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发布之后，昨天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大涉农资金投放，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那么，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是否可以促进涉农资金的信贷投放?加强金融对“三农”发展的支持，我们具体应该怎样做?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著名财经评论员刘戈共同评论。
昨天的国务院会议传递出什么信号?“三农”金融将获得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能否预示未来货币政策可能会适度放松?定向降准这种微刺激能为农民带来什么?
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多项服务“三农”的金融新政。其中包括：分类推进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改革，培育发展村镇银行，提高民营资本持股比例，鼓励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整合放大服务“三农”能力。加大涉农资金投放。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落实县域银行业法人机构一定比例存款投放当地的政策。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开展农机金融租赁服务，创新抵(质)押担保方式，发展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等。
姜丽明(中国银监会合作金融监管部主任)：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必将对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机制的改革，促进完善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的创新发挥着重要走向，也必将推动农村金融服务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银监会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组建农村商业银行525家，其中288家县域农村商业银行。2013年底已组建1071家村镇银行，累计向137万农户发放了1474亿贷款。
向松祚：服务“三农”的银行不良率不一定会比服务城市的工商业高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对农村，“三农”的金融历来是一种优惠的政策，其实这也是全世界的一个惯例。我个人认为，中国在“三农”金融优惠方面做的远远不够，我们现在对农村，“三农”的金融发展依靠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比较多，商业性的金融机构首先要赚钱，要盈利，他还要上市，还要做大做强，所以他的心思慢慢的就不太会集中于服务“三农”，农民和农业，特别是农民，分散的农民服务起来多么麻烦，多少困难。你看欧洲，特别是德国，还有我们的邻国日本，他们当年服务农村“三农”主要是依靠什么?政策性的金融机构。
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里面也讲了，包括有一些保险的补贴，还有一些贷款的贴息，其实这都是一些政策性的手段，我觉得未来必须要加大政策性金融对“三农”的服务力度，政策性金融意味着什么?就是说首先，他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那么他的贷款的风险我们容忍度可以比较高，比如说不良率，或者是说损失率都可以稍微高一点。其实前几年中国银监会已经对涉农的贷款，包括大型商业银行的涉农贷款，也包括农村商业银行的涉农贷款不良率都有，这个指标上面都有比较宽容，我们叫提高风险容忍度，我觉得这是对的。
在人们想象中，我们服务“三农”的风险可能高，而且监管部门也提高了风险容忍度，就是指标方面我们要宽松一点，但实际上你要算大帐，服务“三农”的银行不良率或者银行的风险不一定比服务城市的工商业高。原因很简单，一个城市的一个企业破产，可能就几十个亿就没了，几个亿就没了，一个农民最多能贷多少?贷一百万那已经可能是最多了。如果像刘戈说的只能贷三万块钱，那一万个人也才三个亿，而且我相信农民总体来讲是非常朴实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有一套综合的指标体系，要找准“三农”金融到底薄弱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说农民没有抵押，我们怎么能探讨途径给他提供信用贷款，很多农村比较边远山区，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享受到现代金融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手段，有手机，我们能不能通过财政的补贴，给农民提供手机支付等等这些移动金融，所以我觉得这些都需要开动脑筋想一些新的手段，不能依靠传统手段，传统手段铺设网点那肯定是不行的。
刘戈：监管的风险特别大 必须要有新的机制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觉得还是有风险，这个风险其实来自于金融业本身的特质，因为我们总想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总想让它变成实体经济的基础。既使是你把这个钱真正贷给了农民，我亲耳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农民从信用社贷了九万块钱，他做了三个账户，因为一户是三万块钱，所以三个账户是九万块钱，结果这个钱他拿来以后没有去种地，而是给邻村的人放了高利贷，高利贷拿这个钱干嘛呢?去投资到矿上，然后矿上倒闭了，那么最后这个钱又扎水里了，所以这样的监管就难度非常大。
如果仅仅说我们通过商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所以你必须要有新的机制。比如日本就有农协，那么有这样一些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它能够起到一个把农民的利益和银行的利益绑在一起，同时有国家的政策支持，那么这样可能，好，你贷款，这个钱不是给你个人的，我直接就进到化肥商那儿了，进到种子商那儿了，你不经手这个钱那可能这些钱才能真正的用到农业生产里面。
