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钟和（右）在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行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受外部经济形势不明朗、原油和其他一些商品价格上涨等负面因素影响，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之路将漫长而艰难。 新华社记者 谭卫兵 摄

7月6日，在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名股票交易员观看印度财政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在议会宣布新预算案的电视报道。慕克吉当日在议会宣布了印度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预算案，部分延续了上届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并加大对农业和贫困人口福利等社保收入。 新华社/路透

    亚洲经济问题核心是结构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政府经济刺激计划虽必不可少，但只是短期性应急措施。亚洲国家必须进行经济改革，改进劳动力市场结构，提高国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建立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网络。亚洲必须找到一个更具可持续性、国内消费更活跃的经济模式。

    美国《外交》双月刊7—8月号刊登外交学会国际问题研究员布赖恩·P·克莱因和英国《经济学家》周刊驻东京记者肯尼思·尼尔·库基尔合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
    亚洲经济问题核心是结构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政府经济刺激计划虽必不可少，但只是短期性应急措施。亚洲国家必须进行经济改革，改进劳动力市场结构，提高国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建立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网络。亚洲必须找到一个更具可持续性、国内消费更活跃的经济模式。
    出口依赖是亚洲经济衰退的诱因

    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亚洲首当其冲。台湾2008年第四季度的出口下降了42%，工业生产下降了32%———比美国在大萧条时还要严重。2008年，日本在近30年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今年春季，日本的工业生产降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新加坡政坛元老李光耀预测，2009年，这个城市国家的经济可能会下降10%，是自1965年独立以来最大幅度的萎缩。
    在这一地区，一年前还因表现一贯强劲而受到赞扬的各经济体已经停下了脚步，甚至陷入了衰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导致亚洲目前这一经济困境的正是此前令它获得成功的发展模式：对出口的严重依赖。在决定靠出口工业制成品获取成功后，亚洲领导人让自己处在了极易受西方消费减少影响的境地。经济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也很薄弱，对公共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性事业投资不足，国家治理不善和法治欠缺。从经济快速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忽视了这些问题，至于普通民众，只要收入每年都有所增长，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亚洲经济问题的核心是结构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必不可少，但主要聚焦于短期性的应急措施。亚洲的商业模式已经衰退，什么将取而代之尚不清楚。
    如果亚洲领导人不能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减轻贸易失衡状况、推动国内消费和发展社会保障网，目前这场危机将导致以下这些普遍性问题：最近刚刚脱贫的这一代人可能会再度陷入贫困，经济衰退时间过长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

    内需不发展背后的问题

    商业交换是所有经济体的基础，为什么依赖外国消费而不是国内需求会有如此大的不同？极度依赖出口让一个国家易受其它地区经济衰退的影响。
    过度强调某一领域还会以消极的方式改变商人、政治家和公众的动机。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出口上还会导致经济扭曲。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和外国直接投资都涌入出口行业，损害了整体国内经济的利益。公共教育、医疗、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商品经常受到忽视。
    这就能够解释亚洲人为何要尽可能地攒钱：他们需要“自我保险”，他们要自己肩负这些经济重担。在这一地区，通常一户人家会将年收入的10%到30%存起来。在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全国的储蓄额(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虽然节俭通常是一种美德，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是一种恶行，因为它使金钱远离消费，而消费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改善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
    亚洲国家的内需还受到其它若干因素的制约，其中包括长期性的资源分配不当。错误思想引导下的投资导致了对房地产的盲目开发，虽然真实(非投机性)需求往往很弱。在北京和上海，仍在建设新的写字楼，虽然空置率正在上升。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仍然受到严格限制。银行通常更青睐大项目和得到政府计划支持的项目，因为它们认为，这些项目风险较低，所提供的担保品价值较高。但通常情况下，小公司使用资金的效益更高，更具有创造性，能使更多人分享财富。银行青睐大项目和政府项目的问题是严重问题。
    而且，贷款不成比例地流向势力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不管它们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香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家族集团和大型联合企业。在中国，占GDP70%的中小型企业只利用了中国20%的金融资源，这种趋势不能单单以大企业的资本集中来解释。
    对大项目和大企业的偏袒使权力落入了精英们的手中。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香港最大的15个家族控制了相当于香港GDP84%的财富；在马来西亚，这一数字是76%；在新加坡和菲律宾，这一数字接近50%。尽管从那以后情况有所改观。目前，由李氏家族掌控的三星公司占到了韩国全部出口的近1/5。
    这种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导致全亚洲的企业管理十分薄弱。尽管渎职行为确实并非亚洲所独有———美国曾发生过一些大规模企业倒闭事件———但该地区的人大多缺乏责任感。

