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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高手中的高手 　　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最好祈祷自己不是一只鸡。如果是的话，也最好不是只公鸡。要不然你可就倒霉了。 　　在家禽饲养者眼里，公鸡可是一点儿用都没有。它们既不会下蛋，肉里的筋又太多，而且对辛辛苦苦把鸡蛋贡献到人们的餐桌上的母鸡们又凶又狠。商业孵化场把公鸡当做多余的碎布料或废金属一样看待—虽然没有多大用处，却是工业生产过程中避免不了的副产品。越早处理掉它们越好，通常情况下，这些公鸡最后都会变成动物饲料。但是数千年来，一个问题常常困扰着家禽饲养者们，那就是小鸡长到4~6周之后，才会出现鸡冠这样的第二性征。而在这之前，小公鸡和小母鸡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都是毛茸茸的小球，几乎无法辨别。如此一来，家禽饲养者们就也要为小公鸡准备鸡笼，还要喂养它们。于是，一笔不小的但却不必要的开销也就不可避免了。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批研究动物疾病的日本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在小鸡的屁股上有一片由褶皱、斑点、丘疹和突起组成的区域，普通人如果未经训练，在观察这片区域时，会感觉这些褶皱、斑点、丘疹和突起是随机分布的，公鸡和母鸡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经过训练、仔细观察，就能区分出刚刚出生一天的小公鸡和小母鸡。这个发现在1927年的加拿大渥太华世界家禽大会上公布于众，从此，全球家禽产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全球的鸡蛋价格也降低很多。初生鸡性别鉴定师成为农畜牧行业里最热门的职业。但是，要想成为一名鉴定师，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学习这种鉴定技术。全球的顶级初生鸡性别鉴定师都毕业于全日本初生鸡性别鉴定学校。这所学校学制两年，学风极其严格，每年只有5%~10%的学生拿到毕业证。不过，一旦能顺利毕业，日薪就可以达到500美元，而且赶赴工作地点的时候一般都是乘飞机前往，与高级商务咨询师的待遇差不多。如今，在世界各地都能够看到日本的初生鸡性别鉴定师的身影。 　　初生鸡性别鉴定是一项很细致的技术活儿，需要带点儿禅师的专注和脑科医生的机敏。在鉴定的时候，鉴定师通常会把小鸡放在左手手心，然后轻轻地挤压小鸡，把小鸡的肠子暴露在体外（如果挤压的力道过重，就会把小鸡的肠子全部挤出来，那样小鸡也就死了，更不用提性别鉴定了）。然后，鉴定师用大拇指和食指在小鸡的身上轻弹几下，再弹一下小鸡的尾部，让它的阴沟暴露出来，这里有小鸡的生殖器和肛门。之后，鉴定师再仔细地观察阴沟内部。要完美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鉴定师的手指甲必须经过修剪。一般情况下，即在小鸡性别很容易鉴别的情况下，鉴定师这样观察的目的是要找出一个用肉眼几乎很难看到的小突起，叫做“珠”，大小跟针头差不多。如果这个小突起是凸出来的，那就是公鸡，就放在左侧；如果是凹进去的或平的，就是母鸡，鉴定师就会把小鸡放进一个斜槽，让它滑到右侧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都很容易鉴别。事实上，经过研究证实，业余人员只需要接受几分钟的训练就能分辨出这些“珠”的不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概率可达到80%），这个“珠”并不明显，就算是鉴定师都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 　　据统计，一名初生鸡鉴定师要学会辨别1000多只小鸡的阴沟结构才能更具竞争力。更重要的是，鉴定师只能看一眼小鸡，就得分辨出它是公是母。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如果犹豫上一两秒，他手部的挤压就会让一只小母鸡的阴沟膨胀成小公鸡的阴沟的样子，那样也就没有办法辨别了。一旦出错，鉴定师的损失就会很大。因为这个要求，这项职业变得更有难度了。20世纪60年代，在一个孵化场里，正确鉴定一只小鸡可以挣到1美分。但是，如果错误辨别一只小鸡，就会被扣掉35美分。曾经，最顶级的鉴定师在一个小时内能鉴定出1200只小鸡的性别，而且准确率也达到了98%~99%。在日本，有些顶级鉴定师居然能双手同时鉴别一对小鸡，鉴别速度更是达到了每小时1700只。 　　