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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第 2 章 记得太多东西的人
1928年5月,一位年轻的记者S走进了苏联神经心理学家A·R·卢里亚(A. R. Luria)的办公室。他很有礼貌地询问卢里亚,是否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记忆力。这是S所供职的报社的主编交给他的任务。在每天早上的报社例会上,这位主编都会给参加会议的记者们分配当天的采访任务,他以极快的语速告诉记者们所要采访的内容、被采访人的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等等。参加会议的记者们都会把自己的任务详细地记录下来,唯独S没有这么做。他只是看着主编,却什么也不记录。 S的这种行为在主编看来是明显的心不在焉。有天早上,主编实在忍无可忍,把他单独叫了出去,连珠炮般的训斥了他一顿,希望他能严肃对待工作。他说:“难道你觉得我每天早上读这些信息是给自己读的?难道你不记下被采访人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完成采访?难道你有心灵感应,可以直接采访人家而用不着地址?如果你希望能在新闻行业做出一番成绩,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会议上集中注意力,专心记笔记。” S一言不发地看着主编,听着训斥。当这位主编终于停下了对S的教育后,S很平静地把例会上所有内容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一遍,竟然一字不落。主编惊呆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S后来发现自己对这种记忆力也感到吃惊,因为在那天之前,他一直以为其他人也都能够像他那样把接收到的所有信息都记下来。 进入卢里亚的办公室之后,S还在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是否真的非同寻常。这位神经心理学家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测试,希望能评估一下他的记忆力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卢里亚先让S试着背诵一串数字,他惊讶地发现,S居然能背下来长达70个数字的序列,而且先是从前到后背了一遍,接着又从后到前背了一遍。卢里亚不断地测试S,不过一直没有难倒他。卢里亚后来回忆:“他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记忆力方面的特长,也想象不出自己的记忆力和常人有什么不同。不管我测试他的内容是有意义的单词,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数字或声音,他都能够准确地记下来。即使是口述给他或者写下来测试他,对他都没有任何影响。他只需要我在每个要记忆的元素之间停上3~4秒钟。作为测试者,我发现自己的大脑有点混乱了。我得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再对这个人的记忆力测试下去了,尽管大家都认为测试记忆力应该是心理学家最简单的工作。” 在此后的30年,卢里亚一直没有停止研究S的记忆力。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记忆大师的心灵:一本关于超强记忆力的书》(The Mind of a Mnemonist: A Little Book About a Vast Memory)。这本书后来成为变态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S不懂数学,但是可以牢牢记住复杂的数学公式;不懂意大利语,却可以背诵意大利诗歌,甚至包括一些冗长的官腔十足的文章。S在记忆力方面所显示出的天赋不仅表现在能够背诵大量的材料上,更加让人称奇的是,他的记忆力似乎永远都不会消退。 普通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退,也就是所谓的“遗忘曲线”。从开始记忆一则信息的时候,就意味着记忆力开始慢慢消退了,直到最后彻底遗忘这条信息。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豪斯开始对记忆消退的过程进行量化研究。为了搞清楚人类记忆力的消退过程,他花费几年的时间记下了2 300个由三个字母组成的音节,这些音节没有任何含义,比如“GUF”、“LER”、“NOK”等。在规定的时间内,他测试了自己遗忘掉的音节数量和记忆下来的音节数量,然后把测试结果用图形绘制出来,呈现在他眼前的是这样一条曲线: 不管他怎么测试自己的记忆力,结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在记下这些无意义的音节之后的第一个小时内,他就会忘掉这些音节中的一半。一天以后,他又忘掉10%。一个月之后,他又忘记了14%。在这之后,对剩下的音节的记忆就比较稳定,它们形成了稳定的长期记忆,遗忘这些音节的速度也会变慢。 但是,S的记忆力似乎并没有遵循这样的规律。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卢里亚让他背诵一些信息,不管这些信息的量有多大,或者是多久之前开始记忆的(甚至是16年前的信息),他都能够准确地背诵出来,就像他刚刚记住这些信息一样。卢里亚在书中写道:“他就那么坐着,闭着眼睛,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对……没错……这是你在你的公寓里测试过我的内容……你当时就坐在桌子旁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然后就一口气背下来我当时测试他的内容。” 在卢里亚的笔下,S就像是个外星人。在变态心理学年鉴中,S这个案例常常被看做是独一无二的个案。但是,在我看来,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S。我们这些普通人—大脑或正常或衰弱,或记忆力不好—都可以从S身上借鉴到一些东西。或许,在我们的大脑中也潜伏着他所拥有的这种非凡的才能。 按照常规,结束了对美国记忆力大赛的报道之后,我应该乘火车回到华盛顿的家里,写出一篇文章,之后转而报道其他主题。但是,我没有这么做,而是去了曼哈顿上东区的一所公立中学。埃德·库克将在这所中学的礼堂里给一群16岁的孩子们上记忆力培训课,好帮助他们在考试中考出好成绩。那天,我取消了所有行程,跟着他来到了课堂上。他向我保证过,如果我能跟他多相处一段时间,他就会把他和卢卡斯的记忆力训练秘诀详细地传授给我。但是,在获得秘诀之前,我还得做一些基础工作。