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IBM，他三次轻生

    无论是在清醒或绝望状态下，一个人选择自杀都需要相当的勇气。2006年从武汉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袁毅鹏，进入了国际商业机器全球服务（中国）有限公司。然而，从2008年开始，他三次选择自杀，这个年轻人为何如此绝望？

    “回不去”的IBM

    2011年6月16日，袁毅鹏服下安眠药在上海杨家渡码头跳江自杀的消息充斥了整个互联网，这是他在四年里第三次选择与死神约会。
    《中国名牌》记者本想在第一时间联系他，但想到他刚刚获救，希望他能在心情稍微平复后再回答有关问题。
    6月21日晚上8点，记者打通了袁毅鹏的电话，他依然沉浸在恐惧和绝望中，交谈中不时夹杂着抽泣声。
     “嗯，怎么描述我呢？也许是IBM史上最愚蠢的一个研发工程师。曾经乐观自信，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Forsure（笃定）Yuan’。学生时代梦想着成为最出色的电子工程师之一。
    毕业后只有1年工作经历，把7x24小时（一周7天，每天24小时）都投入了进去。我所有的记忆、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与这个社会的联系在4年前的一天戛然而止。过去的几年也许可以总结为恐怖和孤独。”
    袁毅鹏告诉记者，2007年6月至8月中旬，他因被诊断为“抑郁症”后回家休养，同年8月17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提出了诊断建议：“边工作边坚持门诊治疗”。袁毅鹏遂要求回岗工作，但被部门领导拒绝，并要求其“按照公司的决定辞职”。
     “我被拒绝返回办公室工作，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能与一只小狗‘说话’；不告知、不回复扣工资的原因，即使走了公司规定的申诉流程也无人理会；被一名部门经理和两名人力资源总监威胁‘即使你不自动辞职，让你回来，我们也会启动PIP考核流程，让你过不了，然后在你的离职记录里写生病闹事、不适合工作。’‘这是公司的决定，你得了这种病，必须走人，这是common sense(常识)……”说到此处，袁毅鹏不由得哽咽了。
     “强烈的孤独感和各种施压，让我自感抑郁症复发”，他说，“因为被克扣工资以及无法进入办公室报销医疗费用，痛苦绝望下，不得已才向公司医疗总监哭诉求助。”袁毅鹏回忆道：“2007年12月25日通知我，为了恢复工作，需要带我去一家他们指定的医院做一次鉴定。我听从了指示，但在医院里让我感觉奇怪的是，医生问诊的大部分时间并不询问我情况，而是在不断接听电话，电话另一头要求其‘要开出有认知力鉴定’”。
     “2008年1月11日，公司数位高层经理要求我签字自动解约，并声称如不听从，将于两天后以‘早已超过医疗期，发求助邮件扰乱公司秩序’为由单方开除”。当晚，袁毅口。即使废物如我，这个地球上有谁会眼睁睁看着自己母亲下跪，就为了进一家叫IBM的公司？”袁毅鹏再次忍不住失声痛哭。
    袁毅鹏在IBM当时位于上海淮海中路大楼下的一棵圣诞树旁吞药自杀。昏迷中，被民警送入医院救治并被鉴定为“双向性情感障碍”复发。
    2008年春节后，袁毅鹏坚持要求恢复工作，在得到“公司作出的决定，不能更改”的答复后，2008年2月20日，再次服药自杀未遂。　　

    中国抑郁症反歧视第一案

    2008年2月27日，IBM中国区人力资源总监亲自寄发邮件，以“袁多次严重违反公司纪律，并且在其经理大力帮助下仍不改过”为由将袁毅鹏开除，并最终了引发了双方的劳动争议，成为了中国抑郁症反歧视第一案。
    2008年6月18日，上海市浦东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了裁决：要求IBM“按原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继续履行（与袁毅鹏）的劳动合同”。
    袁庆怀向记者出示的IBM通知上写道，“愿意尊重劳动仲裁的裁决结果，继续履行公司与袁毅鹏的劳动合同，然而，客观情况自去年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您原来所在部门亦因2007年下半年及2008年初发生组织机构调整，建议您的劳动合同进行变更。此外，为便于您边工作边继续治疗以及方便家人对您的照顾，您的工作地点将安排在武汉，工作方式为在家办公。”“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好事啊！但是，对抑郁症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孤独对我是致命的伤害。广东省心理协会会长在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安排有抑郁史的员工孤独地在家办公，还不如安排让他到大街上数汽车呢……独自在家办公对有抑郁史的人群是有害的。’”袁毅鹏说，自己曾经把这份报道和其他许多专家意见都寄给了IBM中国，但是没人理会。
    “那时，原来的部门总监是我唯一的联络人，在电话会议中，他没有正面解释自己的部门是如何不存在于IBM了，也没有回答一个电子工程师如何在没有开发平台、没有同事协作的家中办公。如果我不接受，就立即终止协议。”袁毅鹏告诉记者，因为无法接受“在家上班”的安排，自己的病情随即加重，不得不于2008年7月入院治疗。
    2008年10月31日，IBM以袁毅鹏“不接受公司提议的工作安排建议、双方经协商无法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为由，与袁毅鹏正式终止了劳动合同，并提出“愿意提供其他补助人民币78576元”。
    2008年11月，袁毅鹏向上海市浦东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IBM履行上海市浦东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的裁决。2009年5月，浦东区法院下达了裁定书：“IBM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是一个新的行为，导致了原仲裁裁决后发生了新的实施，据此终结执行。”袁毅鹏期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的努力又告失败。

    “孤独得想把自己咬烂了”

    袁毅鹏说：“还没有按劳动裁决恢复工作，就又被开除了。一个个哭泣的夜晚向他们写了一封又一封乞求帮助的邮件，如同第一年一样，没任何回应。孤独得想把自己咬烂了。这就是我过去几年生活的全部内容，没有任何其他的，纯粹为了母亲活着。”
    袁毅鹏告诉记者，四年间也有正直的IBM员工试图解救过他，包括两位原IBM大中华区人事总监凌某和金某。2010年1月，金某曾安排袁毅鹏与第三方公司——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进行了三个月的试用，并与袁毅鹏签订了五方合同，提出将根据袁毅鹏在第三方公司的实际工作能力等评估结果，结合IBM当时的业务需求及袁毅鹏的实际情况和困难，提供旗下企业的合适空缺岗位。袁毅鹏说，“在脱离社会三年的情况下，我完成了IBM安排在第三方公司的严格考核，那时候甚至都走出了（抑郁症阴影）大半，好不容易又有了些新朋友。”
    “但是通过了试用期后的8个月里没见到过IBM一个面试官；在我给出反例推翻了原部门总监的种种借口后，终于得到了原部门一个20分钟的电话面试机会，最终被拒的书面理由居然是‘袁的工作经验不如别人’。”
    袁毅鹏激动地说：“‘在招聘过程中将参考袁的状况或实际困难’是写入协议的条款，但是最终还是无人理会。我又摔回到了1年多前的情形，甚至更糟。”
    “我的父母年事已高，本可以在武汉安享晚年，他们这几年来不停地奔波于上海、武汉和北京三地，就是为了讨回一个公道，母亲曾经在寒冷的北京冬天里跪在了IBM总部大楼的门口。即使废物如我，这个地球上有谁会眼睁睁看着自己母亲下跪，就为了进一家叫IBM的公司？”袁毅鹏再次忍不住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