初生鸡性别鉴定为什么会这样吸引人？纯理论哲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又为什么撰写了那么多关于它的论文？我是在研究记忆力，现在为什么要来研究这项神秘的技术？原因就在于，在小鸡性别最难辨认的情况下，就算是最顶级的鉴定师也描述不出他们是如何辨别出小鸡的性别的。他们的技术无法用言语表达清楚。他们只是说在三秒钟内，自己就“知道”了一只小鸡的性别，但是却说不出是怎么辨别的。研究人员从各个方面问了他们很多问题，他们还是说不清楚辨别的方法。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本能。从一定意义上讲，初生鸡性别鉴定师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至少是对小鸡生殖部位的认知方式）是跟常人不同的。当他们看向小鸡的屁股时，他们看到的东西和普通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初生鸡性别鉴定和我的记忆力又有什么关系呢？哦，关系可大着呢。 　　 　　当时我想，如果要训练记忆，要先查一些科学文献参考一下。我希望能够在这些文献中找到一些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人类的记忆力的确是可以提高的，就像博赞和那些脑力运动员所保证的那样。我在浏览科学文献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总是反复出现，那就是K·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他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曾经写过一篇论文《杰出的记忆大师：人为而非天生》（Exceptional Memorizers: Made, Not Born）。 　　在东尼·博赞大力宣传他的“利用完美记忆力”的思想之前，埃里克森教授的研究已经为“技巧性记忆理论”奠定了基石。所谓的“技巧性记忆理论”阐述了记忆力能够得到改善的原因和方法。1981年，他和另外一位心理学家、同事比尔·蔡斯（Bill Chase）一起对一位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本科生进行了测试。这次实验目前已经成为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在很多心理学文献中还可以见到这位学生的名字缩写—“SF”。当时，SF每周要到埃里克森和蔡斯的实验室待上几个小时，两位心理学家利用这段时间不断重复地对SF进行记忆力方面的测试。SF也因接受测试而获得了一些报酬。这些测试跟卢里亚对S所作的测试一样。SF坐在一张椅子上，两位教授以每秒读一个数字的频率读出一串数字给他听，然后他尽力去记忆，记得越多越好。刚开始，他只能一次性记住7个数字。这项测试一直持续了两年又250个小时，在测试结束的时候，他的记忆力已经得到了扩展，可以一次性记住10个数字。人们一直以为，人类的记忆能力是固定的、不会变化的，但是这项测试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埃里克森教授认为，SF的记忆扩展过程正是理解其他领域的高手（包括记忆能手、象棋大师和初生鸡性别鉴定师等）对自己领域的基本认知过程的关键所在。 　　每个人都能拥有针对某个领域的超强记忆力。我们已经知道了伦敦出租车司机的记忆能力，而且科技文献中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超强记忆力”案例，例如服务员的记忆力、演员对台词的记忆力以及其他很多领域中的专家的记忆力等等。研究人员也研究过各行各业的人的特殊记忆力，比如医生、棒球迷、小提琴演奏家、足球运动员、斯诺克台球手、芭蕾舞演员、珠算高手、猜字谜高手、排球后卫等。在任何存在高手的领域，心理学家都撰写过相应的文章，文章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个领域高手的特殊记忆力的。 　　为什么有经验的服务生不需要用笔把顾客的点餐内容记下来？为什么全球顶级小提琴演奏家能够毫不费力地记住很多新乐谱？一项研究表明，顶级足球运动员只要看上一眼电视里的足球比赛就能说出两支球队的阵型布局，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一种原因或许可以解释这一切。在如何做好餐饮业方面，那些能够熟练记忆点餐内容的服务生有自己独特的门道，那些能够很快地记住比赛中的球员阵型的足球运动员有进入超级联赛的独门诀窍，而那些能够精确辨别初生鸡性别的鉴定师则是经过全日本初生鸡性别鉴定学校培训过的。但是，这个解释看起来不太合理，其中的因果关系应该倒置才对。