埃德首先要我和那群16岁的孩子们明白一个事实,即普通人都拥有超凡的记忆力,至少在接受外界的某些信息的时候是这样的。他给大家做了一个叫做“图片识别测试”的记忆力测试。 课程开始之前,他向大家作了自我介绍:“我来自英国。我们那儿的人可没有把时间用在扩展自己的社交圈上,而是喜欢把时间花费在记忆东西上。”这句话颇有点儿自我解嘲式的幽默。为了证实他的超群记忆力的可信度,他现场表演了一项绝活—一分钟内记住了70位数字(速度是S的3倍),然后便直接开始了对我和在座学生们的记忆力测试。 “下面,我要向你们展示一组图片。图片播放的速度会很快,”他尽量提高嗓门儿,试图压过台下的喧闹声,“你们要尽力记忆这些图片,记得越多越好。”接着,他按了一下远程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钮,我们头上的灯暗了下来,台上的投影屏幕上开始放映一组幻灯片,幻灯片中各张图片依次出现的间隔几乎不到半秒钟。有一张是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打败索尼·利斯顿(Sonny Liston)时的图片,有一张图片上全是杠铃,有一张是尼尔·阿姆斯特朗留在月球表面的脚印,有一张是弗里德里希·尼采《论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一书的封面,还有一张图片上是一朵红玫瑰。 总共有30张图片,每一张停留在我们的眼前的时间极短,能记住一张几乎都不可能,更不用说是全部图片。但是,我还是尽力从每张图片上捕获一些细节,快速地在大脑中做了笔记。最后一张图片上是一只羊。之后,屏幕黑了,头上的灯重新亮起来。 埃德问我们:“现在,你们觉得能够把所有的图片都记下来吗?” 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孩怪声怪气地喊道:“怎么可能啊!”惹来她的伙伴们的一片笑声。 “那就对了!”埃德扯着嗓子回应道,然后低头看了看手表。这项测试的要求当然是要记忆全部图片,否则他做这个测试就没有意义了。不过我同意这个女孩的意见,记住所有图片肯定是不可能的。 埃德接下来给了我们半个小时回忆这些图片。依据遗忘曲线,在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对这些快速闪现的图片的记忆已不可避免地开始消退。然后,他又为我们放映了另一组幻灯片。这一次,在大屏幕上每次显示的是两幅图片。其中一幅是我们刚刚看到过的,另一幅则是之前没见过的。第一组图片是穆罕默德·阿里(左)和塞尔策消食片(右)。 埃德让我们指出哪一张是我们见过的。这太容易了!大家都知道刚刚见过穆罕默德·阿里,而不是消食片。他之后又放映了一组图片,这次是一只鹿(左)和尼采的书(右)。他说:“你们这么容易就记住了,真是让我吃惊啊。” 当然,我们也很准确地辨认出了第二组图片中的那张见过的图片。他一共放映了30组幻灯片,礼堂里每个学生包括我,都能够辨认出哪一张是刚刚见过的。“看看,这可真有意思。”埃德故作惊讶,边说边在铺着地毯的礼堂主席台上踱着步子,看起来颇有学究气派。“就算我们用一万组这样的幻灯片来作测试,大家也能清晰地辨认出来。看看,就像某个著名实验的结果,普通人对图像的记忆能力确实很强。”他说的那个实验是20世纪70年代一批研究人员所做的记忆力测试,方法跟埃德的很相似,只不过被测试者所要记忆的不是30张图片,而是一万张。该测试花费了一周时间,之后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对于人的大脑来说,这一万张图片可是一个不小的记忆量,更何况每个被测试者只有一次机会浏览这些图片。但是,研究人员发现,所有被测试者居然能记住其中的80%的图片。最近,研究人员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研究。这次的图片数量是2500张,但是被测试者并不是在穆罕默德·阿里和消食片这样差别极大的图片之间加以辨认(不管这位原名卡修斯·克莱的拳王看起来多么兴奋,这种辨认还是极其简单的),而是要在两幅几乎相同的图片中辨认出其中一幅。比如一叠5美元的钞票和一叠1美元的钞票,一张绿色的火车票和一张红色的火车票,一只带有小把手的钟表和一只带有宽把手的钟表等等。研究结果显示,不管图片之间的差异多么微小,被测试者都能辨识出其中的90%。 这些数字真让人吃惊。其实凭直觉我也感觉得到,人类的记忆力是很棒的,这些数字只是把我的这种感觉量化了。我们每天都纠缠于自己记忆力方面的弱点,比如放错了钥匙、忘记了别人的名字,或是到了嘴边的话怎么也记不起来。其实,记忆力最大的弱点或许就表现在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平时我们遗忘的东西其实是很少量的。 埃德继续说道:“刚刚大家看到的事情很不可思议,而这正是我希望你们看到的。我可以把这个测试隔上几年再做,看你们能否辨认出先前看过的图片,你们应该依然能够认出来。在大脑里,一定有一个地方储存着你们所接收到的所有信息。” 埃德的话听起来有点不可置信,而我也很好奇地想验证一下他说的是否确有其事。我在想,我们的记忆力到底有多好呢?真的有可能记下所有的信息吗? 人类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忘记过什么东西。就在我们讨论记忆力的时候,这种意识已经存在了。我们经常把记忆力比做相片、录音机、镜子或计算机等,这类比喻指向一种机械上的精确度,仿佛大脑就是一台精确转换我们的经历的信息转换器。最近我才知道,大多数心理学家其实都很怀疑人类的大脑是否具备像录音机一样的功能。难道一个人一生的记忆真的是储藏在大脑的某个不为人知的“阁楼”里?记不起某些事难道是因为存储记忆的位置错误了,而不是说这些记忆消失了?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托斯(Elizabeth Loftus)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一篇文章,至今引用率仍很高。在这篇文章里,她记录了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对象主要是她的同事,问卷结果表明,80%的被调查者都相信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接收到的所有信息其实都存储在我们的大脑中。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些细节可能会记不起来。但是,通过催眠或其他特殊的方法,这些细节就能够被重新唤醒。” 洛夫托斯在文章中称,早在1934~1954年,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就做过一系列实验,结果验证了上述说法。当时,彭菲尔德在癫痫病患者清醒的状态下打开了患者的头颅,然后用电探针刺激颅内的神经。他希望能够查清楚这种疾病的根源,并最终彻底治愈。但是,当他用电探针刺激病人颞叶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病人开始生动地描述一些已经遗忘了很久的记忆。