向松祚：要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 改变县域农商行的激励机制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当然客观首先承认这些年就是国务院中央出台很多惠“三农”的政策，就是农民要富，农业要强，农村要美，“三农”这些政策在这些年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现在讲薄弱环节在哪里?我先说农民，我们做过一些调查，农民迫切需要的是三类贷款，一个是助学贷款，比如说小孩上大学上不起，首先上学一年一两万块钱对农民是一个巨大负担，这一块能不能彻底的解决了;第二，农业的生产资料和农机设备的一些贷款，比如说有一些农民，比如说化肥，种子，确实流动资金也有问题，包括拖拉机等等。这个贷款银行要想办法解决;第三，耐用消费品的贷款。冰箱、洗衣机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创造条件，为农民解决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还有，我们现在农村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包括这些大银行的县域以下农村的机构，它首先要把激励机制改过来。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信贷员的收入和奖金直接与他每年发放的贷款额，他创造的收入是挂钩的，那你想我服务一个农民是花同样的时间，才贷10万块钱出去，我服务一个公司可能能贷几千万，所以他们服务农民的积极性确实不大，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国务院会议里面讲说金融机构都要往下沉，都要解决这个脱农的问题。
有核心的三条，第一条，就是农村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必须服务本地区，你不能把这个钱弄到其他地区。定位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你不能再说要做大做强，甚至还要去上海，深圳上市，那就麻烦了，他的心思就不在了。第二，他的利润考核，他的风险指标也要重新调整，因为他要服务农民，服务“三农”他的利润肯定就很难有那么高的增长了，他的风险可能确实短期之内有所上升;第三，就是内部的激励机制。比如说我服务一百户农民，可能这一百户农民加起来也就是几十亿的贷款，或者几个亿的贷款，那你服务一个企业，你可能工资比我还要多。那这种激励机制，你想我会愿意去服务农民吗?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定位，一个是考核体制，监管指标，第三个就是内部的激励机制，这三个东西不解决，它很难往下沉，它一定是往上浮。
刘戈：农民的土地可以流转抵押 金融改革就能再往前迈一步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觉得可能光是银行的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农业贷款和农业金融的问题，因为其实这里面有一些银行已经试图在做，但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农业生产里出的新的模式，银行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我去海南看到有很多山东的农民在海南承包了大片的土地，种辣椒，种西瓜，那么你是一个外来户，人生地不熟的，你来这个地方恰恰是最需要贷款的，那些传统的小农户现在其实他们自有的资金已经完全可以应付得了。而因为他们是外地人凭什么贷给你?而且你也没有资产，他们恰恰是最需要资金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那么怎么解决?如果说农民的土地比如说可以进行流转，抵押，那么我们的这个金融改革能再往前迈一步，能够让更多的这样一些农民的资产能够盘活。比如去海南种辣椒的山东农民，他在山东有房子有地，但是他的房子和地不能够变成金融资产，抵押物，所以他到了海南去种辣椒，海南的信用社也好，银行也好，不可能给他贷款，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光光是解决银行的动力的问题，那可能还需要更大范围里面去着眼整个我们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向松祚：财政要建立一个贴息的机制 普惠金融也需要财政出钱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配套的政策我觉得就是财政要建立一个贴息的机制，就是说实际上商业银行去支持“三农”的成本比较高，它的风险相对比较高。这个时候如果有农民，或者说农业的项目这个利息还不了，甚至本金还不了，财政必须要有部分的补贴的机制，补贴同时也会降低对农民贷款的这些利息，这是一个配套的。
第二个，我觉得他需要从我们刚才讲普惠金融方面，这个需要财政出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手机支付，或者是移动银行，这些钱，当然商业银行也可以拿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找一些公益基金赞助一些，但是财政在这方面也要出一些钱做这方面的。再有，我觉得政府应该配套帮助建立一项农民的信用信息的征信体系，一个联网的体系，帮助金融机构更好的了解现在农民的信息以及农业的信息。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我们不能完全靠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去做，主要是需要政府相关方面要负起这个责任。
吴庆：货币政策已经较宽松 不应该采取更大力度货币政策的调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一季度数据公布的当天公布这样的消息，它反映了我们宏观经济政策一个趋势，还是要保增长，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我认为货币政策现在的水平已经是非常适应现在的经济状况，现在经济状况就是正在下行，货币政策现在趋势我认为它已经在宽松了，现在货币政策比去年下半年宽松了很多，这样的货币政策已经配合当前保增长的总体目标，也适应现在的经济形势，如果说现在的货币政策还需要调整的话，那我认为它也是很小的区间上的调整，不应该采取更大力度货币政策的调整。
钱军：在谨慎的情况下 会适当让某些金融机构放宽一些贷款额度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很多时候市场关注中央政府到底会有多少刺激的计划，克强总理说了，我们不会有过度的短期刺激，可能一些比较温和的方法还是有，所以从这方面讲可以算是一个信号。另外一方面，银行体系也有风险，尤其地区性银行如果贷款太多，可能风险会更大。我的理解在比较谨慎的情况下，适当的让某些金融机构放宽一些贷款额度来达到一个局部性的比较温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