也就是说，肯定存在什么诀窍才能让人们对某个领域达到精通的程度，然后人们才拥有了对这个领域很多细节的极好的记忆力。但是，这个诀窍是什么呢？能不能普及这个诀窍，让更多人掌握它呢？ 　　埃里克森和其他几位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创办了一个人类行为实验室，这里就是测试各领域的顶尖高手的记忆力和其他能力的地方。在全球范围内，埃里克森是研究各领域顶尖高手的顶级专家。他的研究证明，如果一个人想在某个领域达到世界级的顶尖水平，至少需要花费10000个小时去训练自己。正是因为这一研究结果，近年来，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准备训练自己的记忆力。他问我是不是已经开始了记忆力训练，我说还没有。他显得很兴奋，然后告诉我说，他还从来没有研究过造就天才的全过程，如果我真的要这么做，他希望我能做他的研究对象，同时他邀请我到福罗里达州来作一些测试，以便弄清楚在开始训练之前我的记忆力的基础水平。 　　 　　人类行为实验室位于福罗里达州首府塔拉哈西市郊区，占据了好几个豪华的办公室。靠着四周墙壁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跟埃里克森的研究有关的书籍，如《音律》、《足部手术》、《如何成为职场明星》、《现代国际象棋战略之秘密》、《奔跑的学问》、《初生鸡性别鉴定专家》等等。 　　戴维·罗德里克（David Rodrick）是实验室的助理研究员，用他的话说，实验室就是“我们的玩具宫殿”，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欢快极了。在我和埃里克森第一次通话的几周后，我来到了实验室。当时，一个办公室的正中央放置着一面9×14英尺大小的显示屏，显示屏高及屋顶，屏幕里播放的是一幕例行交通检查的情景。有一辆停着的车，一位交通警察正向这辆车走过去。屏幕里的图像跟真人真车一样大小。 　　在我刚到实验室的前几周里，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们把几位塔拉哈西特种部队的高级警官和几位刚刚从警察学院毕业的警官请到了实验室，并给每人配备了一把贝瑞塔手枪，手枪就插在他们腰间的手枪皮套里，没有子弹。埃里克森把他们带到了那块巨型显示屏前，然后开始不断播放各种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在旁边观察这些警官的表现。在其中的一个场景里，一个人正在往一所学校的大门走去，他的胸前鼓鼓的，似乎绑着一颗炸弹。实验室的研究员们想看看，这些有着不同经验的警官对这个场景会有什么反应。 　　测试结果很让人吃惊。有着丰富对敌经验的特种部队高级警官会立即掏出手枪，然后不断地大声命令这名嫌疑犯停下来，不要继续往前走。这名嫌疑犯没有听从，继续往前走，快走进学校的时候，警官们差点儿都开枪了。但是，那几名刚从警察学院毕业的警官的反应却大不一样，他们大多是任其一步步地走过一段台阶，然后走进学校的大门。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最明显的解释应该是后者缺乏必要的经验去判断当时的情景，也就无法正确地作出反应。但是，所谓的“经验”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特种部队的高级警官究竟看到了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那些刚毕业的警官所看不到的？这些高级警官的眼睛到底被施了什么魔法？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他们的处理方式为什么会和那些刚毕业的警官不同？他们从大脑的记忆中得到了什么启发？就像那些专业的初生鸡性别鉴定师一样，这些特种部队高级警官拥有一项特殊的技能，而这项技能又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总体上来说，埃里克森的研究就是把所谓的“专家”与其他人区分开，然后再仔细地进行研究，辨别这些人对事物的认知基础。 　　为此，埃里克森请这些警官大声说出，在这个场景不断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埃里克森希望从这些警官的陈述中验证一个结论，即专家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在研究其他行业的专家们的行为时，他得到的就是这个结论。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些专家却能看到，他们很容易去追踪那些最重要的信息，然后几乎自动地反应出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专家在处理大量经过感知的信息时，会采用更加精确、更加富有经验的方式。