而当他再次刺激同一部位时,病人描述的记忆与前一次还是相同的。根据这些实验,彭菲尔德开始相信人类的大脑可以存储人们接收到的所有信息,不管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而且这种存储还是长久性的。 荷兰心理学家威廉·瓦格纳尔(Willem Wagenaar)也是这么认为的。1978~1984年,他每天都挑选一两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最重要的事情,用卡片记录下来,最后这些卡片就集成了一本日记。对于每一事件,他都用不同的卡片分别记录了事件的内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涉及的人。1984年,这位心理学家开始对他6年来记录的事情进行记忆测试。他随机抽出一张卡片,然后测试自己对卡片上记录的时间是否还有记忆。测试结果表明,只需要卡片上的少量信息提示,他就几乎能记起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尤其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些最早记下来的事件中的20%,他已经全部忘记了,没有留下一点记忆。这些记录在自己日记里的事情完全是陌生的,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是,这些记忆真的消失了吗?瓦格纳尔不相信。他决定挑选10件他已经没有任何记忆的事情,去询问一下这些事件当时涉及的人。他找到了这些人,然后向他们询问了这些事件的一些细节,希望能够帮助他回忆起这些事件。在不断的提示下,有些人向他提供了事件的一些细节,然后根据这些细节,他回忆起了这些事件。至此,他完全回忆起了在过去的6年里所记录下来的每件事。最后,他总结道:“根据这个实验,我们可以说,人类不可能完全遗忘他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即便如此,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里,大多数心理学家还是不相信人类有能力记住所有经历过的事情,然后等着这些记忆自己浮现出来。后来,神经系统科学家开始研究记忆力。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发展,记忆力的消退、变化和最终的消失是大脑细胞的一种物理机能。如今,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彭菲尔德的手术实验激起的只是病人的幻觉,一种“既视感”(déjà vu)或梦境,而非真正的记忆。 然而,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一种情况,似乎已经忘却很久的事情在某个时间突然在大脑中出现了。我们也相信,如果有正确的暗示,我们就能记起一件事情的始末。事实上,对于人的记忆力,最普遍的一种错误认识就是人类拥有影像式记忆。对这样的说法,埃德是嗤之以鼻的。我跟他讨论所谓的影像式记忆的时候,他坦言曾经在某天早上醒来后出了一身冷汗。他是在担心,某一天某位拥有影像式记忆能力的天才在报纸上获悉世界记忆力锦标赛的消息,然后来到赛场把他们这些选手“痛扁”到太平洋里去。得知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他才安下心来。有很多人自称拥有影像式记忆能力,即便如此,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能够存储瞬间记忆,然后再准确地回忆起这些内容。不过,在科学文献中,确实有一位科学家提到过一个影像式记忆的案例。 1970年,哈佛大学研究视觉的科学家查尔斯·施特罗迈尔三世(Charles Stromeyer III)在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记述了一位叫伊丽莎白的哈佛女生所拥有的超能力。有一天,施特罗迈尔盖住伊丽莎白的左眼,只让她用右眼看一张由一万个随机分布的点组成的图案。第二天,又蒙住她的右眼,让她用左眼看另外一幅点图。令人吃惊的是,伊丽莎白竟在头脑中将两幅图叠加在一起,好像她看到的不是点图,而是风靡20世纪90年代的“魔术眼”随机点三维立体图(random dot stereograms)。她说,注视这些图形的时候,她看到的是由两幅点图重叠在一起组成的一幅新图案。伊丽莎白这个案例似乎首次证明了人世间是存在影像式记忆的。但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像肥皂剧般极具戏剧性,施特罗迈尔和伊丽莎白结婚了!之后,对伊丽莎白的研究也就无疾而终。 1979年,另外一位研究人员约翰·梅里特(John Merritt)开始继续进行施特罗迈尔的这项研究。他在全美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了一道关于影像式记忆的测试题,测试题包含了两幅随机点图。梅里特期待尝试做测试题的人中有人能拥有像伊丽莎白那样的超能力,这样一来也就能证明伊丽莎白的情况并不是个案。他估计有上百万人尝试做过这道题。最终,有30人的答案是正确的,其中15人同意梅里特对他们进行研究。但是,在对这15人进行现场测试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伊丽莎白所做到的。 伊丽莎白案例中出现了很多不符合常规的情况。比如说,研究人员与被测试者结婚,测试到中途就停止了,没有其他人拥有伊丽莎白这样的超能力,等等。一部分心理学家断定施特罗迈尔的研究中存在一些猫腻。后来,我对施特罗迈尔进行了电话采访,他否定了这些心理学家的话:“我们保证我们的实验数据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于这次只涉及一位女性被测试者的研究,他坦言:“这次测试确实不能证明其他人也拥有影像式记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那些能够对厚达5422页的《塔木德》倒背如流的超级正统犹太教徒的故事越来越着迷。传说是这样的,如果你用大头针随便戳到法典的某一页,这些教徒就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出这一页上的所有文字。我一直感觉这样的事并不可信,认为这个故事就像希伯来学校里的拉比升空传说,或用包皮制作钱包和箱子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事实上,这些法典钻研者们在犹太人中享受着神明般的待遇,其受尊敬的程度不亚于铁臂人格林斯坦。1917年,心理学家乔治·斯特拉顿(George Stratton)在《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述了他对一些波兰《塔木德》学者的研究。