    亚洲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资本过于集中、过于追求出口

    由于资本如此集中，亚洲中产阶级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过去20年中，尽管个人消费和工资就绝对值而言有所增加，但在亚洲整体GDP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却下降了。在许多国家，工人们买不起他们生产的商品；国内消费无力缓解出口下降造成的衰退。
    在中国，尽管出口和企业利润在1997年至2007年间迅速增长，工资占GDP的实际比例却从53%下降到了43%。尽管亚洲各国人民的经济状况比以前好了很多，但他们的福利却没有跟上他们身边经济增长的步伐。可以从消费者行为中看到这种后果。在过去10年中，随着亚洲经济增长，国内消费却大致维持在原有水平，或者说相对于GDP而言实际上有所下降。在中国，它由45%下降至35%。尽管支出增长了，但理应伴随着经济增长而诞生的庞大的富裕消费者阶层却还没有完全成型。
    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最近在一份报告中估计，中国年收入超过3.65万美元的家庭有160万个。尽管对奢侈品品牌而言这一数字相当可观，但它还不足以支撑大范围的国内消费增长。单单中国和印度可能就有20亿新消费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极为贫困。
    亚洲经济奇迹的另一个因素———集中计划———也造成了今天的困难。在经济发展初期带来稳定的国家调控如今正在遏制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和更为繁荣的国内经济增长。尽管经历了30年的改革，但中国政府依然拥有全中国76%的财富，掌控银行部门，并监管着占整个经济1/3的国有企业。同样，在政府已废除被称为“许可证为王”的复杂规定的印度，繁琐的手续依然在阻碍商业发展。
    最终，追求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必须付出隐藏的代价。它分散了决策者和商业领袖的注意力，他们本应努力建立和巩固推动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制度。绝大部分新增财富使用效率低下，或单纯被储备起来。一些国家明显的弱点也被忽视了———从腐败、法律监管不健全到环境恶化。
    由于结果显示出口模式是成功的，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就变得更为困难了，因为既得利益者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现在，整个亚洲还没有做好迎接一段漫长的经济增长放缓时期的准备。

    可持续模式的建立：提高工资、发展教育、完善社保

    在西方，经济危机宣告了一个大规模去杠杆化时代的到来。那些靠大规模举债来逐步增加收入的金融机构不得不采取措施降低风险，这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这种调整虽然痛苦但却是必需的。同样，亚洲经济体也需要经历类似过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转而刺激国内消费。
    值得赞扬的是，亚洲国家对衰退的反应是迅速的。中国公布了一项近6000亿美元的两年期支出计划(尽管引发了其中有多少是新投入资金的担忧)。日本经济刺激计划的总额达2500亿美元，约为GDP的5%。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已拨出了相当于本国GDP8%至9%的资金。
    不过，尽管这些计划强调要投资社会福利项目，但大部分支出落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上(这是有用的，因为这种项目雇用非熟练工人)。中国花在教育和医疗上的支出不足4%。
    亚洲国家可以在发展人力资本、提高收入和减少储蓄等领域采取更有价值的政策。一个明显具有积极意义的长期做法是发展教育。不过，关键不在于单纯地修建更多的学校，而在于扩大现有国家助学贷款和助学金项目的规模。这不仅可以减轻穷人的经济负担，也可以让年轻一代将教育成本分摊到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样的话，家长可以减少储蓄，从而有可能增加国内消费。
    亚洲国家还必须改进它们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尽管衰退时似乎不像是增加商业成本的恰当时机，但永远不存在理想的时机。亚洲绝大部分的工作安排是非正式的。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拥有正式薪水和工资的工作只占总数的40%左右。这给企业带来了灵活性，但对工人却意味着缺乏保障。
    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提高工人工资，可以推动整个经济发展并刺激国内消费。这是上世纪之初美国的经验，当时，亨利·福特宣称，他希望付给他的工人足够多的薪水，让他们买得起一辆他生产线上装配的汽车。从1914年开始，福特将每日最低工资标准由约2美元提高到5美元，并制订了每周休两日的制度。亚洲必须爆发同样的消费革命，而提高工资水平是必要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亚洲国家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网络。缺乏基本的经济保障是亚洲人存这么多钱的最大原因，减少这些储蓄可以释放消费。不过，真正的社会福利体系，除了需花费很长时间来建立外，还需要充足的早期资金和民众在改变储蓄行为前对这一体系的测试。
    要做到这一点，方法之一是建立“社会财富基金”。“社会财富基金”可以获得国有企业中政府所持股份的一部分，并将其红利专门用于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事业。从电信运营商和石油公司到烟草公司，亚洲国家的国有企业拥有数百亿到数千亿美元的资产。将此类股权中的一大部分分配给一个专门基金可以显示出政府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决心。
    在某些地方，建立持久的社会保障网络将特别困难。例如，在中国建立涵盖广泛、国家主导的养老金体系的想法可能会和不利的人口状况撞车：在预期寿命大幅提高的同时，中国的出生率却一直在下降。未来不断萎缩的劳动力大军是否愿意或能够为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买单。
    在未来半个世纪中全面改革亚洲的社会模式将是一项意义不下于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改革亚洲经济的任务。这将是一个同样困难和漫长的过程———但必须现在就开始。
    一个繁荣的亚洲可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本世纪，亚洲将依然以其强劲的经济为傲，但必须找到一个更具可持续性、国内消费更活跃的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