他们能够突破大脑的最基本的限制，就是所谓的神奇的数字“7”。 　　 　　1956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发表了一篇论文，成为记忆力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论文的简介很是耐人寻味： 　　我一直被一个整数困扰着。7年了，这个问题始终如影随形，在我最为隐秘的个人资料中存在着，在最畅销的杂志里也存在着。它的伪装千变万化，有的时候稍微大一点，有的时候又会小一点。但是任它再怎么伪装，我都能把它识别出来。这个整数对我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困扰不是偶然间产生的。引用一位著名的参议员的话说，不管这个数字真的是有什么不同之处，还是我的错觉，在它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规律，或是什么模式在引导着它频频出现在我的眼前。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被米勒所说的这个整数困扰着。他所撰写的这篇论文名为“神奇的数字7±2：我们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米勒发现，我们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或作出某个决定的时候，都有一个最基本的限制在约束着我们的大脑，即我们的大脑只能同时处理大约7件事情。 　　当大脑接收到一个新的想法或感觉时，不能立刻将其转化为长期记忆存储起来，而是要暂时存储在一个叫做“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域中，这个域的功能就是暂时储存人类意识中的感知。 　　不要回头重读你正在看的这句话，尝试重复本句话的前三个字。 　　现在，再尝试重复一下刚才那句话上一句的前三个字，不要重新回头去读。是不是稍微有点儿难度了？这是因为工作记忆系统已经把这句话从你的大脑中过滤掉了。 　　大脑工作记忆系统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它就像一个过滤器，把长期记忆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所有认知中过滤并储存起来。如果不经任何过滤，那么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所有认知以及所有思想就会存储在长期记忆库中，那么我们就会被这些海量的带有关联的信息所淹没，最后变得像S和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主人公富内斯一样。在大脑接收到的所有信息中，大部分是没有必要储存下来的，这些信息仅仅在大脑接收后几秒钟内就被过滤掉了。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大脑会对这些信息作出反应。把人类的记忆分为长期记忆和短时记忆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如今，人们在利用计算机管理信息的时候，也常常使用这种方法。所有存储在硬盘上的信息是计算机的长期记忆，而计算机CPU（中央处理器）的工作记忆缓存区上的信息则是短时记忆，在这个区域，储存的是处理器正在处理的信息。 　　就像计算机一样，人类一次性处理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执行能力是有局限的。很多事情都会从记忆中溜走，除非这件事情被重复记忆很多遍。人人都知道短时记忆能保留的时间极短，米勒的论文指出，短时记忆能保留的时间基本上限制在一个范围内。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有的人至少能记住5件事，而有些人可以记住9件，“神奇的数字‘7’”是人类普遍的短时记忆量。不仅如此，对这些事项的记忆力的保持也只能持续几秒钟。如果精力不集中，瞬时记忆就会消失，根本不存在任何保留。而正是因为存在与“7”密切相关的这一普通人共同的记忆力局限，我们才会感到那些记忆大师的记忆能力是那么神奇。 　　 　　在测试我的记忆力的时候，他们没有让我站在实验室里的那块投影屏前，也没有让我在腰带上别支手枪，我的头上也没有连接什么眼球跟踪仪之类的装置，他们只是把我领到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218室。这算是我对人类认知的一点微薄贡献吧。这间屋子没有窗户，地上铺着脏兮兮的地毯，放着一些陈旧的IQ测试仪。