这些学者被称为“沙斯·波拉克”(Shass Pollak),因“沙斯”在口语中指《塔木德》,“波拉克”在犹太语中指杆子(pole),这个称呼的表面意思就是“塔木德杆”(Talmud Pole)。他们都能熟练背诵这部法典,而且记忆非常准确。虽然乔治·斯特拉顿对沙斯·波拉克们的记忆力很是佩服,他还是在文章中指出:“这些法典研究者在学术上根本没有任何造诣。”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都不会像研究法典那样执著,所以也就没有达到像记忆法典那样过目不忘的能力。任何普通人,只要能够穷其毕生精力来记忆这本厚达5422页的书,都能达到这些法典研究者们记忆水平。 那么,如果说影像式记忆是一个神话,那又该如何解释那位前苏联记者S的超级记忆力?难道是他在自己的大脑中给要记忆的信息拍了照?如果不是,他又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 S的大脑的特殊性不仅仅局限在超级记忆力上,他的大脑还有一种感觉上的混乱,专业领域称其为“联觉”(Synesthesis)。这种混乱表现为S每听到一个声音,就会感觉这个声音有一定的颜色和质地,甚至有时候还附带着一定的味道,然后他就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感觉”。对于有些词语,他听起来的感觉是“很光滑,白色的”,有些词语却是“跟箭头一样锐利,橙色的”。而卢里亚的同事,著名的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的声音则是“很脆,黄色的”。电影摄影师谢尔盖·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声音很像“火焰”,而且还带有一些“突出来的纤维”。 词语让S的脑海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心理影像。如果我们听到或者从书本上看到“大象”这个词语,我们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大象是一种体形硕大、浑身灰白、行动迟缓、四肢粗壮、鼻子很长的动物。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脑海中是不会显现出大象的样子的。当然,如果刻意去想象,大象的样子也会显现出来,只不过需要稍微作一点努力。在正常的交谈和阅读过程中,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不过,S的大脑却能自动地在第一时间产生词语的影像,这一过程无法遏制。他跟卢里亚说:“我听到‘绿色’这个单词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只绿色的花盆;听到‘红色’的时候,就看到一位穿着红色上衣的男人朝我走过来;听到‘蓝色’,就看到有个人站在一扇窗户前面挥舞着一面蓝色的旗子。”因为每个单词都能引起一个联觉影像,有时是一种味道,有时是一种气味,S每天就像活在一个好似曾经从现实中剥离的梦境一样,但他本人却清醒无比。他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精神却在另一个充满影像的世界里游走。 这些出现在S大脑中的影像是如此清晰,有时候甚至S都把它们当成了现实。卢里亚在他的书中写道:“其实,对于S来说,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他大脑中的影像世界是真实的,还是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他或许只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匆匆过客。”当S想象着自己追在一列火车的后面使劲儿地奔跑,他的脉搏跳动就会加速;当他想象着把手伸到一个滚烫的火炉里,他的体温就会随之上升。他甚至自称可以运用想象减轻疼痛:“比如我去看牙医……我坐在那儿,感觉到疼了……我就看到了一小截橘红色的细线。这时,我就感觉很难受,因为如果就这么想着,不管它的话,这一小截细线会变成一团线……所以,我就在头脑里把这小截线剪断,然后让它变得越来越小,直到剩下一个小点。这个时候,疼痛就消失了。” 对于S来说,甚至连数字都带有人的性格。他的原话是:“1是一位很骄傲的体型很好的男士;2是一位情绪激昂的女士;3是一个忧郁的人(为什么?我怎么看不出来?);6是一位男士,他的脚肿了;7是一位留着胡须的男士;8是一位胖胖的女士,或是一个麻袋套着另一个麻袋;而87则是站在一起的一位胖胖的女士和一位男士,这位男士使劲儿地捋着自己的胡须,而且动作很快。”虽然S能够运用他的联觉记忆如此形象地想象出这些数字,但是他却理解不了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比喻。他解释说:“如果在脑子里产生不出视觉影像,我就没有办法理解。”比如像“无限大”和“没什么”这样的抽象词语,他就很难理解。“比如说听到或看到‘某些事情’这个词语时,我能看到的就是一片很浓的蒸汽,颜色跟烟一样。我听到‘没什么’这个词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片稀薄的蒸汽,几乎是透明的。我尝试着去抓一些‘没什么’的时候,什么也抓不到。”这时候,S在脑海里就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描绘这些词语了。再比如像“字斟句酌”这样的抽象表达,在S的大脑里出现的是一杆秤。S基本上无法理解诗歌,除非诗歌的表面意思和深层含义完全相同。就连简单的故事他也很难理解,因为看到一个词语,他大脑里就会不自觉地产生这个词语的影像,再不然就是一些关联的影像或记忆,这样也就阻碍了他的理解。 像S的记忆一样,我们所有人的记忆处于一个相互关联的神经网络中。但这里所说的相互关联的网络并不是比喻,而是大脑物理结构的一种真实状态。我们的脊柱前端顶着一个3磅重的家伙,它正是大脑。每个大脑中大约包含1000亿个神经元,而每个神经元与其他神经元之间的关联至少有5000~10000个。从最基本的生理学层面上讲,记忆其实就是神经元之间的关联。我们记忆中的每一种感受,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是由这个庞大的神经网络中神经元之间的关联改变而产生的,通过这种改变,我们的大脑也相应产生了变化。可以说,就在你看完这句话之后,你的大脑的物理结构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听到“咖啡”这个词,你可能想到的是“黑色”、“早餐”和“苦”。这是一系列电脉冲沿着大脑中的某条路径飞驰的结果,这条路径在大脑中是真实存在的,它连接了一系列神经元,用以解码“咖啡”、“黑色”、“早餐”和“苦”等概念。科学家们已经十分清楚这个原理,但是这些神经元是怎样“承载”记忆的,至今在神经学领域还是一个难解之谜。 