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5日，山东炸响拆除小火电“全国第一爆”。山东省微山湖煤电公司8台燃煤小火电机组的主厂房和两座烟囱被爆破拆除。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流域限批”“区域限批”“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最近一段时间，有关环境经济等方面的新政策不断推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此前的“环保风暴”“环评风暴”到近期的这一系列新政策让我们欣喜看到，一幅“绿色经济政策路线图”正式浮出水面，在赢得广泛好评的同时，一些国家和部分机构对于中国环保发展还是发出了一些不同声音。对此，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建议，增大国际交流化解误解，同时要力争扩大中国环保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环保承受国际压力

　　有些国际舆论是不怎么客观的。像美国《纽约时报》就夸张地称，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的问题。“中国因为它自己的成功而窒息。虽然中国经济获得了一连串两位数的增长率，但这种增长来自于重工业和城市化令人吃惊的扩张，这种扩张需要巨大的能源，中国使用的能源几乎都是来自煤——最容易获得并且最易造成污染的资源”。
　　也有国际媒体比较公正地注意到了中国的巨大努力。西班牙《先锋报》称中国为“全球变暖的英雄与平民”，指出中国面对的巨大矛盾是，它将在很短的几年内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同时它也是为减少污染和能源消费作出最大努力的国家。文章称，作为学习西方失效发展模式中迟到的学生，中国被迫走上了一条工业化与非工业化、污染与保护环境相结合的矛盾道路。
　　对于部分国家针对中国环保问题发出的一些不同声音，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分会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项目主任王会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环保标准低、企业环境意识差是一些国家主要针对中国环保问题提出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污染可能带来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防范，这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同时，环保标准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不能脱离。
　　“当然，不能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就一定要如何降低标准，但一定要有一个国际标准本土化的过程。环保的投入力度、百姓的承受度都受到经济水平的制约，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也需要一个过程，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环保正在不断地朝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王会东说。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先明认为，对于一些国家针对中国环保提出的批评应该予以全面辩证的分析。一方面有些批评的确是国际上环保人士针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提出的客观批评，因为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消耗了较多的资源，由于能源的消耗必然带来一定的环境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正确的对待，通过不断的努力和交流来化解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环保问题作为攻击中国的手段，将很多违背事实的、没有实际相关性的事件和中国环保挂起钩来。
　　杨先明举例子说，很多人以湄公河被污染一事来攻击中国，认为该河水质的变差和中国有关，后来通过相关国际机构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湄公河的水质变差是和其下游国家的化肥使用量过多有关。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揪住这个问题来攻击中国，限制中国在自己境内合理合法的发展，这是没有道理的。这一事件充分说明，我们一方面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也应该实事求是的公布事情的真相，以此来加以反驳。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曦表示，全球层次上的舆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公正的，国际环境法达成一个一致的认识，叫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就是说，对全球的环境保护全球都有一个责任，这是共同的责任，但是这个保护环境的责任又是有区别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担负的责任是有区别的，因为环境问题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所以他们担负的责任应该更大。

环保新政策助推经济可持续发展

　　尽管部分国家对中国环保提出了一些不同声音，但中国为了改善环境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还是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德国联邦政府全球环境变化问题咨询委员会2007年6月发表题为《全球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问题》的评估报告称，近年来，中国已逐步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并开始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加强立法并成立相应机构。
　　《日本经济新闻》也在十七大期间报道称：“中国建设生态文明，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报告展现了中国为防止全球变暖积极配合制定《京都议定书》框架协议的姿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去年9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也积极评价了中国在应对环保问题上的努力。他说，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行动，并取得一定效果。
　　施泰纳认为，环境污染已成为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对中国政府的一大挑战。“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环境污染)和行动起来处理这个问题两个层面上，中国政府均值得加分。”施泰纳说。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加以应对，以环境经济政策为例，去年7月推出的“绿色信贷”，今年2月接连发布的“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贸易”等“组合拳”政策，表明我国环境经济政策进入环保部门与多个经济主管部门联手设计、配套实施的实质性操作阶段。
　　王会东说，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很积极的信号，环保总局作为一个末端处理的部门，不具备特别宽泛的权限，向上延伸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须和其他一些相关职能部门联系起来共同妥善地解决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这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王会东同时指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必须制定相关的长期战略。其中，五年规划是最具有战略性的工具，因为五年规划里的一些指标等都能分解到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国家五年规划的理念能影响到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五年规划的制订，因此应该妥善的运用这一工具。
　　“与此同时，应该想办法让企业外在成本内部化，例如将企业的污染通过税收等多种手段体现到其内在成本上，如果把配套政策都制订实施起来，会使企业自觉的按照好的行为模式去运作。这样不仅能节省行政管理成本，而且可以提高效率。”王会东补充说。

环保话语权有待进一步增强

　　记者发现，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加深，中国环保与国际的密切度在不断增强。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建议，进一步增强交流增大中国环保的国际话语权。
　　杨先明告诉记者，随着中国的国际贸易参与度越来越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环境问题必然引起世界关注，同时我们也开始关注其他国家的环境问题，这是全球化过程带来的必然现象。应该看到中国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把国外对我们的关注当成对我们改变以往粗放生产方式的一种推动力，也是很好的。
　　“但在话语权问题上，中国似乎总是比较被动，被人指手画脚。如果要改变这一局面，在国际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态度，不能有要发展就要污染的对抗心态。从国外和我国的经验来看，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成本太高，得不偿失，这就要我们开发任何的项目都把环境问题放在首位，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健康的、环境友好的方式，那么我们就敢理直气壮地说，话语权就更清晰，声音就更大。”杨先明说。
　　对此，王会东表示赞同，他说，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的不断增长，经济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对整个全球环境的影响也在加大，所以中国参与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多事情如果中国不参与就谈不成，中国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环保话语权也必然不断增大，但在国际谈判等方面应该更好地进行政策沟通、增加更有效的宣传，使别人更了解我们决策的背景、前提、立场和过程，以便消除误解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环保的国际话语权，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们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杨先明认为，首先，要对外推广好的经验和项目；其次，在舆论上要对破坏环境的项目、政府行为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揭露。同时，要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再次，要加强国际合作，用事实表明中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切实采取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