不客气地说，这里跟一间小小的储藏室差不多。 　　为我作测试的是埃里克森实验室里的一名三年级博士生，叫特雷斯·罗林（Tres Roring）。不过，在看到他脚上的人字拖和冲浪爱好者般散开的金发后，你肯定不会觉得他是名博士生。特雷斯在俄克拉何马州南部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父亲是位石油工人。16岁那年，他夺得了俄克拉何马州青少年国际象棋冠军。他的全名是罗伊·罗林三世（Roy Roring III），于是又叫“特雷斯”。 　　特雷斯和我在218室整整待了3天，为我作记忆力测试。我戴着一副笨重的耳机，耳机连线的另外一端接在一台老式录音机上。特雷斯就坐在我身后，交叉着双腿，膝盖上放着秒表，不断地记着笔记。 　　在我所作过的记忆力测试中，有数字（包括以顺序和逆序记忆数字）、词语、人类面孔，也有一些表面上看跟记忆力测试无关的测验，比如我的大脑中是否能浮现出旋转的方块，或者我是否知道“诙谐”、“柔软”和“暴躁”3个词语的含义。特雷斯还对我作过一项“多维适应性电池信息测试”，主要是测量我对常识的掌握水平，以多选题的方式出现。我做过的多选题类似于下面的题目： 　　孔子大约生活在什么年代？ 　　A）公元1650年 　　B）公元1200年 　　C）公元500年 　　D）公元前500年 　　E）公元前40年 　　以及，汽油发动机中的汽化器的主要功能是： 　　A）混合汽油和空气 　　B）保持蓄电池电力充足 　　C）点燃燃料 　　D）容纳活塞 　　E）把燃料送入发动机 　　在特雷斯对我所作的测试中，很多都来自美国记忆力锦标赛的项目，比如15分钟诗歌背诵、面孔与人名记忆、随机单词记忆、快速数字记忆和快速扑克牌记忆等。特雷斯想知道在我的记忆力还没有任何提高之前，我在这些项目上的表现。还有一小部分测试来源于世界记忆力竞赛的项目，比如二进制数字记忆、历史日期记忆，以及听记数字等。第三天测试结束的时候，特雷斯已经为埃里克森收集了7个小时的录音数据，之后，他和他的研究生会分析这些数据。祝他们好运。 　　然后，另外一位研究生凯蒂·南达哥帕尔和我进行了面谈，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你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好吗？（挺好的，不过跟普通人差不多。）在成长的过程中，你玩过记忆力游戏吗？（我不记得曾经玩过。）那么棋类游戏呢？（只跟我爷爷玩过。）你喜欢猜谜语吗？（谁不喜欢啊。）你能把魔方复原吗？（不能。）你喜欢唱歌吗？（我只在洗澡的时候唱歌。）那跳舞呢？（一样，在洗澡的时候跳。）你有没有进行过健身锻炼？（这是个让我伤心的话题。）那你在健身的时候，会不会听一些有关的健身磁带？（你真的想知道？）你在电控工程方面是否有专长？（你什么意思？） 　　作为一名科学实验的测试对象，虽然十分好奇实验人员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以便哪天告诉别人，但置身其中的整个实验过程却十分痛苦。 　　“我们为什么要作这些测试？”我问特雷斯。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就算之后还有测试，他也不会告诉我，结果果然是还有别的测试。） 　　“上个测试我的表现怎么样？” 　　“所有测试作完之后，我们会告诉你的。” 　　“至少告诉我你对测试的想法吧？” 　　“现在还不行。” 　　“我的IQ高不高？” 　　“我不知道。” 　　“很高，对吧？” 　　 　　对卡内基·梅隆大学学生SF的测试持续了两年又250个小时，这个漫长得几乎让人精神麻木的记忆力测验被称为“数字广度测验”（digit span test），是测试一个人在数字方面的工作记忆量的一种标准测试方法。在最初阶段，大多数接受测试的人的记忆量跟SF是一样的，只能记住大约7个数字（5~9个）。而且，很多人还需要在自己大脑的“语音环路”中不断重复这几个数字好多遍，才能记住。我们在跟自己说话的时候，能听到大脑中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这个声音有一个很奇特的名字，就是上文提到的“语音环路”，它的作用类似于回声，为人的大脑提供一个短时记忆缓存。如此一来，如果我们没有重复刚刚说过的话，这个环路就可以把这些话语产生的声音暂时在大脑中存储几秒钟。在蔡斯和埃里克森对SF进行测试的时候，SF也运用了语音回路来储存信息。但是，过了很久，他的测试成绩都没有提高。后来，事情有些变化了。在测试进行了几个小时之后，SF的成绩开始慢慢提高。有一天，他记住了10个数字。第二天，他记住了11个。他能够记忆的数字量一直持续地增多。他后来有了新的发现：虽然说他的短时记忆存在局限性，但还是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直接把信息储存成长时间记忆。他所说的方法就是“组块”（chunking）法。 　　