近几十年来,全球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时至今日,还没有谁真正地看到过人类大脑里的记忆状态。依靠现有的成像技术,神经学家可以了解到大脑的基本结构。而对神经元的研究又让人们了解了脑细胞之间的关联和内部结构。但是,依靠现在的科学技术,人们依然搞不清楚大脑皮层神经回路是如何工作的,而大脑充满褶皱的组织又是怎么帮助人们计划未来、计算数学题、创作诗歌并保存记忆的。目前,我们对大脑进行认知就好比在飞机上俯瞰一座城市。我们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工业区、住宅区、机场和主要交通干线的位置,也能看到郊区和城区的分界线,甚至连这座城市中的某位居民(相当于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的样子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但是多数情况下,坐在飞机上的我们不可能知道,下面这座城市里的某位居民如果感到饥饿会到哪里就餐,也不清楚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大脑让我们的感知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大脑的内部,也就是一些想法、记忆和语言,对于研究者来说至今仍是一大谜团。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大脑的非线性关联让我们难以有意识地按照一定的顺序去搜索记忆。只有在关联性的想法或知觉(在充满无穷关联的大脑神经网络中的其他节点)的触动下,在人们的意识中才会猛然跳出一种记忆。因此,在记忆偶尔消失时(例如突然忘记一个人的名字),继续往下回忆或回想都是徒劳的,也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挫败感。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一片黑暗中停下来,然后打开手电筒去寻找一些线索,帮助我们重新回忆起这条信息。比如,我们要回想“她的名字是以字母L开头的……她是画家……几年前我还在一次聚会上见过她”,就这样想下去,直到利用这些关联的记忆回想起某件事情,“哈,对了,她叫莉萨(Lisa)!”大脑的记忆并不是遵循线性逻辑而产生的,我们要做的是按照顺序在大脑中查询,或者整体浏览这些记忆。 但是,S跟常人不同,他就可以按线性逻辑回忆信息。他的记忆就像图书馆里的卡片目录一样有条有理。他记住的每一条信息在他的大脑里都有着固定的地址。 比如,如果我让某个人记忆以下这些词语:“熊”、“卡车”、“大学”、“鞋”、“戏剧”、“垃圾”、“西瓜”。他或许能够把这7个词全部记下来,但是很难按照顺序记住。S却可以做到。对于S来说,在一串信息中的第一条信息一直都会牢固地与第二条信息相连,然后第三条信息继续牢固地连接第二条信息。不管他是记忆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还是数学公式,所有的记忆都是按照线性方式存储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不仅能够从头到尾正常背诵一首诗歌,也能够把它倒着背出来。 S在记忆信息的时候,他的大脑会严格按照一定的顺序把这些信息归入一定的结构和位置中,这样的结构和位置是他所熟悉的。卢里亚在书中写道:“当S读到一长串单词的时候,每个单词都能激发出一幅图像。如果这串单词太长,他就会找到合适的方法,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分配这些图像。大多数时间……他会沿着他脑海中的道路或街道‘分配’这些图像。” 在记忆信息的时候,S的大脑会沿着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散步,或者来到他在托尔若克的家中,或者去其他一些他曾经到过的地方,然后把脑中的所有图像沿着他走过的路线安放到不同的位置。例如,他会把一幅图像放在一座房屋的门口,把第二幅放在一个路灯附近,把第三幅挂在一个篱笆墙上,把第四幅放在花园里,然后把另外一幅放在一家商店的橱窗架子上。他的大脑在分配这些图像的时候,就像沿着一条真实的街道摆放真实的物体一样容易。如果要求S记忆“熊”、“卡车”、“大学”、“鞋”、“戏剧”、“垃圾”、“西瓜”这7个词语,他就会先想象出7幅图像,然后再沿着出现在他脑海中的道路摆放这些图像。 安放完毕之后,如果未来的某年某月某日,甚至在10年之后,S要回忆这些图像,他只需要重新来到存放这些图像的道路上,再沿着街道走上一遍。这时,他依然能清楚地看到他原先安放的图像。不过,在少数情况下,S也会忘记某幅图像,卢里亚这样描述S的这种遗忘:“这些遗忘……并不是‘记忆的缺陷’,而是一种‘感知上的缺陷’。比如说,S在记忆一长串单词时,会忘记‘铅笔’这个词。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把铅笔的图像放到了篱笆边……你知道,就是街边的那个篱笆。但是,它掉到篱笆里去了,我沿着街道走的时候根本就没看到它。’有一次,他又忘记了‘鸡蛋’这个词,他说:‘我把鸡蛋靠在了一堵白墙上,但是鸡蛋是白色的,墙也是白色的,它们混在了一起,我也就看不到鸡蛋了。’” S的记忆力就像一头野兽,不管你喂它什么,它都狼吞虎咽地吞下去,却没有能力把那些不值得留在脑子里的信息排除掉。S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卢里亚所说的“遗忘技巧”。每种感知所附带的图像都存储在他的大脑中,这些图像他一个都忘不掉,这种情况让他感觉很不舒服。S尝试过各种方法,试图把这些图像从脑海中抹去。他把这些信息写到一张纸上,希望这样自己就不会再去记住它们,但是没用。没有办法,他于是把这张纸给烧了,但还是不起作用,他居然在火中也能看到数字。最后,老天突然开眼了。有天晚上,他的脑子里浮现出以前记忆过的一张数字表,怎样都抹不掉。就在这天晚上,他找到了忘记的秘诀。他的方法是:告诉自己,想要遗忘的东西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说:“如果我自己不愿意记起这个数字表,它就不会在我的脑子里出现。我需要做的就是要意识到这一点。” 大家或许会想,既然S拥有像吸尘器一样横扫一切碎屑的记忆,他应该会是一位很成功的记者。我想,如果我也可以不用记笔记而仅仅依靠大脑记住所有的信息,而且在需要这些信息的时候能够立刻回想起来,那么我的工作肯定会做得更好。或许,我还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做得更好。 但是,S的记者生涯并不成功。他在报社没有待多久就换工作了,之后的其他工作也是一样,都做不长久。卢里亚说,S就是那种“注定漂泊的人,然后日日期待着什么时候会有特别美好的事情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到最后,再也没有公司愿意聘用他。