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货币及社会融资数据明显回落。货币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的下降固然与基数效应、6月份冲高及季节性波动等因素有关，但也从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在二季度经济企稳后，央行“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微刺激”取向并没有改变，并印证了所谓中国版“量宽”或“质宽”观点的错误。
　　2014年以来中国央行主要实施了两次“定向降准”，同时应用多项创新金融工具，如抵押补充贷款(PSL)、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与常设借贷便利(SLF)等。这些较常规的货币政策被一些国内外经济学家视为可与美日欧相“媲美”的所谓中国版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日前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又将此冠名为“质化宽松”(Qualitative　Easing)，并与美联储实施的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相比较。
　　尽管近期中国与美欧日的货币政策“貌似”，但实际上中国此举却远远不能与美欧日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相提并论。
　　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相继实施四轮(亦说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更是变本加厉，推行质化加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两年内将基础货币翻番；就连欧洲央行也不甘寂寞，推出所谓类宽松货币政策，不惜降息尝试负利率，并实施“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
　　美欧日意图在利率为零或接近于零的情况下，通过“扭曲操作”，打通短期利率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梗阻，压低短期利率，引导资金通过信贷等途径流向实体经济，以最终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目标。而中国目前所实施的货币政策则是以稳健见长，并不是所谓的量化或质化，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是以“微刺激”为主，最多也就是针对“三农”、“小微”等采取定向刺激力度稍大或者稍强而已，远不能与美欧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相匹敌，因为中国存款准备金率还在双位数，中国的利率也不低，中国央行仍有较大的政策调控空间，中国所实施的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也还是着眼于金融服务并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首先，这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8月14日，国办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细化落实此前出台的金融“国十条”，力促融资成本减低。日前央行增加针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向再贴现额度120亿元，给予棚户区改造1万亿PSL再贷款等，加大对民生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上半年末，我国小微企业贷款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农户贷款5万亿元，增长24.4%。
　　其次，这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去产能、去杠杆、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单凭扩张总量难以解决结构性问题。定向降准、贴现等货币政策可以增强金融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IT、绿色环保等资金支持力度，严控“两高一剩”贷款。
　　最后，定向降准是短期的“微刺激”政策。定向降准等结构性政策也需要完善，如资金流向的真实性、准备金工具的有效性等。8月初央行报告称，中长期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增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信贷资源投向的优化，根本上还是要依靠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货币政策主要还是总量政策，定向降准等政策只是辅助性的、短期性的，是服务于“微刺激”宏观调控经济的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