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银行间流动性紧张以及引发的各种市场预期和判断，无疑将成为本届陆家嘴论坛最热的话题之一。而“利率和汇率市场化、金融改革”这些既为既定改革目标又是已探讨多年的话题，也注定成为与会官员、学者口中最为“时尚”的字眼。然而，无论何种方式及节奏的变革，都将对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影响，因而更需慎之又慎。
应邀参与本届陆家嘴论坛的知名经济学家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接受了上证报记者的专访，阐述他们的最新判断和独到见解。
“钱紧”说明利率市场化程度还不够
记者：对近期银行间流动性紧张及央行反应，如何解读？
朱海斌：通过此次银行间流动性紧张，央行达到了打消市场对于进一步货币宽松预期的目的，也令银行认识到恰当的风险管理是其份内事。
尽管如此，此次央行还是承担了几项风险：一，声誉风险，虽然央行坚称流动性总体处于合理水平，但似乎对银行间流动性分布不均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而且恐慌情绪下的流动性紧张状况明显超出了央行预期。此外，把其他目标看得比维持银行间利率稳定更重要，可能会影响到央行为建立利率传导机制所做出的努力。二，虽然央行从一开始就重申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中却选择紧缩银根。而货币紧缩可能会对利率和信贷供应造成影响。
屈宏斌：近期货币市场流动性紧张，恰恰证明，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还不够。表面上看，有些银行大规模套利，他们可从市场上以低利率拿到资金，投入到信托等长期限品种，赚取利差。而之所以存在套利机会，是因为某些经济体的需求，愿意付出高成本，比如房地产行业。
若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自然可缩小其中较大的套利空间。所以，这次流动性紧张给我们的教训是，应该更加强利率市场化进程，减少对利率的管制。当然，经历这次教训后，银行也会变得更加谨慎，觉得套利有风险；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进程也将加快。
刘利刚：此次央行视银行间利率飙升而不动，主要是想惩罚银行过度从事套利交易以及影子银行业务。此后央行对银行进行选择性注资，主要是担心如果银行间市场利率继续大幅飙升，会造成部分银行违约，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
但这件事情之后，虽然央行会有想法要惩罚一些银行，但是会更注重系统性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造成的对实体经济的伤害。
利率市场化重在逐步扩大浮动空间
记者：目前市场对于未来资金价格上升、以及市场化利率等预期较多，这是否可以作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契机？如何更大程度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朱海斌：利率方面，预计银行间利率将有所回落，但不会恢复至压力前水平
。银行的高融资成本最终将由借款人埋单。一旦贷款利率攀升，将对业已疲弱的企业部门和经济活动构成压力。
信贷供应方面，预计2013年社会融资总量将达18万亿元。今年前5个月9万亿元的社会融资总量表明今年余下7个月还将有9万亿元的增加。如此判断，社会融资总额增速将有放缓，相应的，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也将减弱。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我们认为接下来6至12个月，有以下事情要做：一、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其次是取消贷款利率限制；二、存款保险制度预计会被证实引入；三、建立市场为基准的利率收益曲线，主要是发展债券市场。
屈宏斌：未来利率市场化的重点是，继续逐步扩大浮动空间，简化并合并利率管制的档次，最终需要管的是1至2个主要利率，其余利率则交由市场调节。
目前监管层强调的“盘活存量”，存量“不活”的原因是信贷配置效率不高，一个因素是金融机构本身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另一个因素是价格管制。所以对于今年利率市场化的空间，我们还是比较期待，因为目前来看，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暂缓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此外，利率市场化也需要金融市场参与者提高效率和能力，对客户的风险作出及时评价，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需要在方方面面都具备更多的国际经验。
但金融行业是个知识密集型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目前银行业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连2%都不到，和加入WTO前的市场份额基本差不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建议未来需要吸收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来，汲取其国际经验。
刘利刚：日本实施大规模量宽政策之后，中国央行就应及时降息，不是为了刺激经济，而是为了抑制热钱大规模流入、以减轻本币升值压力。接下来，央行需要降息、增大汇率弹性，在让人民币汇率跟着一揽子货币走的同时，加强资本管控。从政策角度看，越早越好，一方面稳定市场信心、避免较高资金成本出现，同时也有助于减轻对制造业企业的冲击。
利率市场化需要配套措施推出：一，金融业引入更多竞争，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允许有条件的中小民营银行出现，让他们来服务中小企；二，鼓励更多已上市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这样中国整体利率水平将会大幅下降，尤其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大幅降低。
人民币汇改主要是增加汇率弹性
记者：4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势明显，但与经济基本面走势背离。您认为其中主要原因是什么，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将如何演绎？未来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您有何期待？
