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袁向记者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上的他精神奕奕，颇有些学究味，与现在的形象判若两人。他说自己和老伴都是武钢的工程师，享受着退休金，在武汉也有自己舒适的家。但是从2007年开始，他们的生活就被彻底地打乱了，而他们的对手只有一个——IBM。谁能想到两位形容枯槁的老人其实刚刚步入花甲之年。

    维权老妇“被失踪”

    当IBM高举公益的旗帜邀请各路媒体见证其辉煌的百年之路时，袁毅鹏却用投江自尽的方式终结自己与IBM长达五年的是是非非。同一天，他年迈的父母也在北京东北旺的环宇大厦（IBM研发中心所在地）门口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争。

    白发双亲为子鸣冤

     “我把老伴搞丢了”，2011年6月16日，电话那头传来了袁庆怀焦急且略带自责的声音，这与一个月前《中国名牌》记者在IBM中国总部——北京盘古大观门口听到的那个铿锵有力的声音截然不同。
    当时，两位衣衫破旧、形容枯槁的老人竭尽全力地反复呼喊“IBM——杀人魔”，他们就是袁毅鹏的父母——袁庆怀和赵玲叶。
    炎炎烈日将地面烤得发烫，老人却毫不懈怠地守护着铺在大厦台阶上的几张发黄的硬壳纸，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字迹显得有些凌乱不清，但从中却似乎能感受到一种愤懑的情绪，尤其是“IBM”三个字力透纸背。
    虽然大厦进进出出的员工不少，但大部分人步履匆促、无暇他顾。两名拉着行李箱的西方人走出大厦后，在“地状”旁停留了片刻，一名路过的中年男子指着地上对他们说了一句“IBM”，两人听罢窃窃私语几句，便摇摇头打车离开了。
    袁庆怀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对记者说，“我儿子因为得了抑郁症被IBM强行解聘了，我只能和老伴在IBM门口讨个说法。”他边说边从一个斑驳的帆布包里拿出了一叠“证明材料”给记者看，连声说“谢谢关心”。
    此后的一个月里记者两次致电袁庆怀，耳机里仍然回荡着赵玲叶呼喊的同一句口号。6月16日，IBM百年庆典时袁毅鹏自杀和赵玲叶突然失踪，令这一事件徒然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注。
    原来，老袁一家人竟然从2007年开始维权至今，三口人的生活已经彻彻底底地围绕着袁毅鹏曾经的东家——IBM转了将近5个年头。他们放弃了武汉温暖的家，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风餐露宿、身心疲惫，只为了换回IBM的一句“回来工作”的应允。
    6月16日下午3点多，袁庆怀在电话中说自己已身处派出所。因为找不到老伴，多次电话也无人接听，只好在北京东北旺的IBM研发基地门外摆摊“示威”，由于现场聚集了不少媒体记者，他的“地状”材料因此被抢。
     “当时保安人员把围观的群众驱散，然后有几个人凶神恶煞地冲上来抢我的材料，我赶紧报了警。后来一位姓曹的警官把我和保安一起带到了派出所。我也向警察报告了我老伴失踪的事情。”老袁说，从当天上午11点多起一直无法和老伴联系上。
     “在派出所期间，曾有两位非警方人员相继找我谈话，其中一个人反复询问，‘能不能通过经济补偿解决此事啊？’‘让孩子在家里工作行吗？’‘有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啊？’我回应他：‘有一道坎我们迈不过去，那就是孩子找了十几个工作都被拒了，不是因为他的学历低、技能差，而是因为前几年的工作履历一片空白，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重回IBM上班。’”老袁坦言，多年来一直与IBM谈不拢的原因就是，IBM始终强调以经济赔偿等形式解决问题，而坚决不让袁毅鹏回去上班。这一次也是同样的结果。老袁叹了口气说：“我已经家破人亡了，还要钱干什么，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早日走出过去的阴影。”

