　对现行系统的主要“罪状”做一份摘要，包括以下内容：
　　● 我们的政治已经被金钱和有害的意识形态所腐蚀。即使为了善的理由，我们也懒得去投票。
　　● 我们的经济已经成为富人的轮盘赌、镀金的老鼠笼，许多人在法官的判决落到自己头上之前疯狂地巧取豪夺。媒体上充斥着诸如“没有就业岗位的复苏”之类的不良论调，这样的复苏只能是属于富人的。
　　● 我们的公司四处钻营，寻求贿赂（“游说”）政治家的机会。它们肆无忌惮地制造有毒有害的废物，却拒绝承担责任、收拾自己留下的烂摊子。对这个垃圾场一样的世界，我们已经无可奈何地认命了。还记不记得，你上一次放心大胆地在野外水源饮水是什么时候的事？
　　● 我们的星球在变暖，其后果还不明确，但可能相当悲惨，而那些自作聪明的专栏作家、博客作者和电台脱口秀中的吹牛专家，仍然能找到自以为是的理由，说这一切为什么不会发生。人们对此毫无头绪，政府仍然纵容作恶。除了一些表面文章，什么事都没有做。
　　● 石油正在耗尽，但我们并未真正做好计划淘汰这种能源。
　　● 由于无法控制全球人口膨胀，全世界有超过十亿人生活在规模像小国家一样大的贫民窟中，蜷缩在纸板箱和报废汽车里，喝不干净的水，吃垃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孩子死去，而我们竟仍然在就避孕的伦理问题争论不休！
　　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出路真的存在吗？
　　最近我跟一群记者共进午餐，他们全都在中东、中亚等世界上麻烦最大、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进行过一线报道。他们每个人都认为：人类没救了，现在做什么都太晚了。
　　哦，天啊。
　　这种绝望的观点是基督徒被提（被提是指在一些比较保守的新教基督徒的末世论中，活着的基督徒将要同时被送到天上与基督同在，并且凡体升华成为不朽的身体。——译者注）的世俗版。相似的宗教观点认为，世界正坐在飞快的列车上向地狱疾驰而去，不过善人会在最后一刻获救，被带到天堂里戴着王冠的耶稣跟前，其他人则统统要被烧死。再见，谢天谢地，总算结束了。
　　无论如何，我既不相信驶向地狱的列车，也不相信被选中的救赎。如果我相信，就不会写一本名字叫“人类的出路”的书了。我会搬到某个遥远的地方生活，喝光最后的好酒，伏在用带刺铁丝网拦起的栅栏后面，手握猎枪，将走投无路的暴徒挡在门外。
　　政治是个泥潭。有太多的政治家把说谎当成家常便饭，毫无廉耻和愧疚感，这是事实。但是也有许多诚实的政治家，也有怀揣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深切渴望的选民。变化是可能的，改革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经济是富人的轮盘赌——没错，只要看看高盛就知道了，而且距离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越来越遥远。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不满撬动变革的杠杆，而且的确存在更好的模式。太多的公司成了没有良心的掠夺者，但是它们能够被驯化和改造（从内外两个方面），然后带着全新的目标重新上路。我们甚至可以把全球化变成一种正面的力量。全球变暖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知道如何补救。虽然这并不容易，但是绝对可行。地球上的人口太多了，但我们也知道应对的办法。
　　借用贝拉克·奥巴马（在他深陷美国联邦政治的泥沼之前）的一句口号，那就是：“是的，我们可以。”
　　我们并非别无选择。我花了几年的时间阅读关于问题解决方案的资料，跟持赞成和反对观点的人们交谈。许多解决方案都很巧妙，甚至不乏天才的创意，兼具实践和经济上的可行性。这些解决方案有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有社会工程方面的。有些看来不难实现，有些实行起来则很困难。但是大部分都是理想状态下的解决方案，只针对一个单独的问题。几乎所有方案都忽略了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很遗憾，这意味着失败。
　　你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但是如果你试着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则会收获颇丰。
　　每件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这是关键。解决方案就存在于联系之中。
　　让我们来试着做一个思维实验，这是如今流行的方法。我们用塞布尔岛来代表地球，这是大西洋中一座有趣的弓形小岛，距离任何一块陆地都有100公里以上。跟地球一样，塞布尔岛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在它的地域范围内，生物圈达到了平衡。小岛的居民数量基本稳定，包括鸟类、一群数量在400匹左右的野马和数目不定的季节性栖居的海豹。生态系统的能量来自阳光和雨水，它们让草木生长，为岛上的居民提供食物。能量基本恒定，有可能减少，但能够增加的量微乎其微。整个生态系统是自给自足的。马儿吃草，它们的粪便为草场提供肥料。如果马的数量太多，每匹马能够得到的食物减少，再赶上一个缺少雨水的年份，马就会死亡，从而使种群的数量恢复平衡。
　　塞布尔岛不是真正的天堂，因为这里雾气太重，天气太寒冷，整个环境太脆弱了，但它在一种可持续的平衡之下达到了稳定。接下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这个不太像天堂的地方引入一个好奇的、精力旺盛的、积极进取的物种——人类，将会发生什么？
　　人类的天性就是种植、建设、发展。为了照拂他们带来的家畜和种植的作物，他们盖起了房屋、厂房、工棚和谷仓，所有这些都减少了野马的食物来源。因为人类喜欢马，便开始喂养和照料它们。这是他们的责任，不是吗？于是马的数量增加了，进一步破坏了草场，所以必须从外部进口草料。与此同时，人类需要用更多的水来灌溉、饮用、做饭和洗浴，不稳定的地下水位开始下降。盐水渗入——毕竟整个小岛只有一公里宽，因此必须引入海水淡化技术。可持续能源还够用吗？仅靠太阳能不行，不过也许可以利用风能。于是，人类把半个小岛装上了风力发电机。可是这还不够，需求还在增加。他们开始进口柴油，这就需要码头和管线，还有油箱、火炉和烟囱。然后他们需要技师来做维护工作，还需要更多的人来为技师服务——厨师、司机和其他雇佣劳动力。人口在膨胀。旅游者想到岛上来看野马，他们要用水，还需要新的排污设施，但是地下水位已经太低，污水也必须被收集起来排放到别的地方去。马儿必须被关在围栏里，它们不再是野马了，这也是为了保护它们……