朱海斌：总体偏离的情况确实存在。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基本面支持，而主要由市场原因推动：一、去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贬值，很多企业累积较多美元仓位，而今年需要将之平仓；二、5月初央行不断下调中间价，当时市场解读央行对人民币升值容忍度更高，进而推动人民币出现一波升值。
最近两个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不多，但由于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使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升值较快的局面。
预计人民币持续升值可能性不大，而是转为小幅贬值、更多的是双向波动，预计三季度每日波幅可能会从1%提升到2%、且实际汇价与中间价差距会缩小。
屈宏斌：目前金融改革出现一些超预期的进展，如人民币改革的问题，我们当时预计可能用5年时间，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最近的消息显示，有建议是2015年即可实现，这比我们提出的期限更为乐观。这也是好现象，汇率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市场从过去的一个期望变成了一个政策走向。
我们更加注重的不是汇率水平，而是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功能应该有所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一个重点。未来人民币将更注重下一步国际化进程。
目前资本项目开放已经是进行时，一方面是人民币有更多的通道，让资金可控地流入，扩大QFII、RQFII额度，让境外机构投资人民币债市；另一方面，让境外投资更便利化，比如企业走出去外汇管制尽量便利化。预计未来2-3年会有更多的开放措施出台，这是个逐步过程。
汇改主要是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增加汇率弹性。虽然今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强，呈现单边升值趋势，但不应被视为一个趋势和方向，下半年会看到更多的双向波动。
现在由于QE退出预期加强，资金出现了流出迹象，若说此前资金流入，是导致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原因，那资金流出自然也会影响到未来人民币升值趋势。
我们看到，去年前5个月人民币也是贬值的，下半年上升，带动全年中间价微涨，因此，从今年来的升值走势，来判断全年的人民币就是升值，还为时过早。目前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但接近均衡并不是意味不变，这已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政策。
刘利刚：市场已经在转向，远期人民币汇率已经开始走弱。人民币对美元合理水平应该在6.7，而不是现在6.14至6.15。今年前五个月，资金流入增大、而央行干预减小，也推动人民币稳步升值，这也带来如境内外利差扩大、人民币单向升值预期提升等问题，且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套利机会增加。
资本流出对人民币下一步贬值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资本账户的政策应当鼓励资本流入，抑制资本流出。这对中国经济保持较强竞争力有帮助。
金改应建立市场主导的定价机制
记者：随着流动性趋紧，金融机构可能开始一轮以收缩影子银行业务为代表的去杠杆过程。在此过程中，您认为宏观政策该如何应对？对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还有哪些期待？
朱海斌：新政策中提到的“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引人关注，我们认为需要分两步走。一，控制投机性金融活动，减少社会融资总量中的虚增部分；二，恢复信贷渠道效率，即根据供求状况，实现信贷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前已迈出第一步，但第二步超出央行能力范畴，需要财政、行业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支持。除前面提到的扩大利率浮动区间、发展债市外，建议措施包括：一、金融改革，建立由市场主导的金融产品定价机制。这对消除支撑投机性金融活动的根本动力至关重要；二、拓展渠道，为资金流动提供便利，如QDII2；三、向民间资本开放以往由政府主导的行业，如金融、铁路等，为其提供同等投资渠道；四、减轻企业部门税负，特别是政府政策扶持的领域。
刘利刚：建议，一、允许企业同时发行股票、债券；二、金融机构所有权多元化，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西方国家金融机构国有控股率通常为30%左右。这既能为民间资本寻找投资出路，解决储蓄率较高问题，也能使国家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养老金、职业教育等领域。
屈宏斌：当下债市核查是黎明前的黑暗，恰是为债市大发展的一个铺垫。我们看待债市发展，更看重基础性政策法规方面的变化，包括最近的流动性紧张和影子银行问题，本质都多少与债券市场都是有关联的。
其关联在于，中国城镇化规模巨大，其相关城建规模也较大，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化，但消费需求短期未能成为经济增长源，就转向内需里面的投资，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也将城镇化投资期限加长。
但与城镇化相关的中国金融体系，始终未找到一个合适的支持长期城镇化的融资体系。一个典型的问题是，现有以短期融资为主的银行体系，去应对城镇化的长期融资需求，最终导致错配。
目前城投债、影子银行等，都是中短期产品，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始终在短期产品之间“打转”。所以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债市必须有戏，除非城镇化不搞了。
总而言之，需要一个长期的融资工具与城镇化的项目匹配，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已成既成事实，所以现在不是讨论地方政府应不应该发债，而是讨论如何将“暗债变明债”，如何阳光化发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