所谓“组块”，就是不再按照要记忆的信息的单项进行记忆，而是将单项合并成几个部分进行记忆，最终使得要记忆的单项数目减少。电话号码的设置遵循的就是这个原理。一般的电话号码都由区号和另外两部分数字组成。而信用卡的卡号则分成4个部分。“组块”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各个行业的专家能够拥有特殊记忆力。 　　对“组块”的经典解释和语言有关。在记忆“HEADSHOULDERS- KNEESTOES”这22个字母时，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些字母的拼写，那么记忆起来将会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如果把这些字母分成4块，也就是“HEAD”（头）、“SHOULDERS”（肩膀）、“KNEES”（膝盖）和“TOES”（脚趾），那么记忆起来就相当简单了。另外，如果你知道还有一首“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头、肩膀、膝盖和脚趾）的儿歌，那么就可以把这几个词语处理成一个组块来记忆。同样的道理，记忆数字的时候也可以分块记忆。由12个数字组成的数字串“120741091101”是很难记忆的。但是，如果将其分成4个部分“120”、“741”、“091”、“101”，就好记多了。如果将其分成两个部分，就成了“12/07/41”和“09/11/01”这两个日期。按照这样的方法记忆的话，以后就不容易忘记了。你也可以把这两个日期转化成一个信息块来记忆，即在美国本土发生了两个令人震惊的事件。 　　注意，组块的过程就是把看似没有意义的信息转化成可以存储在长久记忆区中的某种记忆。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你不清楚日本偷袭珍珠港和“9·11”事件的日期，那么你就不可能把这12个数字串组成两块。如果你只懂斯瓦希里语而不懂英语的话，那么那首儿歌对你来说也就是一团混乱的词语。换句话说，在进行组块的时候，要扩展记忆的范围，决定性的因素是大脑里的固有知识，这些知识决定了我们能够学到的信息量。没人教过SF组块这个记忆技巧，但是他自己发现了。SF很喜欢跑步，所以就慢慢开始把要记忆的数字串想象成跑步的时间。比如，“3492”是“3分49.2秒，接近一英里跑步的世界纪录”，“4131”就是“4分13.1秒，是跑一英里所需的时间”。那些要记忆的随机数字对于SF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了解很多与跑步有关的知识。他发现，把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信息过滤成有意义的信息后，他对这些信息的记忆就会很牢固。他利用过去的经历来记忆当下接收到的信息，利用数字与自己的长时记忆之间的关联来加以记忆，这样一来，他看待数字的方式就不同了。 　　各个领域的专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利用自己的长时记忆，用独特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努力工作的那些年中，他们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小银行，里面储存的是自己的长时记忆。在这些长时记忆的基础上，再去接受新的信息。那位有着丰富对敌经验的特种部队警官看到的不是一个走向学校前门台阶的普通人，而是那个人胳膊上肌肉的抽动，那是因为紧张而引起的。在多年的对敌斗争中，他见到过无数次这样的抽动。于是，他把这名嫌疑犯与之前的罪犯联系了起来。他根据过去类似的经历来判断当下的嫌疑人。 　　一名学员从全日本初生鸡鉴定学校毕业之后，当他低头去鉴定小鸡的性别时，他所学到的精湛的感知技术可以帮助他的大脑快速、自动地重现有关小鸡性别特征方面的知识，之后，在他还没有意识到头脑中的任何想法的时候，他就判断出了这只小鸡的性别。但是，如果让那位特种部队高级警官来鉴定小鸡性别的话，他的大脑是不可能自动重现有关小鸡性别特征方面的知识的。据说，全日本初生鸡鉴定学校的学生在达到熟练辨别小鸡性别之前，至少要辨别25万只小鸡。初生鸡性别鉴定师说他们依靠的是一种“直觉”，但这种“直觉”也是经过数年来对小鸡性别进行鉴定经历才可能拥有的。正是依靠在大脑中建立的关于小鸡性别特征的知识储备，他们才能在迅速看过初生鸡的腹部之后辨别出它们的性别。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技能并不是伴随意识而产生的，而是一种模式识别的结果；是感知和记忆的技能，而不是分析技能。 　　专家的感知能力是因为记忆而形成的，能够证明这个观点的典型例子是国际象棋。在这个领域内，直觉是最不可靠的。