　　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每一个问题都影响到其他问题。如果不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
　　在塞布尔岛的案例中，你可以快速地解开这一团乱麻。把人统统送走，就可以避免一切麻烦。
　　但是对于整个地球来说，就没这么简单了。没有可以从外部进口的资源，也没有地方去丢弃废物。我们只能耗尽自然资源，然后生活在自己制造的麻烦中。这正是我们正在对我们的星球所做的事情。
　　答案很简单：停止扩张，不要耗尽资源，不要制造垃圾。这就是出路。
　　真正的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去做。
　　解决方案具有联动效应
　　愈演愈烈的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危机、持续的（或许是在减缓的）人口爆炸，以及以石油为基础的化石燃料经济不可避免的终结，既是问题，也是机遇。有了从一系列让我们碰壁的死胡同中退出的强烈动机，以及重建一种可持续的工业文明的愿望，我们不但能够避免灾难，而且能够有所成就。
　　同危机一样，解决方案具有联动效应。一旦作出我们实际上可以有所作为的关键决策，解决危机就变得容易了。记住，如果说危机会彼此强化，那么解决方案也会。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自由放任环境下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恰恰证明了这一观点。
　　要从这些日趋集中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并获益，地方和全球的政治、经济都必须重组。幸运的是，这些目标有着相互重叠和彼此强化的部分。
　　首先，我们必须通过解决能源危机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石油的使用已经达到极致，全球变暖正是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现行能源结构的产物。我们不能简单地依靠换一种燃料解决能源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简单（尽管代价高昂）的政策变化，有效地管理向后化石燃料时代的过渡：投资绿色基础设施、重建电网和输电设备、发起效率革命、惩罚掠夺能源的行为、补贴替代能源，等等。这些观点早已成为常识，只不过刚刚开始付诸实施。然后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核能的重要性。
　　经济对策。这不仅仅意味着阻止（或者修复）经济危机、惩罚银行家，更重要的是，要将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包括对永续增长和消费主义执迷不悟的坚持。我们需要让所有的经济活动朝着可持续性的方向转移，促进经济的“非物质化”，尽可能地贴近一种稳态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目标是无增长的发展，在不致陷入衰退的前提下停止增长。
　　对公司资本主义的泛滥加以管制。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公司泯灭良知的现实。诚然，它们能够创造财富，但是它们也会变得贪婪和凶残，而且它们的规模也太大了。
　　政治对策。应对民主赤字民主赤字是指政府的政治治理与民意相差巨大，即由高层管理者构建的上层建筑得不到民主的支持。——译者注：重新发动民众，迫使政策与特殊利益脱钩。我们必须制止特殊利益集团的金钱对民主的腐蚀，及其导致的各级议会的堕落。在当前的制度下，我们不能再依赖政府提出解决方案。
　　全球化对策。改良其最糟糕的部分，提倡其最好的部分。这意味着改革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制度，同时通过开源的、普及的和全球化的教育使这些对策全球化。
　　消除极度贫困，或者至少减少贫困，保证外国的援助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
　　正面应对人口零增长的概念，探索理想人口数量的理论，稳定人口数量。如果说能源、增长及相关问题是我们所面临困境的肌肉和骨骼，那么人口数量就是深藏其中的神经，影响到我们做每一件事。结果是，如果不解决人口问题，要解决食品危机、污染危机，以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灾难就毫无希望。伦敦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为了防止气候变化，与采用传统的绿色技术相比，在全球范围推广必要的避孕措施的成本可以低至1/5。他们建议把计划生育作为减少排放的首选方法。持续的人口增长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对连体儿，我们必须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解决。
　　最后，通过多方面的社会改造控制人类活动的规模，包括工农业生产分散化的激进变革（以减少交通运输量和促使本地就业最大化，发展稳健的地方经济）和能源组合中“分布式”（即分散化）发电比例的提高。换句话说，采取那些让社会自我改造的政策。
　　乍一看，这个任务令人望而生畏。悲观主义在全球深入人心，尤其当我们亲爱的领导人以一种自取灭亡的姿态证明他们的无所作为时。直到金融危机来袭，将所有“关于愿景的内容”逐出政治家的头脑，进而逐出公众的话题范围，美国才可能东山再起。但是金融海啸过后，债务像气球一样膨胀（可能在银行家当中例外），为任何救市措施投入的金钱似乎都未见效果。
　　在政治失调和公民冷漠的背景下，很容易延续过去的做法：寻找痛苦最小的地方着手，小打小闹，修修补补。但是我们很快就不得不面对这些眼下已经很明显的问题的升级版本：过多的人口、持续的环境恶化、更多的极端天气、日益严重的食品短缺、环境难民、为争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而发动的战争，地球已经不堪重负。
