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2年，银行业票据套现与诈骗大案迭发，一方面向整个行业警示着这一传统“低风险”业务的高风险；另一方面，烟台银行套现案及目前几例业内传闻中的骗取承兑汇票案再次暴露了城商行群体性的内控软肋。
    2005年以来，中国从沿海到内地，不少地方的城商行通过更名换牌、外资进入、民营化、跨区经营和联合重组等一系列方式进行了重组抢救，使股权结构和“牌子”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大行之间获得了绝佳生存空间，这一空间更借力地方政府“发展冲动”而更加广阔。
    来自银监会的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至2011年5年间，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大行资产规模行业占比从53.2%下降到46.6%（2011年末）；股份制银行资产规模的行业占比从13.8%升16.4%；城商行在银行业资产规模占比则从6.4%升9.0%。尽管绝对增长额并不巨大，但5年间市场份额增幅达40.6%，相对增幅在银行业中最为突出。可佐证的是，上市银行中城商行规模增速最快（因资本充足率高企）；部分城商行因股东变更、重组合并等因素，资产规模年均增速50%（如昆仑银行、包商银行、晋商银行等）。
    总体而言，城商行过去5年的“大跃进”得益于外部大环境和区域“好环境”，包括“更名换牌潮”也为城商行带来了品牌红利。
    然而细究城商行的成长，即使忽略近来发生的齐鲁银行伪造票据、汉口银行担保纠纷、烟台银行票据套现等案件，城商行客户甄别准入粗放、业务流程“化繁就简”、合规审计“让道”业务发展、异地扩张倚重“资源型人才”等风控隐忧积习已久。
    更值得关注的是，“出事”者皆有外资参股甚至控股之优良“基因”，但似乎并未对这一群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进行脱胎换骨的变革。有此弊病，加之银根紧缩带来的广泛资金饥渴和“内外勾结”需求，城商行群体未来在承兑汇票、信用证、“委托支付”领域面临的风险依然高企。
    但说引进外资一项，从几个案例可见，战略投资者并未给它们带来革故鼎新的变革。“引资未引智”的原因首先依然是中外“结合”之难：城商行的属地化、本土化企业文化远强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外资董事、高管在城商行一般都经历了从“四处抓权”到沟通协调高成本、“政令不出办公室”的无奈过程。部分境外高管在城商行员工心中只留下了享受中外双重节假日、“休假是天大的事”等感性认识。
    其次，城商行联姻的境外股东普遍“门不当、户不对”，除了国际金融公司等特殊性机构外，其他多为大型外资金融机构，业务互补性和共同性不强。例如南京银行与法国巴黎银行虽然“合作”已久，但后者的优势业务如私人银行、出口信贷、资金交易等，南京银行却鲜有涉猎。上海银行与汇丰、宁波银行与大华银行、西安银行与加拿大丰业银行、烟台银行与恒生银行、齐鲁银行与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等皆属此类，看似“郎才女貌”实则貌合神离。
    另一方面，城商行由于早先业务并不全面，对联姻过程中的业务合作范畴与深度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战略投资者由于文化和市场的隔阂日益成为“不过问细节”的财务投资者。
    在检讨外资入股城商行成效的同时，城商行自身亦须反思：未来在中国经济和银行业的版图中，城商行应该如何定位？在业务发展存在历史时间差的情况下，如何克服文化与认知隔阂发挥外资股东在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期专文对银行业“大而不强、全而不良、广而不精”的现状进行深刻思考，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局限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自身的定位亦需厘清。业内基本可以确立的共识是：除少量已“坐大”既成事实的城商行外，多数城商行均应该跳出银行业规模与速度情结，市场并不支持多数城商行成为全国性、全功能的大银行。绝大多数城商行应该发展为服务小微企业和在地居民的精品型的“社区银行”。这是城商行可以同外资股东一起研究的“顶层设计”问题。
    与外资股东财务投资化孪生的一个问题是城商行的上市潮。据中国证监会公告，已有14家城商行提交了上市申请进行发审“排队”。
    如果不慎思改进外资股东的角色定位，2009年后“战投”撤出国有银行所引发的“银行贱卖论”会否在未来某一时间再次于城商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