他成了一位表演者,就像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影片《三十九级台阶》(The 39 Steps)中的记忆术职业表演者一样,成了舞台上的老古董。 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中,他塑造了一个和S一样的主人公富内斯。富内斯的记忆永不消退,但是他分不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是不重要的事情,不会按优先顺序整理信息,也不知道什么是归纳。他“没有一般的、纯理论的思维”。就像S一样,他的记忆力过于强大了。博尔赫斯在故事中总结道,是遗忘而不是记忆造就了人的思维。这个世界如果要变得更有意义,我们就要学会过滤信息,“思考其实就是遗忘”。 S的记忆力强大得有些让人吃惊,不过事实上,普通人也拥有像他这样高度发达的记忆力。在伦敦,偶尔会看见骑着轻便摩托车的年轻男人(很少看到这样的女人)在车流中快活地穿梭,在行驶的空当,他们偶尔还会瞄上一眼绑在车把手上的地图。这些勤奋的摩托车驾驶员其实是在努力训练自己,希望能够成为伦敦市的出租车司机。在得到伦敦公共运输局的职业认证之前,这些准出租车司机需要花费2~4年的时间去记忆2.5万条街道和1400个路标的位置,还要对这座巨型迷宫般的城市的交通情况了如指掌。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他们还要参加一项名为“知识测验”的考试,该项考试的难度极高。要想通过考试,他们不仅要准确地找出伦敦市内任意两个地点之间的最短路线,还要给出这条路线上所有重要旅游景点的名字。在参加考试的所有考生中,大约只有30%的人能够通过考试并拿到驾照。 2000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位神经学家埃莉诺·马奎尔(Eleanor Maguire)决心研究一下,在伦敦市内迷宫般的大街上开出租车的经历对这些司机的大脑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她把16位出租车司机请到了她的实验室,然后用核磁共振图像扫描仪扫描了这些司机的大脑。结果,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这些司机的大脑的右侧海马区后部比普通人的这一部位大7%。虽然这个数字本身微不足道,但是它却令我们看到大脑的差异是巨大的。马奎尔得出结论:这些司机在伦敦市内大街小巷穿梭的经历已经改变了他们大脑的总体物理结构;而且司机的驾龄越长,这种影响也就越大。 人类的大脑是一个易变器官,它可以在特定的范围内被重新构建。如果一个人接收到一种全新的感知,大脑也会重新适应这种感知。这种现象叫做“可塑性”(neuroplasticity)。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成年人大脑的神经元是不可再生的,而且神经元的突触可以通过学习重新组织,从而形成新大脑的细胞关联。大脑的基本解剖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是马奎尔的研究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马奎尔在完成了对出租车司机进行的突破性研究之后,把研究方向转向了脑力运动员。她和《超强记忆》(Superior Memory)一书的两位作者伊丽莎白·瓦伦丁(Elizabeth Valentine)、约翰·怀尔丁(John Wilding)一起组成研究小组,对参加过世界记忆力锦标赛的10位顶尖记忆力选手进行了研究。他们想搞清楚,这些参赛选手的大脑结构和普通人的是否不同(就像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大脑结构有异于常人的那样),如果不是,那么他们是不是因为很好地利用了记忆力,才令记忆力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 马奎尔和其他两位小组成员用核磁共振图像扫描仪扫描了这10位参赛选手及一组被测试人员。在扫描仪进行扫描的同时,所有的被测试人员都开始记忆一组三位数字、一组人类面孔的黑白图片和一幅放大的雪花图像。马奎尔他们原本以为,这些拥有超强记忆的脑力运动员的大脑结构会与普通人不同,那样也就能说明在进行大量信息记忆的同时,这些选手可以重组自己的大脑。但是,根据扫描仪成像数据显示,他们的大脑结构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些脑力运动员的大脑与其他被测试者完全一致。另外,在对运动员进行普通认知能力测试之后,马奎尔发现,这些运动员的得分完全是处于正常范围之内。这些拥有超强记忆力的脑力运动员并不比普通人聪明,他们的大脑也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埃德和卢卡斯曾经对我说过,他们的记忆力其实跟常人一样普通。看来这话并非谦虚,而是大实话。不过,这些记忆力锦标赛参赛选手的大脑还是和其他被测试者的大脑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马奎尔发现,这些参赛选手在记忆信息的时候,被激活的大脑回路和其他被测试者完全不同。功能性核磁共振图像扫描仪的扫描结果显示,在记忆信息的时候,参赛选手大脑中的某个区域相当活跃,而其他被测试者的大脑中的相应区域却并不活跃。 接收到新的信息后,参赛选手大脑中的一部分区域就被激活了,这部分区域也包括伦敦出租车司机大脑中扩大的那部分右侧海马区后部区域。这些区域主要负责图像记忆和空间导航。乍看之下,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参赛选手在记忆这些三位数字的时候,要在大脑中把这些数字转化成图像· 而他们记忆雪花图像的时候,又为什么像伦敦出租车司机一样需要导航? 马奎尔和其他两位研究人员让这些脑力运动员描述一下在记忆信息的过程中具体都在想些什么,他们的回答揭示他们使用了一种和S记忆信息一样的方法。只不过他们的大脑并不是先天就拥有这样的联觉记忆能力,他们是有意识地把要记忆的信息转化为图像,然后把图像沿着自己熟悉的空间路线安放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的大脑并无天赋,而且也不是自动完成这一过程的。马奎尔的功能性核磁共振图像扫描仪扫描结果中所呈现的脑力运动员的脑神经活动方式,是经过训练和练习的结果。脑力运动员们进行自我训练,才使记忆力变得和S的一样强大。 我对埃德、他那沉默寡言的朋友卢卡斯,以及他们推广超强记忆力的宏伟计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们俩似乎对我这样一位和他们年龄相仿的记者也产生了兴趣。他们或许以为我会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发表在某个他们没听说过的杂志上,或者能帮助他们快速成为记忆术领域的名人。