    “被失踪”的7小时

    6月16日晚上6点多，老袁在警方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老伴。惊魂未定的赵玲叶告诉记者，“上午11点左右，我和往常一样脖子上挂着牌子静坐在IBM研发中心门外的台阶上，发现今天的人尤其多，而且大厦的保安都佩戴了袖章，隐约猜到今天可能有什么活动。这时一女三男走过来说想找我谈谈，被我拒绝后就强行将我带上了一辆早就停在旁边的面包车。”
    赵玲叶说面包车开出去约10分钟后，在一个网吧门口停下，那伙人中的一女子就下车离开了。这时赵玲叶突然想起，该女士曾于两天前在IBM软件园与IBM盘古大观保安部的小磊（音译）共同勘察过大厦保安情况，而就在自己被带走时，站在不远处的小磊目睹了整个过程却没有任何反应。
     “在车上待了七个多小时，他们给我水喝，还要给我饭吃，都被我拒绝了。后来他们说，‘有些事情是法律解决不了的，你赶紧回家吧！’不久，有一位自称受IBM委托的律师上了车，我说：‘这么巧会以这种方式见面’，律师说，‘今天不谈就没有机会了’。
    我说：‘我要求按照2008年6月劳动仲裁的结果执行’，他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可以以和解金的形式解决。’我回应：‘连命都快没了，钱给谁用呢？’最后，对方只得下车离开。”赵玲叶称。
    在这几个小时中，几名看守者坚决不允许她接听电话，反而是因为那名律师的解围，才得以接通老袁的电话。晚上6点多，赵玲叶被面包车载到一个新地点后终于恢复了行动自由。
    记者此后也按照赵玲叶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几个目击证人，其中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热心人向我们描绘了当时的场景：“早上10点来钟，那辆车和几个人就来了，他们一直在门口聊天。除了一个女的眼熟外，其他人从来没见过。当时老太太的脖子上挂着牌子，他们就硬拽，把牌子抢下来了。然后3个男的一起将老太太往车里抬，老太太鞋都掉了……挺惨的。”该目击者说自己常年在这里上班，跟老袁两口子早已熟识，“当天是IBM百年庆典，可能是怕老太太闹事吧。”
     “老太太说过她孩子得病了，IBM就不要了。他们一般情况下是在外面静坐，但不被允许进楼。经常会有热心人关心他们，买水买饭、拿凳子给他们坐，但他们都婉拒了。IBM员工围观得比较少。”一名保洁人员告诉我们：“老太太很可怜，能看出来她身体不好，但挺执着的。”

    “狗窝”里的工程师

    6月17日，北京西客站附近的一家僻静的餐馆里，记者又见到了袁庆怀。他显得愈发黑瘦，汗水把衣服紧紧地黏在皮肤上，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说刚刚去火车站送走了老伴，因为儿子昨晚跳江自杀幸好被警察及时救起，老伴买了最早的火车票赶回上海。说到此处，老袁忍不住一边抽泣，一边以手掩面。
    他一直强调，儿子就是命根子，没有了他，自己也活不下去。“孩子非常要强，很小就独自住校，学习特别刻苦，我从来都没为他的学习担心过。
    2006年IBM招聘新员工，竞争非常激烈，儿子却脱颖而出了。那时，他刚刚从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IBM公司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骄傲，所以，在工作期间，他把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研发中。结果刚工作了一年，就开始出现头晕、困乏的症状，然后睡眠的问题接踵而来，经诊断患上了抑郁症。都是我的原因，没有督促孩子好好锻炼，身体才出现问题。”
    谈到缘何采取摆“地状”如此极端的行为，老袁向记者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上的他精神奕奕，颇有些学究味，与现在的形象判若两人。他说自己和老伴都是武钢的工程师，享受着退休金，在武汉也有自己舒适的家。但是从2007年开始，他们的生活就被彻底地打乱了，而他们的对手只有一个——IBM。
     “IBM的人曾经到过我们在武汉的家，跟居委会及邻居说，我们的孩子会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在IBM楼下守候时，也曾经得到过IBM员工的无声帮助，但是IBM的相关领导没有出现过。我有几次情绪激动，进入到IBM工作区，保安都会报警。但警察每次来要求IBM负责人出面，都不了了之。我们曾经没有喊、没有叫、没有写地状，只是耐心等待，却没有任何结果，无奈之下，只能如此。”老袁叹了口气。
     “儿子独自住在上海，我们老两口在北京告状，现在住的地方和狗窝没啥两样，有时候会睡在火车站，而且还要防止IBM的保安跟踪。”他说。之后记者随同老人来到所谓的“狗
窝”：一间拥挤而肮脏的储藏室里摆着几张上下铺，空气污浊得令人作呕。“一人一天25元，我和老伴挤一张床的话一天30元。”老袁告诉记者，在IBM大楼前一待就是一天，午饭没着落，所以一般每天早上要吃两袋方便面，咽不下去就用啤酒就着吃。