自从15世纪现代游戏出现以来，国际象棋一直就被认为是检验一个人认知能力的最高级方法。20世纪20年代，一批苏联科学家计划对8位世界顶级棋手的智力进行量化，他们对8位棋手进行了一系列认知和感知能力测试。测试结果让他们很吃惊，这些象棋大师并不比普通人好到哪里去。看来，他们在认知能力上并没有任何优势。 　　但是，如果这些象棋大师并不比其他棋手聪明，他们又是怎样赢得一场又一场比赛的呢？到了20世纪40年代，荷兰心理学家、国际象棋迷阿德里安·德·赫罗特（Adriaan de Groot）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与那些水平一般的象棋玩家相比，到底是什么让世界级国际象棋大师的棋艺变得如此高超？最顶级的国际象棋大师真的能预测到更多棋路吗？他们能够想象出更多可能走得通的棋路吗？他们是不是利用了更好的工具来分析这些棋路？难道在感知整盘棋的走势方面，他们拥有比普通棋手更好的直觉？ 　　国际象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棋手去玩、去钻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水平一般的棋手在下棋的时候，完全可能被一位大师级棋手的棋路搅得糊里糊涂。很多时候，大师的棋路完全和直觉相反。德·赫罗特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仔细研读了很多历史上大师对弈的棋局，然后挑选出少量棋局，其中有一步需要棋手们去走，走这一步棋肯定是正确的，但是表面上很难看出来。然后，他邀请了一批国际象棋大师和顶级象棋俱乐部玩家来重新对弈这些棋局。他请这些大师在考虑整盘棋局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德·赫罗特发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比上述几位苏联科学家的发现更加令人吃惊。大多数情况下，至少是在刚开局的时候，这些象棋大师并没有预测出更多的棋路。他们甚至考虑不到更多可能行得通的棋路。他们的行为跟那些初生鸡鉴定师很相似：注意力只是集中在寻找正确的棋路上，而且速度很快。 　　好像他们连想都没想就作出了反应。在倾听他们的描述时，德·赫罗特注意到这些大师所用的语言和水平一般的棋手并不一样。他们在描述棋子的布局时用的词是“兵形”（pawn structures），在出现任何混乱的棋路时，比如车暴露了，他们能够迅速地意识到。他们把整盘棋看成是由棋子组成的一个组块，一个紧张的局势，而不是零散的32颗棋子。 　　他们看到的棋局跟普通棋手看到的不一样。对这些大师在对弈时的眼部运动的研究表明，相对于水平一般的棋手，他们看得更多的是棋局的边缘部分，也就是说他们能够一次性从棋盘的多个角度吸收信息。他们的眼睛能够扫视的距离也较远，在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也相对更短。而且，他们关注的地方也比普通棋手少，然而一旦关注某处，就说明他们在思考如何走下一步才是正确的。 　　在对这些象棋高手的早期研究中，最吸引人的还是他们那令人吃惊的记忆力。象棋大师在简单地看完一盘棋之后就可以记下整盘棋，他们还可以依靠记忆重现很久以前的棋局。事实上，之后的科学研究证明，记忆棋步的能力就是检验一位棋手技艺高低的最好方法。另外，大师对这些棋步的记忆不仅仅是短时记忆，也就是说，一旦记住一个棋步，几个小时、几周甚至几年之后，他们都还能回忆起来。其实，在每一位象棋大师的成长过程中的某个时期，记忆棋盘上的棋步就会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可以在脑海中和多名对手交锋。 　　虽然这些象棋大师在记忆棋局方面的能力令人吃惊，但他们在其他事情上的记忆力可谓表现平平。如果让他们记忆一盘随机摆放的棋子，这些棋子的分布根本算不上是棋局，他们的表现只是比那些刚学会国际象棋的新手们好一点点。他们只能记住7个多一点的棋子的位置。同样的棋子，同样的棋盘，为什么他们突然间就被这个神奇的数字7限制住了呢？ 　　象棋大师揭示了一个关于记忆力的事实，这个事实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的专家：我们记不住孤立的事实，只能记住有联系的事实。一盘随意摆放的棋子根本显示不出任何关联—没有可以比较的棋局，在过去的棋局里也找不出类似的棋局，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些棋子转化成有意义的组块。就算是世界顶级象棋大师看这盘棋，看到的也是一团乱麻。 　　正如上文提到过的，我们利用大脑中的已有历史数据来对那12个数字进行分块，这些象棋大师也利用长期记忆库中的“棋局博物馆”来对一局棋进行组块。象棋大师高超棋艺的基础其实就是他们大脑中丰富的象棋词汇库，这个词汇库可以帮助他们对棋局进行组块辨识。