　　不过，我们面前的选择并非像伍迪·艾伦所描述的那样：“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站在岔路口。一条路通往无望和绝望，另一条通往灭绝。让我们祈祷我们有智慧作出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当前的危机可以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这意味着丢弃整整一车的根深蒂固的教条（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也意味着开创全新社会系统的新时代。许多行业将会消失，但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会催生许多新的行业。衰退系统中的创造就业和停滞经济中的消费主义等难题，都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得到解决。
　　这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谁说应该是呢？
　　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是相当具有破坏性的，不过什么都不做的破坏性更大。这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别相信那些把事情说得很简单的人。这项工程不会造价低廉，而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富，即使对发达经济体也会造成困扰。但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在许多小的方面，朝可持续方向的转型已经在进行。是时候扩大这些努力了，纵观大局，放眼未来。
　　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就能成功。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人口数量，维持现有富足的生活水平，甚至过得更好，同时减轻对地球的破坏程度。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
　　可持续性是过度发展的解毒剂
　　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事实，但也需要一种理念——一个我们可以将事实置于其中加以审视的框架。相对于以信仰为基础的科学，我们更需要以科学为基础的信仰，一种人类全体有能力让改变发生的信念。
　　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政治视角，即看到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2009年通过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实践中不幸受挫。从这种视角来看，每个人都是漫长的、时有悲哀发生的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工程的一部分，虽然微小却能发挥作用。这项工程将拯救我们自身以及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脆弱的小星球上的其他生物。这项工程将使人类摆脱自我强加的对这个星球掠夺的苦役，让人类重新对自然界的丰饶与禀赋感到惊奇和赞叹。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
　　即使在大萧条之后的复苏时期，经济学家也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科学家早已明了的事实：我们星球的大小是固定的。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它不能扩大，只能自给自足。在封闭系统中，你也不可能把任何东西扔到系统之外。正统的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却忽视了这一点。系统的总规模——土地面积、水体总量、空气密度、地下矿藏储量，都是固定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以至于写下来都会显得可笑：地球的全部财富就是它维持生命的能力，所有的经济体都只不过是生物圈的一个子集。
　　人类已经构成哲学家布赖恩·斯威姆（Brian Swimme）所称的“宏观力量”，即我们现在对地球的影响力已经可以与导致冰河纪和物种大灭绝的力量相比，“而我们对此的责任感和道德评判却微乎其微”。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通过对比，让这一老生常谈变得很形象。他说：“只有当人类在自然界中发现了某个东西的用途，并赋予它经济价值，这个东西才成为资源。在此之前，植物只是杂草，矿物只是另一种石头而已。”他的说法成为掠夺者的信条，现在应该是一种耻辱。正是这种有害的信条支持了我们现在的诸多恶行。
　　所有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决策都遵从这些简单的信条——它们确实很简单。除非在非常短的时间期限内，否则任何超过地球能源储量的人类活动都是不可持续的。
　　从相当长的地质年代来看，地球并不稳定。灾难可能来自外界，比如说，一颗小行星的撞击导致了恐龙的灭绝。灾难也可能来自骚动的内部，火山爆发与几次物种大灭绝都有关系，其中发生在75 000年前的那一次差一点扼杀了襁褓中的人类。但是五万多年来——远远超过人类文明存在的历史，就像塞布尔岛一样，地球生物圈达到了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千多年来，一直追溯到有相关历史记录之前，大量温室气体被排放到大气中，尤其是二氧化碳，数量之巨大远远超人类能够产生的总和——气候变化专家经常提到这一观点。但是同期自然的二氧化碳排放能够被生物和海洋吸收，从而使其在大气中的含量保持平衡。所以自然排放超过人类排放这一事实从来就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根本无关紧要。自然排放能够自我抵消。相反，燃烧化石燃料产生了新的不能被抵消的排放。
