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距离上报国务院法制办的最后期限还有将近3个月，但住建部已经完成了《基本住房保障条例》草稿的起草工作，购置政府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须和政府“按份”共有产权，这意味着购置型保障房的牟利空间将被基本清除。
　　近年来，围绕“共有产权房”社会各界曾展开过数次争辩，赞同声大于反对声。确实，共有产权有诸多值得肯定的政策优势：政府可以通过“合股购房”拥有部分房屋产权，来抑制富人投机炒房、转租套利；共有产权保障房，既可让政府产生社会效益，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从而会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共有产权房”也能舒缓公众对保障房的不满情绪。　
　　共有产权保障房属于舶来品，运作成功者非英国莫属。比如，英国购房者享有的产权，可以在25%～75%之间自主确定比例；还有，购房者获得完全产权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但在购得完全产权之前，政府会向购房者收取共有产权部分的租金；此外，在政府拨付一定启动款项后，由住房协会按照基金的形式来运作，从而保证这一笔账始终是清楚的，也保证了基金的保值增值。　
　　表面上看，英国保障房推行成功在于共有产权，实则不然，保障房不在于是否给多少产权，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中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及时退出机制，而将住房交给后来的弱势群体，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内循环机制。无论在英国、德国、新加坡，还是香港地区，在保障退出机制中都有着严格的法律惩治规定。譬如，在香港，如果发现有公共住房申请造假行为，申请者不仅会被取消资格，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实质性的追究与惩罚机制，加大了申请者的违法违规成本，使其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更需注意的是，共有产权保障房会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倘若地方政府把划拨的土地出让金以及其他政策优惠，换算成“股份”入股共有产权保障房，难免与现有经济适用房政策宗旨相悖；购买保障房共有产权的低收入群体，本来就没有购买能力，但制度安排强迫这些人掏钱购买，不仅增加了弱势群体的经济负担，让政府转嫁了原本应承担的责任，也会让保障房失去了保障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