因此，如果在象棋领域或其他领域内没有积攒足够多的经验，一个人很难获得世界级的地位。博比·费希尔（Bobby Fischer）是一位古今少有的国际象棋天才，他在15岁就成为世界国际象棋大师。但是，在15岁之前，他曾苦练过9年棋艺，最后才坐上了世界大师的宝座。 　　人们通常认为，国际象棋是一项智慧型的竞技项目，需要棋手对整盘棋局进行分析把握。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很多象棋大师在看到棋局时的瞬间，就能确定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初生鸡性别鉴定师也一样，他们看一眼小鸡的阴沟，就可以辨别出它的性别。而那些特种部队的高级警官也是在瞬间就觉察到嫌疑犯携带着炸弹。国际象棋大师跟这些鉴定师和高级警官一样，也是在看到棋局的瞬间就能确定最合适的下一步棋步。这个过程通常在5秒钟内完成，而且还可以从他们的大脑中看出来。脑磁图（MEG）是一项用来检测思维活跃的大脑内的弱磁场的技术，利用它，研究人员发现，象棋高手在观察一盘棋时，大脑中的额叶皮质和顶叶皮质比较活跃。也就是说，这些高手正从长期记忆库中调集信息。而水平一般的棋手在对弈时，大脑中的内颞叶比较活跃，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解码新的信息。象棋高手利用丰富的对弈经验来理解正在进行的棋局，而水平一般的棋手则把面前的棋局看做是新的信息。 　　国际象棋毕竟只是一种比赛，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有些微不足道了，不值得去研究。但是德·赫罗特认为，他对象棋大师所作的测验意义要深远得多。他坚持认为，“在制鞋业、绘画界、建筑行业、糖果业”工作的精英之所以技艺精湛，是因为他们跟象棋大师一样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连接”（experiential linkings）。根据埃里克森的研究，我们通常所说的“专业知识”，其实就是“在相关领域内经过数年的经验积累而形成的大量知识、一定模式基础上的检索和计划机制”。换句话说，强大的记忆力并不是这些专业知识的附属品，而是专业知识的本质。 　　不管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我们普通人和那些国际象棋大师及初生鸡性别鉴定师一样，依靠过去的经验来理解当下，感知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作出最终决定。 　　在提到记忆力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它比喻成一家银行。接收到新的信息后，把新的信息储存进去；需要一些过去的信息的时候，再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但是，这个比喻并不能反映出真正的记忆力工作方式。我们的记忆力永远跟随着我们，以不间断的“反馈回路”的方式，在我们感知到信息时重新形成信息，同时也因为这些信息而形成新的记忆。我们看到、听到和闻到所有信息都要通过过去所看到、听到和闻到的信息反映出来。 　　判定小鸡性别和诊断病人病情一样微妙，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做什么，从本质上讲，都是我们记忆的活动之一。但是，如果说对周围世界和自我行为的理解是基于过去记忆的积累的话，那么埃德和卢卡斯以及其他脑力运动员的超强记忆力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他们并没有在任何领域积累过任何经验，而是仅仅通过所谓“很简单”的记忆宫殿方法就拥有了和专家一样强大的记忆力。 　　埃里克森和他的学生不愿意告诉我测试结果，那可是我辛辛苦苦在实验室待了3天才有的结果啊。不过，我自己做了很多笔记，这些笔记足够帮我辨别自己记忆力的最高上限。我的数字记忆能力上限是9（高于普通水平，但也不能说有多好），对诗歌的记忆力很差，我也不清楚孔子生活在哪个年代（虽然我知道汽化器的功能）。从塔拉哈西回来以后，我打开电脑，看到邮件收件箱里有一封埃德的信，信中写道： 　　你好，我的明星学生！我知道你去了一趟佛罗里达，而且在那帮人测完你的记忆力之前，你是不会结束这次旅行的。不错啊，真是佩服你，至少为科学作出了一点贡献。不过，下一届记忆力锦标赛可不是在几百万年后才举行的，所以你得尽快开始准备了。我最好还是鼓励你一下吧：继续你那枯燥的测试吧，祝你愉快！ 第 1 2 3 4 5 6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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