　　很容易解释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假设水流过漏斗，流入和流出的量恰好平衡，那么漏斗里的水永远不会溢出来。但是如果流入量增加一点点而流出量保持不变，水就会在灌满漏斗后溢出来，弄得你满手都是水。人类制造的二氧化碳就是增加的那一点点水流，虽然很少，却足以令系统失衡，而且如果不马上矫正，大气的漏斗就会溢出。没错，那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
　　因此，政策处方的目标应该是维持地球的自然平衡。如何做到这一点，需要付出多大代价，以及采取何种机制，这些都是基本问题。检索讨论气候变化的文献资料，你会发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这两个词重复出现了无数次。它们看起来也很简单，但这种简单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两个词经常被当成同义词使用，但实际上它们的区别很大。归根结底，除了在自我提升的语境中表示令你成为一个更有成就的人之外，“增长”这个词的意思是变得更大，而不是变得更好。另一方面，“发展”则是一个语义相对含糊的词，有多种解释。它可以指增长，但也可以指质量而不是数量的提高，还可以指潜力的发挥。如果说可持续增长是可能的，那么可持续发展更加言之成理。地球的封闭生态系统不能增长，却能够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最初由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即1983年成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当时的委员会主席是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夫人］和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提出，其含义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然而这个术语的概念仍不够明确，而且常常被滥用。例如，《联合国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UNs World Summit Outcome）这一文件详述了这一观点：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融合，使之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加强的三个支柱”。但是该文件在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上又一次含糊不清，称“发展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它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
　　加拿大政府同其他许多国家政府一样，一直在犯这样的错误，并且试图掩盖结果，以致我们心安理得地认为，可持续的含义大抵如此。实际上财政部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这样的：“在对环境无害的政策和实践基础之上的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财政学家的眼中，环境恶化只有在损害到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才值得重视。唯恐你看不明白，他们还补充道：“经济增长仍然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其他一切都必须以其为基准来考量。”
　　当然，这些专家是经济学家，而抓住经济学家的无心之失不放，最近已经成为评论家的消遣。《经济学人》挖苦道：“在所有被戳破的经济泡沫中，没有哪个导致的后果比经济学本身名誉扫地更糟糕……若干年前，‘沉闷的科学’还魅力十足，被说成是能够解释从毒品交易到日本相扑的一切人类活动的方法……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曾经拿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开玩笑说，他太不可或缺了，以至于如果他死了，美国总统会‘把他立起来，给他戴上一副墨镜’，假装他还活着。伴随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而来的是，经济学的声誉一落千丈，人们对经济学界心怀怨恨，经济学界本身也深感愧疚。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说，宏观经济学在近30年的多数研究，说得好听点是毫无用处的，说得难听点甚至是有害的。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巴里·艾兴格林（Barry Eichengreen）说，危机‘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所知的有关经济学的一切’。”
　　我们是大脚
　　用来解释可持续性的概念之一是“生态足迹”，由马西斯·瓦克内格尔（Mathis Wackernagel）在地球理事会（Earth Council）的一项研究中首次提出。他将“足迹”定义为“维持特定数量人口的一定物质水平的生存所需的土地和水域面积”，并建议在个人、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的不同层面上进行考察。他提供的数据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人类每年的资源消耗超过了当年的产出，因此全球社会的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地球所能够提供的容量。
　　一种描述足迹的更灵活也更有用的技术方法称为IPAT公式，即I=PAT，式中P代表人口，A代表富裕程度，T代表技术，或者说人类劳动能够通过机器扩展的程度；三者的乘积为I，代表影响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留下的生态足迹最多，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加拿大哲学家、作家罗纳德·赖特（Ronald Wright）在《失控的进步》（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中对此作了简洁的描述：“我们把环境标准从贸易协定中剔除出去……就像怀着不法欲望踏上猎艳之旅的游客一样，我们在穷人中间干着最肮脏的事。”