结束了学校的培训课程后,埃德和卢卡斯邀请我到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坐坐。在那里,我们和一位摄影师见了一面。这位摄影师很有抱负,是埃德上寄宿中学时的好友。在埃德和卢卡斯在纽约的日子里,他形影不离地跟着他们,用一台8毫米摄影机拍下了埃德和卢卡斯所有有趣的经历。有一次,他们要去帝国大厦的观景台游玩。在电梯到达观景台的53秒时间里,卢卡斯尝试着记住一副扑克牌的顺序。这次经历也被这位摄影师拍摄下来。(埃德面无表情地告诉我:“我们想看看全球最快的电梯的速度能不能超过奥地利最棒的扑克牌记忆能手的记忆速度,结果电梯输了。”) 喝了几杯酒之后,埃德似乎很急切地希望我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些脑力运动员的隐秘的地下世界。他要给我介绍一下关于KL7的一些仪式。所谓的KL7,是“一个记忆能手的秘密组织”,是他和卢卡斯在参加2003年吉隆坡记忆力锦标赛时共同创办的。不过,很明显,这个组织可不像他形容的那样隐秘。 我问他:“KL,指的是吉隆坡(Kuala Lumpur)吗?” “不是的,KL代表的是‘学习的骑士们’(Knights of Learning)。后面的数字7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有7个人加入了这个组织。”埃德一边给我解释,一边喝着啤酒。啤酒是免费的,因为他刚刚给这里的女服务生表演了记忆扑克牌的绝技,结果赢得了三杯免费啤酒。他接着告诉我:“KL7是一个致力于改善教育水平的国际性组织。” “能够成为我们协会的成员,是一种特别高的荣誉。”埃德又补充了一句。 这个组织曾经获得过1000多美元的投资,但是现在都冻结在卢卡斯的银行账户里。埃德承认,KL7从成立至今还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组织里的成员也只是在记忆力比赛过后的晚上聚一聚。(卢卡斯曾经设计过一个小物件,是个很精致的密封桶形连接件,可以折叠起来当做箱子用。靠这个小玩意儿,组织挣得了一些经费。)我想了解这个组织的其他相关事情时,埃德却要向我介绍他们最重视的一项仪式。 “就叫它‘魔鬼的仪式’吧!”埃德说完之后让身旁的纪录片摄影师乔尼用手表定个时间。然后他接着说:“我们每个人只有5分钟时间,这期间要做的事情是喝两杯啤酒、亲吻3位女士和记忆49个随机数字。为什么是49呢?因为它是7的平方。” 卢卡斯很快回应道:“我感觉这件事可是真有点儿难度,不过,让我说难还真是不容易啊!”他穿着一件亮闪闪的墨绿色外套,领带比这件外套还闪亮。他让那位刚刚看过他扑克牌表演的女服务生亲他3下,女孩很愉快地照做了。 “从技术上讲,你这3个吻是不太符合要求的。不过,我们饶了你!”埃德宣布,啤酒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流。接着,他从口袋里抽出一页印有数字的纸,把它撕成了几部分。他的手指沿着这些数字飞快地往前移动,直到第49个数字那里停了下来,然后他站起身,唾沫飞溅地喊道:“看我的!”说完之后,他一瘸一拐地走出酒吧,走到一个货摊前,那儿站着3位银发女士,看起来年纪很大,估计不太喜欢酒吧这样的喧闹场合。埃德向这3位女士使劲儿解释着他的处境。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3位女士对他的请求还是没有任何回应。但是埃德隔着一张桌子,倾身向前,一个个地吻了过去。她们满是皱纹的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埃德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回来了。他挥舞着胳膊,要我们和他击掌庆贺,然后宣布下一轮比赛开始。 我有点儿搞不懂埃德这个人。我逐渐了解到他其实是个唯美主义者,这让他有些像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他完全把生活看成了艺术,在我遇到的人里,还没有谁像他这样唯美地对待生活,就连他的无忧无虑都好像是仔细计划过的。他所认为的有价值的事情,和传统价值观里所谓的“有用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在他的生命中还有一个可以调动他行动的目标,即所谓的最高人生追求的话,那就是恶作剧了。他不遗余力、分秒必争地追逐着这个目标。在饮食和生活享受方面,他是极其讲究的。在完成他的博士研究项目(记忆与认知的关系)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对自己的要求又是极为苛刻,看起来他好像要完成一项很伟大的事业。从传统审美观上看,他本人长得并不怎么帅。但是在酒吧小聚的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在大街上跟一位女士搭讪,然后问对方要一根香烟。几分钟过后,那位女士离开了,而他居然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而且还念念有词地背下了这个号码。他告诉我,他“最常用的酒吧搭讪术”就是先故作潇洒地靠近一位年轻女士,请对方随便说一串“任意长度的数字”,然后告诉她,如果他能把这串数字全部背出来,就请他喝香槟。 那天晚上,埃德告诉了我很多发生在他身上的有意思的故事,包括他遇到的一些堪称“教训”的事。在新西兰的时候,因为有酒吧保安追他,他曾经从一家酒吧越窗而逃;在英国的时候,他搞砸了一位超级名模的聚会(“那时我还在用轮椅,对单侧车轮离地平衡的特技很拿手,所以逃跑起来还是很容易的”);有一次是在巴黎,他参加一位英国大使举行的聚会,把现场弄得乱七八糟(“那次我穿着一双很脏的鞋,那位大使撵着我满屋跑”);在洛杉矶的时候,他为了付公共汽车的车票还乞讨过,这段经历他是怎么也忘不掉的。 那天,我对他的这些自我编排的离奇故事还有一点怀疑,因为那时我并不真正了解他。同时,我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在他心里,他很清楚这些行为是很过分的。我们一起喝了很多酒,我感觉这段酒吧时光过得还不错。不过,我忽然意识到,在这期间他们一直还没有叫过我的名字。我记得第一次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已经告诉过他们我的名字了。埃德在服务生面前喊我“我们的记者朋友”,而卢卡斯根本没有叫过我。我知道他们这是在逃避。但是,埃德早些时候跟我吹嘘过,他能把他见过的所有女孩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都记下来。我以为,这种令人钦佩的技巧可以让一个人生活得更好。据说,比尔·克林顿从来都不会忘记别人的名字,看看,人家最后成了总统。但是,此时我对埃德口中的“能够记住”就有点儿不太确定了,或许就像他说“可以倒着背出一个长达百万位的数字”一样让人不太确信—或许是因为在他真的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他才能做到这些。于是,我就问埃德是否记住了我的名字。 “当然了,乔希嘛。” “我的姓呢?” “该死。你告诉过我吗?” “当然了。福尔啊。全名是乔希·福尔,看来你还算是人类。” “咳,我……” “我以为你记忆人名的时候,应该有很不错的技巧啊。”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技巧的实用性和我的酒量是成反比的。” 后来,埃德对我解释了他记忆人名的过程。在参加记忆力锦标赛的面孔与人名项目时,他就是按照那样的过程记住了全部99张面孔所对应的名字(只包括名和姓两个词)。他向我保证,我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记住参加聚会和会议的人们的名字。“其实很简单,”他说,“就是把一个人的名字的发音和你很熟悉的一个形象联系起来。要在大脑里想象出跟这个人有关的一个生动的形象,然后利用这个形象,把你对这个人的脸部记忆和名字的记忆永久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以后回想起或者需要记起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所想象的那个形象就会自动跳到你的大脑中……然后呢,呃,你说你叫乔希·福尔,对吧?”他扬了扬眉毛,夸张地摸了摸下巴:“嗯,我会想象我们在比赛大厅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在调戏我。然后我呢,就把自己分成了四份回应你。‘四’(Four)不是和‘福尔’(Foer)的发音一样吗,知道了吧!相比你的名字本身来说,这种想象更有意思一些—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也就会在脑子里停留得更加长久一些。”我突然感觉,他的这种技巧其实就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联觉记忆术。 为了弄清楚这种记忆小窍门为何会起作用,你首先得清楚一种很奇怪的健忘现象,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贝克(Baker)和面包师(baker)的悖论”。这个悖论是这样的:有位研究人员分别向两位被测试者展示了同一个人的照片,然后告诉其中一位,这张照片中的人是位面包师,告诉另外一位,这张照片中的人姓贝克。几天后,这位研究人员又向这两位被测试者展示了这张照片,然后问他们这是谁的照片。被告知是面包师的那位被测试者记住了照片中的人是面包师,但是另外一位却没有记住这个人的姓氏。为什么会这样呢?同一张照片,对应又是同一个单词,结果记忆的内容却如此不同。 当你听到这张照片中的人是一位面包师的时候,这个事实就会很容易进入你的整体思维网络中,你会想象面包师的样子:他烤着面包,戴着一顶白色的高高的帽子,回到家之后身上会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但是,听到名字“贝克”之后,进入你的记忆的只是这个人的脸部特征。这时,大脑的记忆与这个人的脸部的联系就不太牢固,而且很快就会消失。于是,这个名字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抛弃到“遗忘”这个地下世界里。(当你感觉有一个名字就在嘴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是因为与我们的记忆关联着的只有部分“承载”这个人名的神经网络,而不是全部神经网络。)但是,当你听到这个人的职业的时候,就会有许多关联来唤起记忆。就算刚开始你没有记起这个人是个面包师,但是在你的大脑中或许会有一些关于他做面包的朦胧记忆,或者你会把他的面部和一顶高高的厨师帽联系起来,或者会想起你家旁边的面包店等。在这个混乱的关联中,任何一个联系点都能够让你回想起他的职业。在面孔与人名记忆项目中获胜的秘诀,以及在真实的世界中记忆别人的名字的方法其实都很简单,就是把“贝克”(Baker)这个词转成“面包师”(baker),或者把“福尔”(Foer)联想成“四个”(four),或是把“里根”(Reagan)转化成“射线枪”(ray gun)。 这种技巧虽然简单,但是很有效。 我试着利用这种技巧去记忆那位随同埃德和卢卡斯的摄影师的名字。他告诉我,他叫乔尼·朗兹(Jonny Lowndes)。埃德插嘴说:“他在高中的时候可胖了,所以我们都叫他‘胖子朗兹’(Pounds Lowndes)。”我哥哥的小名就叫乔尼。于是我闭上眼睛,想象我哥哥和朗兹在一起,手挽手狼吞虎咽地吃一块一磅重的蛋糕。 “我们可以多教你一点儿这方面的技巧。”埃德说,然后很兴奋得转向卢卡斯,“我在想,今天晚上我们能不能教他如何夺取美国记忆锦标赛的冠军呢?” “我想你是不是太不把美国人当回事了?”我回应他。 “不是。跟你想的恰恰相反,我认为他们只是没有好的教练。”埃德说,“我敢保证,如果你每天练习一个小时,明年的美国记忆力锦标赛冠军就是你。”说完,他又看着卢卡斯问道:“你觉得他行吗?” 卢卡斯点点头。 “那要你和东尼·博赞一起教我才行。”我说。 “啊,对了,那位大家很尊敬的东尼·博赞,”埃德带着嘲弄的口吻说道,“他是不是又跟你吹他的那一套‘大脑其实跟肌肉一样’的废话了?” “呃,是啊。” “大脑和肌肉都有各自的特征,任何人只要明白这一点,就会意识到这个比喻是多么可笑。”埃德说。从他的这句话里,我隐约感觉到他和博赞的关系不太好。“其实你最应该做的就是让我当你的教练,训练你的记忆力,管理你所有的记忆力训练活动。然后,呃,我也可以做你的精神瑜伽引导师。” “那你能从教我的这个过程中得到什么呢?”我问他。 “开心。”他笑着回答我,“另外,你是记者,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我不介意你把我写成是一位优秀的家教老师,在度假胜地汉普顿给你的女儿上课,一小时的家教费不计其数。” 听他这么说,我不禁笑了起来。我告诉他我会考虑考虑。不过,说实话,要我每天都花上一个小时去记忆那些扑克牌,那么多页的随机数字,或是完成其他要成为一位“脑力运动员”所要完成的脑力训练,我可真没多大兴趣。我早就承认自己是有点儿聪明,在高中的时候,我可是学校问答比赛小组的组长,虽然我的任务只是看着手表计数。但是,埃德这样的脑力训练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儿难了。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自己的记忆力到底能有多好,再加上埃德的鼓动,我开始考虑他所说的脑力训练。我见过的所有脑力运动员都认为普通人可以改善自己的记忆力,也就是说,普通人的大脑都拥有S的那种未经开发的记忆能力。我决定自己要去亲身验证一下他们的说法是否正确。那天晚上回到家之后,我打开电脑,看到我的邮箱里有一封埃德发来的电子邮件,里面写着:“怎么样,想好没有?我能做你的教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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