　　我们超过地球再生产能力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仍然是争论的话题。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2010年的分析称，“我们的生态足迹超过世界再生产能力约25%”，也就是说，我们需要1.25个地球来维持现有的消费方式。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ederation）在2008年的《地球生命力报告》（Living Planet Report）中称，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我们将需要两个地球来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全球3/4的人生活在生态负债国，即国家的消费超出了本国的生物承载力。（从地区分布来看，只有未加入欧盟的欧洲国家、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它们的生物承载力之内。）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前教授戴维·科滕（David Korten）的提法略有不同：“以一种可持续的模式维持工业化国家现有的经济福利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那需要两到三个地球。”
　　无论结论怎样，大家都认同生态足迹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和美国，人均生态足迹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和澳大利亚，阿联酋、科威特和丹麦紧随其后。加拿大的排名也比较靠前。
　　我们现在知道，人类犯过很多错误。全世界一半的森林消失了，在中国这个比例更高。森林正在以大约每两秒钟一公顷的速度消失。一半的湿地和1/3的红树林消失了。全世界90%的掠食鱼类灭绝了，75%的海水渔场在减产。物种消失的速度比正常速度快了1 000倍。我们天真地以为自然的疆域是无限的，而且能够无限地吸收污染。我们以为自然能做的都能简单地靠技术复制。实际上我们错了。
　　这本书就是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做的。我们并不缺少指引。千禧承诺组织（Millennium Promise organization）的创始人、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提出了三项基础性变革：在全球发展和推广以最小的环境影响换取高度繁荣的可持续技术，稳定全球人口数量，帮助最贫穷的国家逃离贫困陷阱。
　　贝拉克·奥巴马的科学顾问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也喜欢“3”这个数字，不过他忽略了人口问题：“人类福利建立在三大支柱的基础上，对三者的保护和提升构成了社会的核心职责。”他认为王国的三把钥匙是：第一，“经济条件和经济过程，如生产、就业、收入、财富、市场、贸易和所有辅助技术”；第二，“社会政治条件和社会政治过程，如国家和个人安全、自由、公正、法律、教育、医疗、对科学和艺术的追求，以及公民社会和文化的其他方面”；第三，“环境条件和环境过程，包括地球上的空气、水、土壤、矿藏、生物圈和气候，以及对其有影响的所有自然和人为的过程”。霍尔德伦认为，争论这三大支柱究竟哪一个最重要毫无意义，因为每一个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像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任何一条腿断了，凳子都会倒下，人类福利依靠的是这三大支柱的整体功能”。
　　“社会政治条件”、“全球可持续技术”、“人为的过程”都是有价值的、必需的、重要的，但是其中没有什么振奋人心的内容。不是吗？虽然它们都是重要的概念，却枯燥无味。作为救世主的可持续性像一个反应迟钝的孩子。我喜欢克里斯·特纳（Chris Turner）对可持续性的总结：“这没说明多少，不是吗？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你的婚姻……你不会满意的。”
　　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愿景。
　　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仍然在增加。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只意味着情况恶化的速度略有放慢。
　　“多少才意味着太多？”这是个政治问题。关键不在于能否实现增长——实际上，增长是能够实现的——而在于增长对于生活质量的影响是怎样的。小说家、生态学家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写沙漠行星的《沙丘》（Dune）——曾经写道：“在任何生态系统中，在有限的空间内超越一个临界点，自由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减少。有限的星球生态系统中的人类如此，密闭烧瓶中的气体分子也如此。人类的问题在于系统究竟能够养活多少人，这些人能够维持什么样的生存状态……生态学的最大作用就是理解结果。”
　　我们需要充满感情地理解地球飞船，为它不可思议的复杂，为它绝对的独一无二，为它的脆弱。然后我们就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不能用尽所有的资源，不能削弱生态服务；不能超过地球吸收废弃物的能力，不能肆意繁殖。这样我们的行为就无可指责。
　　悲观的预言者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他们的苛责是必需的，但我们不再需要他们了。我们不仅要阻止事态恶化，还要让它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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